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一职。早管劝驾者甚多，但刘铭传始终不肯出山。他之所以不肯出山，身体有病固是一个原因，但主要的原因是“知和议在即”，故以病作为推托的借口。另一个颇为重要的原因，是刘铭传认为朝廷并不真正重视他，所以采取“不降明诏”的方式。据说，他曾对人言：“吾任封疆，即退处，固大臣也。令廷寄等之列将，岂朝廷所以待大臣之义哉？”注7其不满之情溢于言表。这也说明了朝廷起用刘铭传的态度并不是很坚决的。如果当时光绪明发谕旨，明示必战，晓以大义，刘铭传是会亲赴前敌的。由于“有将无帅”，入朝诸将缺乏统一的领导，各怀意见，未能团结相处。据随盛军入朝的盛星怀报告：“丰（升阿）带旗不甚精练，且有骚扰。卫总统（汝贵）军令不严，且待下苛刻，诸将领、勇丁均生异志，其病非在一日，宪台谅早洞悉。左（宝贵）、马（玉昆）力顾大局，惜其器局褊浅，不能融洽。”注8特别是在战守问题上意见亦颇不一致。“黄州这次告急，马、左欲前进，总统力阻，恐得首功。”因此提出：“看此情形，非有督办不可。”注9直到八月下旬，朝廷始委派不孚众望的叶志超为诸军总统，不仅为时已晚，而且任命极为不当。日人评论说：“使败将叶志超任诸军总指挥官，但叶之威望坠地，不能统一诸将，有总指挥官之名而无其实。”注10在这种情况下，平壤之战的结局也就不难料定了。
其二，对平壤之战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就战略方面而论，当时清军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从平壤撤退，专保鸭绿江一线；一是加强入朝的兵力，力争必胜。叶志超是主张前一方案的。他退至平壤后，即曾劝说诸将“各整队伍，暂退瑷州，养精蓄锐，以图后举”。注11有人亦肯定此方案，如称：“是时清国宜企划撤退平壤之后，与其后方诸队并合，以优势兵力与日军会战。”注12其实，前一方案是绝对行不通的。因为此时日本已经组成第一军，而且其本部及所属第三师团皆于九月中旬到达汉城，随即由此北上，日军的兵力正在加强，拖延时间非为得计。对清军来说，当时最好的方案是，趁日军在朝兵力薄弱之机，迅速增派大军入朝，并以敢战之将统之，力争主动，与敌决战。如依克唐阿一军留防沈阳而下令入朝，能战之聂士成却派回国内募兵，未能抓紧时间从海路运兵至大同江登岸等等，都不能不是指挥上的错误。退一步说，即便暂不与敌决战，而有此众多的兵力，则可分驻数地，既可守险，又可互为策应。若能如此，则日军进攻平壤的困难将会增加数倍，平壤之战的结局也将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其三，消极防御思想使清军深受其害。日军主将野津道贯，对清军的意图颇为了解：必然是“全军一意困守平壤”，“盖彼极短于野战。窥其所长，唯有守城之法耳。”注13四大军入朝以后，本来有两次进攻的机会：第一次，是在八月上旬清军抵平壤之时。这是进兵汉城的一个大好时机。已如前述。第二次，是在九月上旬日军分兵进犯平壤之时。此时，各军虽“均挑八成队”注14前往中和、黄州一带截击，但又随即撤回平壤。本来，清军挑队南下即很勉强，各将统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左宝贵认为：“敌人宣军长驱，正宜出奇痛击。”注15马玉昆与左同见。而卫汝贵则认为：“此时东支西吾，万不敢孟浪进兵。”叶志超“审敌量力，亦颇为然”。注16只是在严旨的督促下，才不得不派兵截击北犯之敌，但又决心不大。恰好率鸿章来电告以：“若我进攻黄州，而阳德敌众绕扑后路，则进退失据，为患甚大。”注17此电正合叶志超之意，遂调各军回营。日本军事评论家曾对清军派兵南进之举给予肯定的评价，指出：“此计划果能成功否？不敢断定。但若实施之，则使当时分离日军之行动龃龉，不能在同一时期现出于平壤城下，因是至少可缓平壤陷落之期。当时日军包围攻击运动，殊为危险，若清军正当行动，拒止一方，向他方举首力转取攻势，则可得逐次各个击破之机会。然清将不能取如斯果敢之策及其军队缺乏运动性，遂唯见其实施之端绪，未见遂行。其南下邀击之顿挫，实清军之不幸也。”注18此论从原则上说是对的，清军果能对故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有可能产生一定的效果。但问题在于：清军并未从战术的高度自觉地实行“各个击破”的战法，派兵南进也只是单纯的截击。唯其如此，李鸿章和叶志超既惑南进成功的可能性甚小，又怕后路被敌包抄，只有坚匿平壤之一法，仍回到消极防御的老路上来了。
其四，清军在布防上问题甚多。险要处不置兵严守，全军株守平壤待敌，将战争的主动权完全让与敌人。此其一。把全部兵力的约四分之一来保护退路，其中有三千人驻于距平壤一百七十里的安州，从此地到平壤需两天的路程。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抽调如此众多的兵力来保护退路，只能削弱平壤的防守力量。此其二。错误地估计了日军的主攻方向，因此较为重视平壤南路的防守。而对平壤北路的防守则重视不够。增援部队未能及时赶到，是玄武门失守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其三。平壤城北所修筑的堡垒既少且近。北之坎北山、爱美山，东之大圣山、国主岘高地，皆未构筑堡垒，致使日军得以占据该处有利地形，并从容地布置炮兵阵地。在敌人的猛烈炮火轰击下，清军城北的几座堡垒是很难守住的。此其四。由此可知，日军在平壤南、西两个战场受挫，而唯独在北战场得势，是并非偶然的。
其五，主将的失败主义导致清军的平壤溃退。叶志超身为诸军总统，却无抗敌的决心。先在成欢之战时，他率一军撤至公州，使守卫成欢之聂士成军为之削弱，即已铸成大错。及至抵平壤后，更是丧失信心，提出撒军之议。因遭到左宝贵等的反对，也知朝廷不会批准，此议始寝。他见退兵不成，又以“倏得头眩心跳之症”为由，请求“开缺回津就医调养”。注19后被派为清军总统，仍“奏请开缺就医”注20，而朝廷则多方慰勉之，谕其“毋庸开缺，在营安心调理，一俟痊愈，即统帅全军合力进剿”。注21叶志超本应义无反顾，激励将士拼死搏敌。果能如此，则平壤之战局或尚有转机，起码不会遭到如此惨重的损失。因为经过九月十五日一天的激战，平壤南、西两个战场都打得很好，北战场虽然失利，敌人也只是突破玄武门的外门，一时尚难进城。此时，大多数日军皆一日未曾进餐，又饿又累，疲惫万分，已不甚任战。兼之雷雨交加，更不利于日军作战。如果叶志超下定决心抗战，重新调集兵力从北门反击，不仅可把敌兵赶出玄武门，而且夺回牡丹台和其他几个堡垒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叶志超却下令逃跑，使清军遭受到惨重的损失。有的日本历史学者亦认为：“清兵仍然有继续战斗的可能性。但是，总指挥官的失败主义招致了大溃退，使日军在第二天早晨几乎是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就占领了平壤。”注22对于清军在平壤的大溃退，叶志超是应负主要罪责的。
叶志超逃到安州后，又重演成欢之战谎报军情之故技，上奏朝廷：“倭人遽以三四万之众猛扑环攻”，“苦战五昼夜”，“子尽粮绝，退出平壤”。注23朝廷又信以为真，降旨慰勉有加，称其”深入异地，苦战连日，此次退出平壤，实因众寡不故，伤亡甚多，尚无畏葸情事”，竟“加恩免其议处”。注24后言官揭发其捏造战功，清政府下令查办。又被“械送京师，下刑部鞫实，定斩监候。”注25，叶志超本人虽受到严厉处分，也是其应得之咎，但朝廷用人不察，以致造成平壤大溃退的严重后果，却是永远无法挽回的。卫汝贵则系受池龟之祸，被拿交刑部治罪。据刑部上报，卫汝贵之罪状有三：一、“临敌退缩，以致全军溃败”；二、“克扣军饷”；三、“纵兵抢掠”。注26卫汝贵所统盛军纪律不严，事诚有之，然不能说就是“纵兵抢掠”。至于前两条，更是莫须有的罪名。在平壤之战中，卫汝贵指挥盛军在西、南两个战场激战，重创敌人，坚守阵地，是有战功的。共过有二：一是未能整饬军纪；二是不曾反对叶志超撤出平壤的错误决定。但若全面衡量，他还是功大于过的。一八九五年一月十六日，由刑部尚书薛允升监刑，将卫汝贵斩决。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高级将领，清廷竟然功罪不辨，草率成案，处以极刑，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注释：
注1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102、103页。
注2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103页。
注3 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第4卷，第179页。
注4 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第4卷，第161、171页。
注5 《日清战争实记》第7编，第44页。
注6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104－105页。
注7 王树楠：《清史本传》。
注8 《盛星怀、王锡祉致盛宜怀电》，《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上），第98页。
注9 《盛星怀致盛宣怀电》，《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上），第103页。
注10 誉田甚八：《日清战争讲授录》附录，第20页。
注11 栾述善：《楚囚逸史》。
注12 誉田甚八：《日清战争讲授录》附录，第20页。
注13 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第4卷，第158159页。
注14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572），第19卷，第27页。
注15 栾述善：《楚囚逸史》。
注16 《卫汝贵致盛宣怀函》，《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第189页。
注17 《寄叶总统》，《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7卷，第7页。
注18 誉田甚八：《日清战争讲授录》，附录，第2122页。
注19 《叶志超致周馥电》，《盛档。甲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