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 第268部分

可这些郑经是看不到的，也没有时间看到。东进福建失败后，公元1680年郑经返归台湾，从此意志消沉，整日不理国事，沉溺于声色犬马中，次年正月十八日病逝。陈永华也没有看到，郑经东征时，留长子郑克臧监国，陈永华辅政，其间与民休息，深得民望，却遭到以冯锡范、刘国轩为首的派系的嫉恨，屡次散步谣言说陈永华欲废主自立。洞察形势的陈永华明智的辞去职务，退休归养，于公元1680年三月病逝。郑经悲痛万分，亲往吊祭，赐谥号文正。郑经死后，原来的“继承人”郑克臧孤掌难鸣，遭冯锡范一派诛杀，郑经小儿子郑克爽即位。海峡对岸的北京城，却弹冠相庆。康熙重臣李光地兴高采烈地向康熙道贺说：陈复甫（陈永华）殒命，台湾指日可待也。

指日可待的日子来了，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经多年精心筹备后，原台湾郑氏家族叛将施琅，率水师2万人跨海东征，武装攻台。台湾这边，幼主郑克爽才13岁，辅政大臣冯锡范无远谋，自然乱作一团。六月十四日，施琅率水师与郑氏集团刘国轩部在澎湖会战，重创刘国轩。败报传来，全台上下一片慌乱，其间有人提出可迁徙至菲律宾等地，谋求东山再起。却被冯锡范力止，最终在冯锡范、刘国轩等人的主持下，在清军接受了“三不伤”（不伤宗室，不伤官兵，不伤官民）的允诺后，全岛归降。13岁的“幼主”郑克爽被封为“海澄公”，软禁在北京朝阳门外一条胡同，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病逝于北京。后半生家道中落，虽是“公爵”，却无俸禄，其子也屡遭陷害，多遭发配流放。时至今日，这一门郑氏族裔早已不可考。而当时同被遣送至京城的，还有被郑氏集团恩养多年的明宗室成员，被清廷安排世代守护明十三陵，直到清亡。

不知一心志在光复河山的郑成功若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可他该怪谁呢？怪冯锡范和刘国轩吗？在这里多说他们几句。先说冯锡范，《鹿鼎记》小说以及影视作品里，他是纵横江湖的武林高手，心机奸诈的大反派。历史上真实的他，却到不了这个高度。有武功不假，郑经留守福建时，他多次浴血冲杀，解救郑经于危难中，清军公元1664年攻陷厦门、金门时，郑氏宗族多人争相归附清廷，唯独冯锡范与陈永华忠心耿耿，与郑经共度难关。于郑经而言，他是个“疾风知劲草”般的忠臣。公元1674年郑经东征，冯锡范以侍卫身份随行，耿精忠的部将刘应麟归降，郑经犹豫不决，冯锡范力主接纳，因此导致了耿精忠与郑经反目，为后来的大败埋下伏笔。郑氏集团参军颜望忠力主征讨菲律宾，开辟新地盘，也被他坚决阻止，后来证明，这些都是错的。与陈永华的矛盾，以及后来辅佐郑克爽篡杀“继承人”郑克臧，其实也是政治派系问题。纵观其一生，这是一个有小聪明，无大智慧，对主子忠心耿耿的小人。而另一个“投降派”刘国轩，历史上的评价还不错，虽与陈永华不和，但确有军事才能。郑成功东征台湾时，他是水师先锋，郑成功病逝后，他参与黄昭叛乱，拥立郑袭，事败后被郑经宽恕，此后他知恩图报，屡立战功，尤其是在基隆会战里重创荷兰舰队，堪称“民族英雄”。郑经趁三藩之乱再次东征时，他率军所向披靡，连克海澄、南安、安西、永春，逼得清军守将穆黑林上吊自杀，因功被封为“武平伯”。耿精忠兵败后，清军反攻福建，是他在南平寨留守阻击，方才保得郑经全身而退。长久以来，他是清军最难对付的对手。后来台湾郑氏家族投降，他被封为顺清侯，驻守天津，任上为官清廉，兴农安民，康熙三十一年病逝于任上，赐太子太保，观其一生，算是能臣。

一个“有忠心却无大才”的小人，一个“百战百胜”的能臣，看似尚可，可惜他们都不是陈永华这般拥有卓越眼光的大才。但将台湾败亡的罪过尽数推诿到二人身上，也有失公平。因为施琅兵临台湾岛的时候，以台湾的实力，是根本无法战而胜之的。面对封建社会回光返照时期的中国大陆，领土、资源、人口处于严重劣势的台湾，从来都是无法硬碰硬的，只要清朝政府战争机器全面开动，集中力量复台，台湾就将无任何胜算，即使能够击退施琅的进攻，也无法改变这样的结局。

所谓台湾最好的选择，早如陈永华当年所说“以小事大，行韬光养晦之计”，但被郑经轻易地否决了，这个带给台湾二十年繁荣的“明主”，在一念之间，将台湾推进了终结的死胡同，成败，尽在这守成之君。

今日台南延平郡王祠有一对联：夫死妇亦死，君亡乃明亡。影射的恰是郑经长子，在政变中被杀害的郑克臧，尽管郑克臧当国，依然无法战胜清军，但是他也许会选择另一条道路：远征菲律宾。毕竟提倡此议的颜祖望等人都是他监国时的重臣，若如此的话，历史，或许又是另一种假设了。

【七】

该怎样评价台湾郑氏王朝？什么样的话最准确？

或许可以这样说：当中国社会在清王朝的统治下，沿着中国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道路行进的时候，孤悬海外的大明朝台湾郑氏家族，无意之间，打开了一条新路，坚定地走了22年，迎来了初步的繁荣，却又被重新拉回到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怀抱里。一个全新的窗口，在迎来些许明亮的光芒后，悄然关闭。

然后是无奈的结束，平静的沦陷，沉默的消失，遮掩了22年孤悬海外，壮心不改的岁月，留下了大明王朝300年最后一曲余音。

引台湾延平郡王郑经的诗作《悲中原未复》一段，作为对这个政权所有的歪曲，以及对于他走过的所有道路的注解。

故国山河尽变色，旧京宫阙化成丘。

复仇雪耻知何日，不斩楼兰誓不休。


第二十四章　南明的灭亡之路

【一】

明朝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顺”朝皇帝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文武官员大多投降，崇祯帝煤山上吊，天子守边关，君王死社稷。统治中国266年的明王朝至此灭亡。而后宁远总兵吴三桂向清朝投降，四月十三日，吴三桂与清军联军，在山海关之战中大破李自成20万大军，昙花一现的大顺政权就此崩溃。随后吴三桂充当清朝急先锋，先追杀李自成，再南下进攻南明政权，终助清王朝一统天下，建立了全国一统的大清帝国。

后人皆把1644年看做历史的拐点，特别是看成明王朝结束。而事实上，崇祯自尽后，明王朝并未完全丧失生机，当时忠于明王朝的遗臣们，在那一年并未认识到明王朝即将垮台，相反大多认为南明就要开始。在明朝灭亡后继续建立政权的南明王朝，完全有机会免于灭亡，甚至统一天下。然而历史的机会，被一次次无情地错失。

且让我们来看看整个过程。

公元1644年吴三桂借清兵入关，后人皆认为他是汉奸，但是在当时，许多人不这么看。比如南明名臣，后来死守扬州，不屈而死的南明弘光政权督师史可法，就曾对吴三桂，乃至对清军寄予厚望。在吴三桂山海关破李自成，引兵南下时，史可法大为兴奋，对好友刘宗周赞叹说：“吴将军（吴三桂）忠义，欲效忠武也。”把吴三桂比作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吴三桂借清兵的行为，被看做是郭子仪借回鹘兵平定安禄山的翻版。在彼时南明政权内部，“借掳平寇”是许多大臣的共识，包括史可法、钱谦益等名臣，眼中的首要敌人，依然是逼死崇祯的李自成。

今人在说清朝南下时，总说是筹谋已久的雄才大略，其实在占领北京后，在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上，清朝方面也是几度犹豫。比如和多尔衮同为辅政大臣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就曾对多尔衮说到：“占中原不足持久，不如尽早北归。”而许多王公贵戚也担心清朝难以立足，皆主张抢掠后北撤。真正力主清朝建立政权的，是洪承畴等降清的汉官，在几度犹豫之后，彼时执掌清朝大权的“摄政王”多尔衮最终决定在中原立足。为了争得皇室贵族的支持，清军在占领北京后不久即发布“圈地令”，允许王公贵族在中原圈地，并有免税待遇。有了“既得利益”，清朝上下这才同心同德，开始了全国统一战争。

从当时的实力分布看，局面对清王朝未必有利。清朝在赶走李自成后，控制区域不过是淮河以北、陕西以东的土地。在当时，江南大地依然掌握在南明政权手里。公元1644年五月，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登基，建立了南明弘光政权。从军事力量看，南明弘光政权拥有兵力100余万，且拥有富庶的东南大地，即使不能收复中原，划江自保绝无问题。外加张献忠尚在四川，李自成余部也四处活动，清朝统一全国，论局面，远难于北宋灭亡后的金朝。

但南明政权自己给清朝帮了忙。今人皆说南明弘光帝荒淫，但南明最大的问题却是“党争”。朱由菘登基前，围绕着谁继承帝业，各方势力相互冲突，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主张立桂王朱常瀛，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则想立路王朱常芳，冲突的结果是折中了——福王朱由菘即位为帝，改年号为弘光。弘光政权的势力，主要就是东林党和阉党。东林党以礼部尚书钱谦益为首，阉党以马士英、阮大铖为主。这里要说说马士英，许多史书以及戏曲里，马士英都被划作“奸臣”，因他举荐魏忠贤的党羽阮大铖复出，东林党也说他是“阉党”，但他在崇祯时期就历任封疆，建树颇多。早年做过宣府巡抚，崇祯十五年时，又总督过泸州、凤阳军务，在农民军烈火燎原的局面下，数次在当地击退农民军，江南未打击农民军袭扰，也有他的功劳。南明建国初期，比起诸多无实际政务能力的书生，他当属一员干才。

南明的内耗，从立储就开始了。最后朱由菘之登基，是因为此时总督凤阳军务的马士英率军5万军队携朱由菘入南京，制造了“既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