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族势力的决心。
他先将丞相陆逊逼得“愤恚致卒”后，继续遣使责问陆逊子陆抗二十事。接着，原丞相顾雍子顾潭、顾承兄弟被流放交州，客死异乡，骠骑将军朱据被赐死，尚书选曹郎陆胤下狱，太子太傅吾粲被诛杀，张纯弃市，江东大族中的重要人物可以说是摧折殆尽。相形之下，孙权对参与二宫之争的淮泗人物的处置却是轻描淡写的，仅全寄、惕竺、吴安、孙奇4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遭诛，其他重要人物如步骘等反受升迁。
孙权对江东大族坚决打击的原因，绝不仅仅在于陈寿所说的孙权疑心过重，即“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既臻末年，弥以滋甚”，其原因是深层次的。
从政治上看，孙吴国内除孙氏宗室外，另有两股政治势力，即南渡的淮泗集团和江东大族集团，这两股势力共同辅佐孙氏政权成就霸业，与曹魏、刘蜀相抗，但又互相约束、牵制，在政治上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孙吴开国，多是倚仗淮泗精英，但随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北方士人暂时不再南渡，南渡北士集团因为后备人才不足，日渐衰退。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名将周瑜、鲁肃、吕蒙等均已去世，此后南渡北士难以担纲孙吴政权中的重要角色。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盘踞江东多年的江东大族，势力深厚，影响深远，因此后备人才源源不断，又加上控制了吴国的官员仕进途径，他们的政治上升势头有超过前者的趋势，这自然会破坏已有的政治平衡。
这种趋势自然不是孙权愿意见到的，相比较而言，孙权更愿意任用南渡北士，因为南渡北士集团跟随孙坚、孙策、孙权父子多年征战，与孙氏政权的关系正如吕范所言，“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败”。而江东大族久居江东，与孙氏政权实质上仅是一种合作关系，孙氏政权借江东大族而建业图霸，江东大族也借孙氏政权而扩充势力。南渡北士与江东大族，孰近孰远，孙权心中当然很清楚。
再从经济上看，隐匿人口、侵吞土地，本是东汉末年以来豪强地主的拿手好戏，江东大族也不例外，“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是吴国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同的是，在吴国，江东大族超越制度过量占有土地和劳动力的行为，是得到孙吴政权默许的。《世说新语·政事三》载会稽贺邵出任吴郡太守，遭吴中诸强轻视愤而以“检校诸顾、陆役官兵及藏逋亡”以示报复一事，及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注》中称：“人多离其本土，逃亡在外，辄为势家所藏匿，官不敢问”。皆说明孙吴政权实际上是以默许江东大族私占人口、土地为条件，来获得江东大族的支持。
而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豪强地主占得的人口、土地越多，对孙吴国家越不利，因为本该入孙吴国库的租税转入大姓之门，本该为国家服徭役的编户转为大姓所役使，此多彼少，豪强受益则国家受损，这是必然的。从这个角度看，孙权打击势力日见扩大的江东大族实属必然。
陆逊之死就与此有关。马植杰先生曾指出，“孙权与陆逊两人的矛盾乃是君主专制与权势大族矛盾的体现”，此言诚然不差，但稍嫌笼统。事实上，夷陵之战后陆逊集丞相、上大将军两职于一身，其威望在孙吴已经无以复加，不仅充当了吴地江东大族中领袖人物的角色，在吴国政坛中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随着孙吴政权在江东的渐次巩固，江东世家大族在孙吴建国的过程中也如上所论在经济、政治上得到了相应好处，但孙权的猜疑之心也与江东世家大族势力的崛起在同时增长。出于孙吴皇权自身稳定的需要，孙权情愿依靠、重用在江东毫无根基的南渡北士集团，而不愿让世代植根江南的吴地大姓的势力过于膨胀，必要时也会加以种种限制甚至打击。因此，孙权逼死陆逊，其矛头所指实为陆逊身后的江东世家大族，是在孙吴政坛中达到巅峰的江东世家大族的势力。这可以说是陆逊被逼死的深层次原因之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孙权虽对江东大族进行了重大打击，但孙吴政权和江东大族之间却并未因此产生难以愈合的裂痕。这是因为，孙权对江东大族的根本利益并未触及。江东大族凭借世袭领兵制等特权制度，仍然在地方上占有着大量劳动力和土地，再加上大族子弟步入吴国政坛的仕途通达依旧，只要假以时日，江东大族势力必定会在吴国再次崛起。
【三】
三嗣主时期：面和与心背。
孙亮、孙休、孙皓统治时期，孙吴政权与江东大族的关系有着多次调整，以下分而述之。建兴元年（公元252年），会稽王孙亮即位。此时距二宫之争不久，江东大族刚遭重创，只能采取低调姿态，而宗室与南渡北士的势力则相对转盛。当时辅政的都是南渡北士和宗室人物，且以诸葛恪为首，“权疾困，召（诸葛）恪、（孙）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属以后事”。其中，孙弘、孙峻为宗亲，诸葛恪、滕胤、吕据3人为南渡北士，后来双方展开了一场血腥争斗，诸葛恪杀孙弘，孙峻杀诸葛恪，孙峻死后由弟孙琳接掌大权，孙琳杀滕胤、吕据，孙氏兄弟把持吴国内政直到孙休即位初期。这一时期，由于江东大族尚未从打击中恢复，对孙氏宗室和南渡北士之间的争斗明智地采取了旁观的态度。
永安元年（公元258年），景帝孙休即位。次年，孙休处死孙琳。此后，孙休一边依赖南渡北士，一边重新启用江东人士，基本形成淮泗人物和江东大族分享政权的局面。丞相为陈留人濮阳兴，大将军为庐江人丁奉，左将军张布典禁军，而山阴丁密为左御史大夫，会稽贺邵为散骑常侍，秣陵纪亮为尚书令，子纪陟为中书令。同时，继陆逊之后，以陆抗、陆凯为代表的江东大族新生代领袖人物开始在军事上崭露头角，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吴国实行的世袭领兵制。陆逊卒后，陆抗以建武校尉，“领逊众五千人”。以后稳步上升，至孙休永安二年（公元259年），陆抗为镇军将军，督西陵（今湖北宜昌）地区。陆凯是陆逊的族子，孙休在位时，“拜征北将军，假节领豫州牧”，督长江中游。此外还有陆胤为安南将军，督长江下游的虎林地区。3人均手握重兵，是吴国军方的实权人物。这一时期的江东大族，不仅政治势力有所恢复，而且由于握有军权显得后劲十足。
元兴元年（公元264年），孙皓上台。由于孙休亡时，“蜀初亡，而交趾携叛，国内震惧，贪得长君”，吴人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君王，于是由丞相濮阳兴和左将军张布等迎立年龄稍大、名声较好的孙皓。孙皓虽由濮阳兴等人迎立，但可以肯定的是同样受到江东大族的拥护，因为孙皓是在二宫之争中遭受废黜命运的太子孙和的长子。孙和当年曾受江东大族的鼎力支持众所周知，所以立孙皓为帝，恐怕更符合江东大族的意愿。
孙皓即位不久就露出残虐的一面，有迎立之功的濮阳兴和张布都被他杀害，淮泗集团的后备人才本就缺乏杰出之辈，孙皓的所作所为更加剧了这种现象，江东大族的势力再次得到扩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孙皓即位后，陆抗迁镇军大将军，领益州牧、荆州地区，实际上整个吴国的边防重担全在陆抗一身，当时甚至有“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之说。凤凰元年（公元272年），陆抗平定步阐之乱，迁大司马、荆州牧，手中权柄，已不亚于乃父陆逊当年。再有陆凯，孙皓初立时，任镇西大将军，后迁至左丞相。他在相期间，多次上疏直斥孙皓的诸种昏庸，辞语激烈。以孙皓的为人，如果不是因为陆凯身后有强大的陆氏家族，10个陆凯恐怕都不够他的杀戮，可见江东大族的势力已扩大到了何种程度。
和孙权一样，孙皓也面临着江东大族势力过分膨胀的问题。所不同的是，孙权在位时励精图治，吏治较为清明，国家通过屯田制，掌握着大量国有土地和劳动力，而且还有足以与江东大族抗衡的淮泗集团可供凭借，所以完全可以对江东大族进行一定程度的打击和抑制。
孙皓在位时则全然不同，屯田制已经基本废除，国力大不如昔，孙皓本人又毫不顾惜民力，肆意妄为，“（皓）自登位以来，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宫内竖，分布州郡，横兴事役，竞造奸利；百姓罹杼轴之困，黎民疲无已之求，老幼饥寒，家户菜色”。在这种情况下，孙皓已没有实力像孙权那样正面向江东大族开刀了，只能从侧面对江东大族进行削弱。例如，孙皓对陆抗的增兵建议置之不理，反而大封同姓王，“封陈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给兵三千人”；又迁都武昌，试图远离与江东大族关系密切的建康城，还将宗族势力相对较弱的会稽贺邵处死；陆凯生前，孙皓不敢动他，在他死后，孙皓将他家属流放建安。
江东大族对孙皓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由支持到最后离心的转变过程。孙皓初立时，无疑得到过江东大族的支持，但随着孙皓昏庸残暴本来面目的露现，江东大族的代表人物如陆抗、陆凯、贺邵等人也不断地递上一份份措词日趋激烈的上奏，陆凯更是抗颜直斥孙皓二十事，这在蜀、晋两国都是无法想象的。当一切努力均告白费，反遭孙皓的猜疑时，江东大族终于失望地和孙吴政权分道扬镳。
纵观西晋的整个灭吴战争，晋军没有遇到过一次坚决的抵抗，王濬自蜀伐吴，一路上“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最后长驱直入金陵城。孙皓自己也说，“得陶睿表云武昌以西，并复不守。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用，兵将背战耳”。江东大姓支持孙氏兄弟，是战乱之际为自己切身利益寻求的一种保护，随着孙权去世，继承人弱暗无能，孙氏政权已无力给大姓以庇护，所以不仅是江东大姓，包括南渡大姓在内都要另择明主，对南下的晋军毫无抵抗之力的原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