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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红枪会果真是山本七平所说的那种集团吗？红枪会成立于民国五、六年（即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以后，中心在河南，从山东、河北（直隶）、山西、陕西扩大到安徽、江苏、湖北的北部地区，发展成为一股拥有数百万会员的巨大势力。它是农村的一个具有宗教秘密组织性质的武装自卫团，在遭到军阀或土匪骚扰时就起来与之进行斗争。除红论会外，中国北方各省各地区还兴起了同样与秘密结社组织有联系的农村自卫团体，如黄枪会、黑枪会、大刀会、天门会等，总而言之，它们可称之为枪会运动。
前一个时期， 有关枪会运动的出色研究文章相继问世。 那就是山本秀夫所著《农民解放斗争的新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农民战争》（收录于《现代中国讲座》2《中国革命》 ，一九六九年）、三谷孝所著《国民革命时期的北方农民暴动——以河南红枪会为中心》（收录于野泽丰所编《中国国民革命史的研究》，一九七四年），以及马场毅所著《红枪会运动序说》（收录于青年中国研究者会议所编《中国民众反叛的世界》，一九七四年）。根据这些研究文章，我对枪会运动略作一些叙述。
据悉，枪会在国民革命时期展开了高涨的同军阀的斗争，但在一九二八年北伐战争结束，继而在一九三○年爆发的阎冯联军与蒋介石军队的。中原大战“，也以蒋介石获胜而告结束，于是各省的枪会运动便失去了活力，开始瓦解。
然而，在一九三○年前后枪会运动低落时期，暂时出现了类似山本七平所说的“他们对企图推行‘西欧化’的蒋介石进行了彻底反抗”的状态，这看来是事实。那就是在江苏、安徽、山东西南部的各地发起了大规模的暴动，对国民政府加强政治上的统治进行了反抗，而国民政府试图“改革风俗”，即禁止“迷信邪术”（秘密结社）。
关于三十年代日华战争爆发前的枪会运动，好像几乎没有什么资料。后来也没有迹象表明发生过这类暴动。即使政府也放宽了“改革风俗”的政策，可想而知，对以隐蔽的形式秘密组织的集团的存在视而不见。因此，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日华战争爆发时，无法想象在农民中间会有“对蒋介石进行了彻底反抗”的那种强有力的抵抗。假使在枪会农民中间出现了若干对政府的反抗，我也不能因此同意这样的判断，那就是他们即使在祖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仍还对往事耿耿于怀，不屑于参加首都保卫战。
沉寂一时的枪会的武装斗争，随着日华战争的爆发，再次蓬勃发展起来，其锋芒直指侵略军，这在当时日本军是最清楚的了。载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出版的《情报》三号上的《红枪会的背景及其现状》一文作者谢尔曼·霍维尔说道：“红枪会、黄枪会、天门会、黄沙会、老金会及其不胜枚举的众多的农民秘密组织参加了津浦铁路沿线、淮河沿岸的战斗以及其他许多重要地区的战斗，”“现在的时势是处于如此极端苛政的压迫之下，因而红枪会的壮大程度是以往无法比拟的，关于红枪会的勇敢精神，世上已有定论，来自中国前线的报道一再表明他们无疑组成了战线上的‘敢死队’的主体。”
南京攻防战是发生在日本军侵略中国后第五个月。当时，红枪会的兵团已被编入南京守军，也是不足为奇的。据悉，北方兴起的红枪会很快就发展到江苏省扬子江边（长野朗：《中国兵、土匪、红枪会》，大正十三年出版，第三四四页）。因此，也许这方面的红枪会赶来参加南京的防守。枪会，不仅在扬子江以北有，看来江南也有它的组织。所以，不妨也把它们看作是阻挡日本军进攻南京的障碍。
在此之前， 大刀会作为江南的枪会， 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之际，高举“奉天命大刀会”、“奉天命共产党”的旗帜，攻占了溧阳县城（位于江苏省南部），这一事实令人注目（三谷孝所著前引论文）。我最近从战争文学研究家高崎隆治那里得到启发，获知太湖周围早在日华战争爆发前就出现了红枪会的活动。在攻占南京整整一年后，庄司宪李正在从事太湖的鱼类调查工作。其《太湖勘察记》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述：“湖州曾有红枪会，反对国民政府，屡遭讨伐。然而，他们归顺于日本军，配合南京攻陷战，充当了日本军的尖兵”（《太湖勘察记》，第一三六页）。庄司宪季说：“吴某是公认的太湖红枪会首领，也一起归顺了。他不仅充当皇军的向导，而且率先接受皇军的训练，当了皇军在太湖方面的尖兵，在扫荡游击队共匪中立下了战功”（《太湖勘察记》，第十八页）。其中所说的大概与红枪会是同一个集团。这里所看到的红枪会是毫无民族尊严的武装集团。但是从这本书中另外也可以看到被视为红枪会余党的勇敢的集团的形象，它对日本军进行了抵抗。勘察班前往位于太湖中的西洞庭岛时，虽避免相互冲突，但庄司在那里看到了两百五十人左右的红枪会集团，并对他们退出西洞庭岛时的情况这样写道：“他们手持红缨短枪，搭乘两艘船，气势可怕。古井少尉目光炯炯地盯视着他们。”（《太湖勘察记》，第一二四页）
另外，我最近翻阅了《大阪朝日新闻》地方版汇编，从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北九州版”中了解到这样一种事实：占领南京后不久，勇敢的红枪会在杭州附近对日本军进行了抵抗。从杭州湾登陆参加南京攻陷战的第十军，在占领南京后转而进攻杭州。 此时， “竹内狤少尉的一队人马在杭州的激战中歼灭了自诩为强敌的‘红枪会’”——这个消息已由该报二月十三日晚刊作了报道，又在同年四月由讲谈社出版的《支那事变大事绘画故事》中，以《竹内部队的奋战》为题进行了介绍。
红枪会在抗日战争期间再次复兴，成为地方人民的自卫组织，蓬勃开展武装活动。所以，日本军称之为红枪会匪或红枪匪，但它并不是进行所谓土匪活动的集团。要是以传说中所说的红枪匪的印象来看日华战争初期的红枪会，那是不行的。
而且，山本七平把红枪会称之为“‘敢死队’式的集团”，或者说它的“宗旨是‘为战斗而死”’。这又令人莫名其妙了。他们只是深信“刀枪不入”、“枪弹不入”，即绝不会死于敌人的武器下，因此说他们的目的是为战斗而死，那就本末倒置了。另外就是山本七平所主张的他们“决不当俘虏”这一点，我请教了专家，似乎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们集体当俘虏不乏其例。
不是俘虏，但归顺于日本军，与日本军合作，这种红枪会并不少见。前面，我介绍了江南太湖附近的红枪会情况。儿玉机关的儿玉誉士夫于昭和十九年四月左右，曾在南京和徐州之间设立了总部，他也说到为使“神出鬼没、威胁我方”的红枪会归顺，在徐州举行了近两万人的很大的集体归顺仪式（《暴政、枪声、乱世》，第二十二至二十九页）。然而，对于儿玉的这种自吹自擂的吹牛大话，竹谷有一郎说：“把兄弟徐铁珊是红论会的头目，因而非常了解情况。”他说“红枪会的思想是江湖思想。因此，非江湖上的人，就不是红枪会匪……而在徐州附近平原的却是大刀会。这种说法对洞悉中国情况的人来说，实在令人可笑”（高山清行：《什么都不知道的日本人》，第六十五页）。因此，事情真实与否，看来还是个问题。然而，所谓江湖思想云云，却没有另外听到过。顺便说一句，据说徐铁珊于一九三七年前后，因土匪散伙而流窜到上海（前引书，第六十九页）。
又说，他们的武器只有红缨枪之类，现代武器一概没有，这却与事实相反。本来是以短枪为武器的，所以称为红枪会、黄枪会或黑枪会。如果与土匪等为敌，尚可以，但在与军阀和国民党军队处于对抗的高潮时期，枪会运动不要说是步枪，甚至连大炮也装备起来了。对此，古贺骑兵联队长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九日在锦西城外遭到了力量雄厚的“土匪”的攻击，中弹两发而死（关东军参谋部编：《满洲事变战志》 ， 第一○八页）。这次古贺联队长之死，实际上是与红枪会对战而战死的（庄司宪季；《太湖勘察记》，第一一五页）。
关于“红枪会匪”的知识，山本七平说：“我听到的情况与铃木二郎的报道不一样，与林芙美子的随军报道大致相同……”林芙美子在日华战争中两次从军，一次是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攻陷战，另一次是第二年的汉口攻陷战。作为随军记者，有关于南京攻陷战的 《南京行》 等五篇文章（收录于一九三八年七月改造社出版的《我的昆虫记》中），还有关于汉口攻陷战的《战线》（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朝日新闻社出版）以及《北岸部队》（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央公论社出版），我们都可以看到。在这三本书中，仅《北岸部队》写到了红枪会战士。林芙美子从广济出发，来到西河站前的河岸，此时在那里看到了“红枪队队员”的尸体。她叙述如下：
据说，今晨八时左右，军队来到西河站后，就有四、五百名中国人手持红缨枪，从河堤上隔河反击过来。听说连步枪也没有，只是拿着红缨枪，哇哇地冲过来，但不堪一击地被打发掉了，迟逃一步的红枪队队员，三个、五个倒在河堤下和战壕里死去。他们中有僧侣，身穿蓝或黑色衣服，头发一律剃光。每具尸体的胸前都贴着绿色四方角的纸片，在每张纸片上写有很大的“佛”字。一个队长模样的尸体还扎着白色腰带。太阳刚刚升起，河堤上的草木郁郁葱葱，而红枪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