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被那些好心人言中，你不打，皇上要打你了。
因为在石堡城问题上的死顶，王忠嗣触怒了唐玄宗，而政敌李林甫又从中作祟，诬陷王忠嗣卷入了最敏感的“立储风波”里。天宝七年（公元748年）被押送京城解除兵权，唐玄宗本想把他一刀砍了，却耐不住哥舒翰等军官们的流泪哀求，终于免去死罪，贬为汉东郡（湖北随阳）太守，次年病逝。一代沙场名将，落得如此郁郁而终，说是奸臣陷害皇帝昏庸，却都是石堡城这个面子工程惹的祸。
可这个面子工程惹的祸还没有完。天宝八年，在经过周密准备后，唐玄宗以哥舒翰为将，率领6万精兵，正式发动了石堡城会战。如以往争夺战的剧本一样，这又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夺，数万唐军强渡药水河，然后前赴后继爬悬崖，接着就迎来吐蕃人的箭雨和滚石檑木，战斗持续数日，唐军的尸首摞成了山，心急火燎的哥舒翰杀了攻城副官高凤岩，并立下限期破城的死命令。终于以1万多条人命的代价夺取了石堡城，连俘虏带消灭的敌人数量，竟然不到600人。一切的一切，都如王忠嗣之前给唐玄宗的奏报里说的那样：赔本的买卖，送死的仗。
但赔本就赔本吧，送死也不是我去，但是面子总算有了，于是唐玄宗高兴了，哥舒翰加官晋爵了，王忠嗣在湖北长眠了。
于是就有了李白嘲讽的咏叹：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城取紫袍。
但是唐玄宗没有想到，这个面子工程，对唐王朝的祸害，并没有完。
王忠嗣因此出局，唐朝也就失去了制约安禄山藩镇的重要力量，以至于7年后安禄山扯旗造反，唐王朝初期竟然无将可挡，大败亏输。同时，长眠在石堡城的数万大唐军人，多是唐朝的边地老兵，老兵命金贵，关键时刻1个顶10个，这个上过战场的人都知道。更为讽刺的是，不惜代价夺取石堡城的唐王朝，并没有因此守住河西走廊。随着安禄山的叛乱，唐朝调西北军回中原平叛时，吐蕃乘虚而入，兵不血刃地占有了河西地带，这就是唐朝中期以后让无数人扼腕叹息的“河湟之耻”。
我看，这一切都是报应。
1万多条人命就这样长眠在青海高原上。荒草萋萋间，人们会忆起什么？忆起王忠嗣悲惨的命运，忆起李白辛辣的嘲讽，忆起哥舒翰那张心急火燎的脸。但是有谁忆起了那个悲剧，让1万多军人，用错误的方式去死去的悲剧。
电视里的战争片播得欢，有句介绍词说：“他们是注定要拿去被牺牲掉的炮灰团……”
可我只想起了王忠嗣的那句豪言，那句超越了战场胜负，穿过历史尘封，却依旧振聋发聩的豪言，寂寞的在药水河边，与这荒凉的石堡城为伴。
不过王忠嗣将军是不寂寞的，因为1000多年后的朝鲜，三八线边，一个叫彭德怀的老帅，面对苏联顾问气急败坏的质问，做出了类似的回答。
百姓养大个娃不容易，送给我当兵，我要为他们负责。
我相信，战争面前，只有对生命负责的人，才能得到战争永远的尊重。
第十二章 安史之乱本可避免
说到发生在公元755年，肆虐长达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所有喜欢盛唐文明的人，对此的心情，恐怕只能用一部电影的名字来形容：一声叹息。
能不叹息么？安史之乱之前，唐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朝，文治武功，笑傲全球。安史之乱前的唐朝，经济富庶，杜甫诗歌中曾言“稻米流脂粟米白”，可谓是富甲天下。军力也同样强大，唐王朝对河西走廊、西域、西南，进行了多场战争，打出了大唐的勃勃军威，虽然也有征讨南诏的大败，但国力依然处于节节上升时期。但是一场安史之乱，一切都化为了泡影，富庶的中原大地陷入了8年的战祸之中，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死伤无数，唐王朝也被迫迁都。安史之乱之后，遭到沉重打击的唐王朝再不是昔日盛景，开始渐渐走向衰落，原本连接东西方文明的西域大地被吐蕃侵占，河西走廊被吐蕃夺取，雄踞天下的大唐王朝，一度遭到吐蕃、回鹘等外族的欺辱，一次次丧权辱国。而在唐朝内部，中央政权力量严重衰弱，中央大地藩镇割据，战乱不断，不服中央号令，偌大的中国，成了军阀林立的世界。这一切的拐点，都是这场发生在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
虽然现代有无数人论证，唐王朝在安史之乱之前已经危机四伏，但历史总是充满偶然和必然的，安史之乱，其实一度是可以避免的。遗憾的是，从安禄山的发迹到最后叛乱的爆发，唐王朝一次又一次地给自己挖坑，直到把整个盛唐都埋进去。
【一】
说安史之乱的原因，现代史家普遍抨击的，就是唐玄宗李隆基时代开始大规模推行的节度使制度。
节度使制度，开始于唐朝贞观年间，本来只是掌管地方军政的一个临时性职务，在唐高宗时期开始成为一个常设职务。唐王朝大规模设立节度使，是从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期开始。李隆基在位的开元、天宝两个时代，一共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剑南、岭南10个节度使，和府兵制下的军政长官比，节度使最大的特点就是“专权”，由中央授予节杖，将地方上的军政、民政、财权集于一身，几乎成了地方上的诸侯。在安史之乱爆发前的唐朝天宝年间，唐王朝共有军队65万，其中10大节度使掌握的军队就有59万，中央的兵力远远少于节度使掌握的兵力，外重内轻的格局，为藩镇叛乱埋下了隐患。
但把安史之乱的责任完全推到李隆基的头上，也不现实。他在位时期建立这样的制度，是有苦衷的。唐朝贞观年间横扫天下的府兵制，是建立于土地均田制的基础上，由于中央掌握土地，自然可以控制士兵，无论谁统帅，都无法做到专兵。可是到了李隆基时期，府兵制已经名存实亡，而这时期唐王朝的边境形势却越发严重。在这样的局面下，唐王朝必须采取直接有效的军事政策，以缓解日益紧张的边境压力，因此募兵制得到了推行。尤其是开元初期，张说主持北方边事的时候，招募内地农民屯垦，精兵简政的政策，就为府兵制的废除埋下了伏笔。但作为一个眼光卓越的军事家，张说早就意识到，府兵制废除后，国家必然要面临边镇尾大不掉的局面，因此他在给李隆基的奏报里，建议国家继续用招募屯垦的方法扩大兵源，同时将士兵的经济基础——屯耕土地，牢牢抓在国家手里，即使是实行募兵制，募兵的经费以及边军的物资供应，也要牢牢掌握在中央户部的手中。这是一条眼光卓越的政策，但是在此时的唐朝，特别是边境地区，边防压力非常沉重，河西走廊、安西都护府皆有战事，为了战争的胜利，只能继续放权，将财政权和地方人事权统统下放。正因为如此，节度使制度才应运而生。
但是节度使的专权，本身不易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因为唐朝的节度使一共有10个，以一家的军力，最多割据一方，很难形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而唐朝在节度使制度上的另一个失策，就是将多数边镇的节度使大权，委派给一个边将统帅，比如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王忠嗣，就曾同时担任四镇节度使，天下半数兵权尽在他手，后来造反的安禄山，也担任了北方四镇的节度使，他们几乎掌握了天下的大部分精兵，甚至连中央政府都无法与他们抗衡。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呢？
说起这个原因，必须说到唐玄宗李隆基的“偏信”。在早期宠信王忠嗣的时代，就将边镇大权尽数交付给王忠嗣，王忠嗣遇害后，转而信任安禄山，对每一个边将，信任的时候推心置腹，而废除的时候又毫不留情。这样的皇帝，自然给了安禄山这样的野心家可乘之机。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隆基在逃难时，就有沿路百姓对李隆基说“天下人都知安禄山要反，唯独陛下不查”，直羞得李隆基无地自容。
李隆基为什么会在节度使问题上做出这样的决定？与其说是宠信奸佞，偏听小人，不如说是他自己的虚荣心作祟。作为一个志在大有为的帝王，李隆基追求的不仅是富庶的文治，还有赫赫的武功。早在登位之初，即公元712年，发生了吐蕃入侵河西走廊的事件，唐军先丢灵州，后来在行军总管薛纳的指挥下成功赶走吐蕃，当时的李隆基，就想着要唐军乘胜追击，甚至杀入青海吐蕃境内，却被当时的宰相姚崇所阻止。开元时代辅佐李隆基的宰相，比如姚崇、宋璟、张说，皆主张严防穷兵黩武，对外以积极防御为先。但李隆基本人，却是追求能够横扫天下的武功，他在位期间，多次拒绝吐蕃的和亲，对吐蕃发动坚决的战争。大名鼎鼎的王忠嗣，就是凭借着击败吐蕃的战功飞黄腾达，但是王忠嗣在经营河西走廊时，同样选择了积极防御的战术，甚至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拒绝攻打唐朝与吐蕃交界的石堡城，后来王忠嗣遭到贬官，与其说是因为卷入了太子结党案，不如说是因为石堡城一事得罪了李隆基。李隆基时代，始终把边功作为考核将帅的重要标准。在进入天宝年间后，因为反对穷兵黩武的大臣，如姚崇、宋璟，皆已先后去职，张九龄更遭贬斥，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只知逢迎。因此在天宝年间，虽然内部天下承平，但是在外部，却是唐朝对外战争打得最多的时期。天宝初期，即有王忠嗣平定突厥，然后对吐蕃的积石山会战，杀伤吐蕃大量有生力量，安禄山杀良冒功，屡屡北进侵犯契丹等地。甚至在西南线，唐朝也没事找事，与一向对唐朝友好的南诏交恶，本想一举征服南诏，反而被南诏打得大败。在西线，唐朝越过葱岭西进，安西大将高仙芝在怛罗斯，率领3万大军血战20万阿拉伯军队，最终被阿拉伯军队击退，西进暂时停止。这些战役，皆是唐朝主动出击，但是唐朝的精锐部队，也大都因此集中在边境地区，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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