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 （为此）产生了一种‘歇斯底里’的恐怖心理。如果这种恐怖和绝望发展到反抗士兵们袭击妇女的话，那就会发生应由阁下等官宪负责的残酷的杀伤事件。”官宪虽答应派卫兵来守卫大学的建筑物，但没有卫兵前来。我要大使馆的官员跟我来，并对他们说：“大街小巷都有人在流着泪凄惨地说，只要有日本兵在场，不论哪个人和哪个家庭都得不到安全。”我还说：“就离阁下这幢建筑物最近的地方，仍有几处尚处于这种恐怖和苦恼之中。”（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五十五页）
马吉牧师（？）和贝茨博士一样，也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他在致其在上海的妻子的那封信里也详尽地叙述了那段时间安全区内的治安情况。这已作了介绍，所以在此只列举那封信所写的主要内容。
十二月十五日，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附近的一所收容所里，全部难民一千三百人被强行带走，带到了屠杀的地方。
十六日，早晨开始就接到了关于强奸事件的报告，在熟知的人们中起码也有一百多名妇女被士兵们拉走。在自己家里遭到强奸的，无疑是此数的几倍。白天，日本军将收容在司令部和最高法院里的难民全都强行拉走。
十七日，掠夺、杀人、强奸事件毫无收敛之迹象，还在继续发生，即使粗略地计算一下，从昨夜至今天白天，也有一千名妇女被强奸。
十九日，全然是毫无秩序的一天。由士兵纵火而引起的重大火灾屡有发生。
二十日，野蛮行为和暴力未见停止，继续发生。整个南京城已被有组织地焚毁（前引书2，第三十二至三十三页。抄录）。
十二月十六日发生了这样一起事件：除安全区内的华侨招待所外，还有两个难民收容所里的五千名（当然，确切数目不详）散兵被带走，在下关中山码头被枪杀。这起事件在外侨的资料中未见反映，但中国方面和日本方面都有确凿的证据，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参照本书第四十三至四十四页）。
由于发生事件的时间不详，所以这起事件未能成为批判前田雄二的论点的直接资料。许传音博士同样也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仅有一名中国人），并是慈善团体“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他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就如下严重的集体轮奸事例作证说：一伙日本兵分乘三辆卡车来到安全区内的一个难民收容所，带走了所有归女，并在走廊里进行强奸。许传音博士想去制止这种暴行，但无济于事（前引书1，第二十七页）。
举例太多，似嫌罗嗦，但最后介绍一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交日本大使馆的关于日本军暴行事件的记录（该记录未包括在金陵大学校园内的难民收容所里发生的暴行事件）内容。根据初期阶段的记录记载，调查了十二月十四日至二十日发生的事件，总数达一百三十四起（报告数是一百零五起，但在一起中大多涉及两起事件）。细目如下：杀伤十八起，掠夺五十一起，强奸（有很多情况是一起中有数人轮奸）五十一起，强行带走十四起。时间分别是：十四日九起，十五日十九起，十六日二十二起，十七日三十五起，十八日十一起，十九日十六起，二十日二十二起（前引书2， 第一○三至一一○页，第一六七至一七三页）。一百三十四起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但在整个安全区内所发生的日本兵的暴行事件，肯定不止这些。该记录还说，此外不断有人报告发生亲眼目睹却没有时间捡查，也没有时间记录的事件（前引书1， 第一六七至一六八页）。而且，最主要是安全区相当大，仅几个外侨委员和中国职员肯定是不能了解暴行事件的全部情况的。而且，也正如贝茨博士所说的那样， 被害人怕报复，大多隐情不报（前引书1，第五十七页）。理当能够禁止日本兵进入的安全区，竟然也每天发生这样多的暴行事件。
前田雄二说，安全区已在十五日恢复了治安，在此以后就根本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有关日本兵在安全区内的不法行为。然而，上述引证的各种记录，可说是一种反证的资料，望能加以研究和探讨。
尽管这样说，但我并不就此认为以前田为首的许多随军记者是“睁眼睛”，是伪证者。主要是特定的人看问题的角度相当狭窄。我认为，在现实中所看到的的确是事实，而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过，我要说的是，只要这些随军记者出来作证，说出事态的全部情况，那就有危险性。
我所作的批判稍许详尽了一点，但那是担心前田的记述影响很大。事实上，渡部升一在《诸君》十月号上撰写了题为《万犬虚吠的教科书问题》一文，很快就提到前田的著作，他在阐述南京事件时，认为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书应当作为共同研究讨论的基本资料。
再者，前田雄二企图不承认所谓的“南京大屠杀”。在发生事件的当时，松本重治是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他在自己所写的《上海时代》中介绍了据说是随军参与南京攻陷战的前田雄二、新井正义、深泽干藏等前同盟通讯社记者所说的、对被屠杀的人数所作的估计。松本重治说：“三人都是相当老练的记者。他们说，似乎没有发生过几十万人的大屠杀事件，并说在非战斗中被屠杀的人数最初可能是一、两万人”（中央公论社新书版，下册，第二五二页）。前田是松个重治提到的三名记者中的一个。但是，他本人在其《在战争的浪潮中》只字未提关于一、两万人的估计，在叙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屠杀情况后，只写道：“难道不正是以这些事实为核心，让谣言广为传播，以致战争受害者的人数也不断增多，膨胀到一个巨大的数目”（《在战争的浪潮中》，第一二四页）。不过，他在上述《星期一评论》上刊登的文章中写道：“受害人数合起来无论如何也不到万位数，总数可能是三千人左右。”
同盟通讯社的各位记者所说“一、两万人”，是根据什么资料推算出来的呢？尤其是前田所说的“三千人左右”，难道说是由“老练的记者”推算出来的吗？仅被屠杀的俘虏和“便衣兵”人数就是此数的几倍、几十倍。如此重大的事件，仅根据自己看到的进行估计，这是相当危险的。我希望前田能在充分研究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再作负责的发言。
第三节 山本七平的“史料批判”
山本七平在《诸君》杂志上连载的《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一文，一直执拗地夹叙夹议地谈论“砍杀百人比赛是虚假报道”，在其最后两回《“出于时代的逻辑”而杀人》（一九七四年三月号）和《最后的“话”》（同年四月号）中首次提及所谓“南京大屠杀”的一部分问题（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六八至三二三页）。
山本七平所提及的是，取道“砍杀百人比赛”的前《每日新闻》记者浅海一男的同事——铃木三郎记者所写的凄惨的经历谈：《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载《潮》，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号），以及上海派遣军所发表的关于遗弃在南京城内外的尸体数。
前记者铃木二郎所写的“亲眼目睹的经历谈”，内容都是虚构的（载于四月号的文章），说是根本没有屠杀中国军队的官兵，其阵亡人数也不过四、五千人（载三月号文章八——山本七平这样解释“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这种发言实在令人吃惊，也令人可怕。
随军参加南京攻陷战，目击了南京的悲剧的记者、评论家和作家达一百余人。其中，以亲身体会在战后发表关于南京暴行的谈话的，只有两人，即前《每日新闻》记者铃木二郎和前《朝日新闻》记者今井正刚。对今井的亲眼目睹的经历谈，铃木明提到了它，臆断为是骗人的谈话。这次则是山本七平对铃木二郎的亲眼目睹经历谈发起了挑战。山本七平的挑战是否奏效，“南京大屠杀”的“传说”是否能被揭穿？我们就先从这些问题开始探讨。
N、Y两人证词的可靠性。
铃木二郎记者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登上了为炮火击毁的中山门，进入南京城。“第二天即十三日，一行数十人包括后来接踵而来的中川纪元画家、已故大宅壮一等人在内的《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记者、摄影师，就以马路边一座砖瓦结构、空无人影的旅馆为前线总部开展活动”，而铃木又重返中山门。他就是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令人可怖的悲惨的大屠杀”。当时的情景是“在二十五米（宽）的城墙上排成一行的俘虏，一个个被刺落到城外”。据他说，这些俘虏“在死神面前，有的露出满意的微笑，有的时而哈哈大笑，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前《每日新闻》记者铃木二郎这样说。但是，山本七平对此亲眼目睹的经历谈却作了批判，说是在时间上首先不对头。山本批判的根据是第九师团（金泽）富士井部队（第三十五联队）第一大队本部军曹N写给铃木明的信。据N说，第三十联队于十二月十一日开始进攻中山门，十二日下午六时攻至中山门以东四百米一线，但在城门和城墙上的敌人不甚强劲，“那天半夜，敌人的枪声突然稀少，第二中队因此断定敌人有撤退的迹象，便派出侦察军官前往中山门，那里已无敌人抵抗，于是就占领了该地。而且，第二中队于十三日黎明时完全占领了中山门及其附近一带”（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三页）。
由于南京城的城门已被攻破，中山门的守军担心退路被切断，便在十二日半夜放弃了中山门。山本把南京攻陷战说成是“无流血、无战斗的入城”，但仅就攻占中山门而言，近似“无流血、无战斗的入城”，或许是事实。
这点暂且不谈。 据N军曹说，攻占中山门的是富士井部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的侦察军官。不过，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