根据中国方面的记录，可以知道，在离南京城以外的地区，还发生了两起大屠杀事件。一起发生在燕子矶和乌龙山之间的巴斗山附近，另～起发生在靠近南京城的幕府山背后的沙州。据《首都志》记载，巴斗山位于燕子矶之东，但其间的距离不清楚。现在台湾的郭岐将军当时曾目击该地发生惨剧后的情况。郭岐是南京守军的军官，他在十二月十三日首都陷落后，曾在南京隐蔽下来，翌年，即昭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乘渔船逃离南京，前往上海。在航行途中，离南京城二、三十里（华里）左右，船驶过巴斗山后面，他立即上岸，这时目睹惨状，郭说：“遍地都是尸体……臭气四溢，令人作呕。这些死尸都是军人。”这一记述。见于《危城脱险记》，收在一九七九年在台北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台北市中外图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在该书的主要部分《陷都血泪录》（旧著翻印）中还这样记述，这些死尸“多达二万余具”，尤其是“从下关到镇江的扬子江沿岸这一带偏僻地方，全是这些死尸”（第五十一、二○六页）。
关于发生在幕府山背后扬子江岸边的惨剧情况，南京守军军官钮先铭也有叙述。在他写的《还俗记》（一九七三年，台北市中外图书出版社出版）中，就当时在上元门永清寺（后改名为鸡鸣寺）当和尚进行避难的情况，作了详细叙述。我们可以从这本书中，了解到新的事实，那就是在大湾下的沙州（幕府山背后）——从永清寺起至扬子江支流过去一、两公里——曾有二万俘虏被屠杀。
第四节 对无辜南京市民的残暴行为
资 料
日本军对残兵败卒的逮捕是冷酷无情的，进行得相当彻底。有时，全体占领军像是发疯一样。于是，对无辜的普通老百姓进行屠杀、强奸、掠夺、放火等残暴行为扩大到了全市，胜利者的宴会一而再地举行，令人可怕。
有一本书，汇集了有关日本军占领南京时所犯下的残暴行为，特别是一般市民严重遭殃的记录，向世界舆论提出了控诉。那就是《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特派记者田伯烈（H。 J。 Timperley，一译廷珀利——译者）编著的《战争是什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China； adocumentary record， London， 1938， 228p。），该书除出伦敦版外，也出了纽约版，书名为《日军在华暴行》（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 New York， 1938，280 p。），还出了加尔各答版。在中国出版的，书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杨明译，一九三八年七月出版，三一八页），那是在原著公开出版前，根据原稿副本翻译的。根据这一中译本进行转译的有两种日文版本，一为《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译者不详，二五五页），一为《所谓战争？日军暴行录》（译者不详，二一五页）。当时在汉口的鹿地亘、青山和夫为该书作了序，因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该书是在汉口或重庆出版的。
在战争期间出版的转译本，龙溪书会的翻印版是现在普遍知道的文献，而在中国出版的转译本则十分珍贵。这是最近承蒙今井清一的好意才了解的，认为在日本恐怕只有一本，收藏在横滨市立大学教授山极晃手里。鹿地、青山为此书作了序，我曾看过鹿地写的《在华十年》、《像火一样》和青山写的《谋略熟练工》，但都没有谈到这个译本的事。无论怎么说，他们所作的序总是揭示“皇军”真面目的重要资料。可以认为，这个译本的出版，是专供收容在常德、西安的日本俘虏收容所里的日本士兵和朝鲜义勇队士兵们阅读的。但是在鹿地写的《和平村记》等等的文章中，则看不到这种情况。
田伯烈编写的书，不仅仅限于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披露，而且还把日华战争初期阶段日本军在华北、华东各城市所犯暴行和日本空军狂轰滥炸所造成的灾害情况，集中汇编在一起，那都是一些侨居在各地的外侨各自记下来的目击记。
有关事件的基本资料， 有燕京大学徐淑希教授编著的 《南京安全区档案》（Documents of the Nanking Safetyzone， Limited， 1939， 171p。 ）。南京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 （The l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Nanking SafetyZone）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到翌年即昭和十三年二月上旬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就日本军人所犯暴行提出报告，并为保证难民的安全问题发出了公开信，此书收录了关于上述情况的记录。这些记录，多半也收于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
在占领南京之初， 《纽约时报》 的德丁、 《芝加哥每日新闻》 的斯蒂尔（Archibald T。 Steele）、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C。 Yates McDaniel）以及路透社的史密斯 （L。 C。 Smith） 四位新闻记者， 还有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摄影师门肯（Arthur Mencken），他们都留在南京。在发生南京事件时，这些留在南京的外国记者和其他有关新闻工作人员，纷纷向国外发布消息，上面提到的田伯烈和徐淑希教授编著的书也很快问世。但是欧美人士大都知道这一事件，一般认为是通过一九四一年出版的埃德加·斯诺（Edgar。 P。 Snow） 的《为亚洲而战》 （The Battlefor Asia， 1941。 ）一书了解的。在发生事件时，斯诺并非在南京，所以，他所记述的，似乎也有多少谬误之处，但出于熟练的记者之笔，无怪乎具有扣人心弦的强大感染力。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后身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The Nanking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在南京陷落后第二年，对南京市区及其附近农村地区在战争中的受害情税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已公开发表，题为。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 （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 December， 1937 to March，1938， Shanghai。 1938。 70 p。）。这是一份出色的调查，但其推算方法有些问题。特别难以同意的是对于死亡的人数作了过少的推算。由于存在这个弱点，即使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辩护方面也没有把它作为证据提出来，这一点务必考虑进去。
不管怎么说，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记录收罗了有关南京事件的资料。这些记录十分庞大、复杂，但要简单了解其全貌，可以看一下检察方面最后提出判刑要求中关于松井石根的部分（《远速》 ，三八○号，见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南京事件》 1，第三一九至三四三页）。在该书里，每份资料都标明了编号和英文速记记录的连续页码，因此，可以据此作为原始资料。另外，前面提到的检察方面的证据一九○六，内容以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提出的。南京现状及这份报告为主，而这份报告的笔录者是驻南京的副领事詹姆斯·埃斯皮（James Espy）。这份材料也综合而详尽地记述了南京在日本军占领后一个半月时间内的现状，可以说是重要的文献（《远速》，五十八、五十九号，见前引书1，第一四九至一六三页）。
大约在日华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四、五月间，在武汉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也出版了《敌寇暴行实录》（关于编印这一文献的情况，郭沫若在他的《抗日战争回忆录》（即《洪波曲》——译者）中有详细说明）。我虽没有见过这本书，但仍然认为，其所收资料是与南京事件有关的。
上述各种资料，除斯诺写的那本著作和《敌寇暴行录》外，包括记者德丁的两次报道，都收集住笔者编辑的日中战争史资料8、9《南京事件》1、2中。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作了重新翻译的尝试。
中国人和日本人就南京事件所写的书，这里不作介绍，但只想推举一个文献。那就是《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的采访报告《中国之旅》，此书取材于日本军在中国各地所犯下的屠杀事件的后果——一九七一年在中国的特别关怀下调查所得。不言而喻，书中关于“南京事件”占了很大篇幅。对此出色的报告文学，务希大家一看。
在日本，企图把南京大屠杀事件当作“无稽之谈”的，有已出版的铃木明、山本七平、前田雄二等人的著作，它们引起了反响。我在本书第二编，将对他们的观点进行批判，希参阅。
概 况
如前所述，斯诺的记述是第二手资料，因而可能有错误，但要概括了解日本军对南京市民所采取的残暴行为，那是比较合适的材料。先抄录了部分如下：
现在世界上到处可以听到关于南京屠杀的血腥事件。根据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告诉我的计算数字，日本军在南京至少屠杀了四万二千人。
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又说，在从上海向南京的进击中，估计有三十万人被日本军杀害，这个数字差不多与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相等。
卑鄙的是，只要是女的，从十岁到七十岁的人都遭到日本军的强奸。
难民常常死于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的刺刀之下（中略）。
一万二千户商店和房屋在储藏的东西和家具被掠夺一空后，即被付之一炬。市民丧失了所有动产。无论是日本军的士兵还是士官，都用汽车和人力车抢走了一切可以搬得动的东西，并企图把东西运到上海（中略）。
国际“难民区”是住满了多达二十五万名（实为十三、四万名。——洞富雄注）萎靡不振的流浪者。实际上，这对非战斗人又来说成了危险地带，而对善意地建立这些“难民区”的人来说，成了多管闲事，自找烦恼。
他们单纯地认为，日本军也将考虑外国的舆论而尊重这个天堂。可是日本军司令官决不会承认这个神圣的私自设置的地区（中略）。
日本军每天到这个地段来，抓走妇女，以便安慰好色的英雄们（中略）。
数千名男子从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