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城市，仅用了3年就完成。这座城市就是后来元王朝的上都——开平。在整个元王朝，这座城市不但是元王朝的政治中心之一，更是元王朝控制蒙古草原的政治枢纽。
开平卫建成后，刘秉忠又经详细筹划，于公元1264年提出了建都燕京的方案。忽必烈命他扩建燕京，举世闻名的元大都，正是刘秉忠亲手筹划设计的。公元1271年，燕京城正式更名为元大都，成为元王朝的首都。即使在当时，刘秉忠也因修筑元大都而享有盛名，甚至元朝文人徐世隆，将他修建元大都的功业，与周朝的召公相提并论。与此同时，刘秉忠又取《易经》里“大哉乾元”一句，建议将国号定为大元，元朝的国号就是由此而来。
国号有了，国都有了，元朝就这样建立了，但刘秉忠的工作没有完。元朝是从游牧民族过渡而来的，如果不能在制度上转轨，所谓的元王朝，也不过是个花架子，这就是刘秉忠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建制。
刘秉忠在“建制”上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确定元王朝的工资制度。事实上在忽必烈以前，蒙古帝国的官员是没有基本工资的，官员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通过战争中的抢掠和战后分配战利品，能打仗的拿得多，没仗打的穷得叮当响。从刘秉忠开始，元王朝终于学会发工资了。公元1254年，刘秉忠在中原汉地草创了元王朝的官俸制度，“颁俸禄制于陕之西”，蒙古统一中原后，又将工资制度推广到全国。与工资相关的，就是元王朝的官员品级。和蒙古人早期不发工资一样，蒙古帝国的官员，早先也一直没有明确的品级差别，除了军队有品级高下外，所谓的文官，基本都是依附于各类武将王爷，谁的“老板”来头大，谁的势力就大，刘秉忠参考宋朝的官制，却并未盲目照搬，更结合元朝的实际情况，在公元1260年，制定出了元朝的官吏体制。
刘秉忠制定的官制，在中央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3大机构。其中中书省管行政，枢密院管军务，御史台管司法，三权分立，保证皇帝掌握大权。这套制度充分贯彻了“分权”原则，各个机构权力均等，可谓用心良苦。在地方上，刘秉忠推广“行省”制度，作为地方上最高的行政区划，和中书省互为表里。值得一提的是，蒙古高原地区，是元朝的“岭北行省”，而西藏的司法管理，归属于元朝的宣政院。对于国家统一来说，这一切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与此同时，元王朝的礼仪制度和朝服，也同样出自刘秉忠的设计，也正是从此时开始，元王朝才真正称得上是“封建王朝”。
【三】
公元1274年，奉忽必烈之命巡视上都的刘秉忠，因积劳成疾，在上都溘然长逝，享年59岁。消息传来后，忽必烈极为悲痛，对群臣叹息说：“秉忠事朕30年，小心缜密，不避艰险，他人莫得闻也。”刘秉忠过世后，忽必烈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以王侯礼仪将他的遗骨安葬在卢沟桥畔。如此规格，在元朝的诸位汉臣中，刘秉忠是唯一。
刘秉忠能得忽必烈赏识，除了他卓越的才华外，也和做人的方式分不开。刘秉忠的做人方式，正是忽必烈口中的“小心缜密”4字。口才甚好的刘秉忠，30年来追随忽必烈左右，却很少有侃侃而谈的时候。每当遇到大事时，众人争论时他多沉默不语，很少与人发生争执，但在私下无人时，他却往往会一语点中要害，为忽必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同时他也是个思维极其缜密的人，在做事时讲究“谋而后动”。每做一件事之前，都要详细规划好事情的所有步骤，在万无一失后才动手。比如修建两都时，他仅用3年时间完成，规划时间却长达一年。而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天下的关键时刻，也是他给忽必烈筹划好了平定阿里不哥的每个步骤。阿里不哥败亡后，忽必烈的众位亲信互相表功，却唯独刘秉忠一言不发，绝口不提自己的劳动，正是这种小心谨慎的作风，使他深受忽必烈的信任。而对忽必烈，刘秉忠更是事无巨细，极为忠诚。一件有意思的小事是，某一年伊儿汗国遣使朝见忽必烈，向忽必烈送上一种乐器并当场表演，忽必烈听得入了迷。使臣归国后，忽必烈又惦念起了这神奇的乐声，为此茶饭不思，可拿乐器召人演奏，却无一人精通，演奏出来的声音驴唇不对马嘴，以至于多名乐手受罚。刘秉忠得知后，主动把乐器拿回家，请了半个月假仔细研究，结果休假期满后，刘秉忠当着忽必烈的面，熟练地操纵着这种乐器，演奏出美妙的乐声，喜得忽必烈心花怒放。但见刘秉忠，却已为此累得满脸憔悴，忽必烈感叹说：“使卿劳累如此，朕何忍心也。”这个让忽必烈心花怒放，却把刘秉忠累得吐血的乐器，就是今天农村常见的唢呐。
不过忽必烈和刘秉忠都没有想到，一生勤勉的刘秉忠，在他所做的大事之外，还做了一件小事，正是这件小事，为后来元王朝的灭亡“挖了坑”。公元1251年在邢州搞“经济试点”的时候，为了筹措资金，刘秉忠在当地发行纸币，取缔金银交易，这很快改善了财政状况。公元1260年，经刘秉忠力主，纸币政策在元王朝全国推广开来，并为元朝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可在这以后，元王朝就把纸币当成解决财政困难的万用良药，每当税收锐减到时候，就盲目发行纸币。结果，元朝末年通货膨胀，暴乱四起。这些，恐怕是刘秉忠本人没有想到的。
第三十四章 震惊元朝的“阿合马案”
说起忽必烈建立的元王朝，自然话题很多。比如元王朝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疆土最大的王朝，也是唯一一个划分民族等级制度的王朝。元朝的国民分为元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这种民族分制方法，企图强化元朝皇室的统治地位，但是事与愿违，在完成了天下一统之后，元王朝的内部统治危机很快就到来了。一是因为连年征战，国家财政陷入了困顿之中，而权臣的专权，也加重了各种矛盾的激化。这个时候，一个突然发生的案件，引爆了元朝创立初期的所有矛盾——阿合马案。
【一】
说阿合马案，得先介绍下阿合马本人。其实大部分熟悉这个人的，都是拜戏剧家田汉当年的经典戏剧《关汉卿》所赐。和戏剧里的描述一样的是，在元朝创建的初期，他是手握权柄的重臣。
阿合马，历史的记录是，不知道他的祖先是谁，但是他属于色目人，是元朝的第二等级。年轻的时候，他本是从中亚来中原做生意的商人，因为得宠于忽必烈的岳父，因此飞黄腾达。但另一个原因是，阿合马经商出身，对于搞经济很有一套。而蒙古在占领中原后，使用的还是一种掠夺式的税收，包括在整个元王朝，国家的税赋都相当重。比如工商业，巧立名目的税赋就有20多种。税重，老百姓苦不堪言，交不起税，国家也就收不上钱。从蒙古汗国到元朝，历代统治者对收税，大部分都采取残酷的高压政策。比如张弘范当年就因为擅自免除税收，差点被忽必烈杀头。而史天泽也曾经拿出自己的钱，为周边的汉民百姓交税。元朝新朝初创，百姓就面临严重的盘剥。
阿合马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忽必烈的身边，让忽必烈感兴趣的，是他收钱的本事。阿合马最大的能力，就是针对当地百姓放高利贷。一面让百姓借贷交税，一面利滚利，进行无休止地盘剥。所以公元1262年，阿合马借“兼诸路转运使”的机会，大肆在任职地推广他的“高利贷业务”。而成绩也是明显的，凡是他所任区域内，收税的效率和速度，都比别的地区好得多。正是这件事情让忽必烈对他分外赏识：此时忽必烈正在为南征南宋的经费发愁，阿合马的出现，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
雪中送炭的回报是丰厚的，从此以后，阿合马官位连连高升。两年以后，阿合马就成了“中书平章事兼领使职”，成为整个大元朝的财务总监。作为主抓全国经济的要员，阿合马大刀阔斧改革，他先是奏请禁止山西商人倒卖盐业，将盐业权力收归朝廷，接着又进行币制改革，所谓币制改革，就是搞通货膨胀，小钱换大钱，结果搞得物价飞涨。阿合马此人，最擅长辩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在朝堂上总能把老大粗的蒙古官员驳得哑口无言，偏偏忽必烈也喜欢听他讲话，一度对他喜欢得不得了，对他的奏报也无所不从。
就这样，中国北方从公元1265年开始，陷入了物价飞涨，赋税沉重的境地，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蒙古人册封的汉族“万户”造反，其实也与此有关。但忽必烈不管这个，大战当前，弄到钱是真，结果，在GDP狂热症的驱动下，阿合马官运亨通，到了公元1267年，竟然又兼职吏部尚书，大元朝的财政权和人事权，几乎全抓在他一人手里。他的得宠，也让诸多跟随忽必烈打天下的老班底愤愤不平，比如老丞相安童就曾私下愤愤不平地说：权力都给他，还要我何用！
得罪蒙古贵族的结果是不好受的。不久之后，阿合马想推荐自己的儿子忽辛入朝为官，众多蒙古贵族极力反对，忽必烈也顺水推舟说：“你儿子连做买卖都不行，还能干什么大事。”朝臣当场哄笑，阿合马无地自容。
在知道蒙古贵族不好惹后，阿合马一度学乖了，对蒙古贵族极其谦卑。公元1279年，元王朝彻底平定了东南地区。阿合马开始使坏了，他看好了东南地区的富庶，因此奏请在东南地区大设转运司，用以收取商品过路费。转运司的数量，是北宋的10倍，南宋的5倍，几乎到了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的地步（后来被朱元璋废了）。大批的钱财当然滚滚来，东南商品经济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这时候的阿合马，已经哄得忽必烈心花怒放，因此忽必烈对大臣说：“宰相才，阿合马专任之。”也就是承认阿合马是百官之首。有皇帝撑腰，阿合马有恃无恐，开始大肆排斥异己，尤其是那些有战功的蒙古老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