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您觉得有必要的话，就叫我胆小鬼吧，不过，我从那一刻就放弃了。我是一名年轻的教授，我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我在那儿教书，和我的新朋友们一起出去吃饭，每周给我年老的双亲写信。我身上不带大蒜，脖子上也没戴十字架，也不会听到楼道里有脚步声就在胸前画十字。我有更好的保护办法——我不再走到恐怖的历史交叉路口，在那里挖掘。我只有安静下来，有些事情才会平息，因为我没有再面临更进一步的悲剧。
现在，如果您自己不得不选择理智，您会不会记得，您要选择生活而不要真的疯狂，生活才是一位学者安度一生的恰当方式？我知道赫奇斯不会愿意看到我一头扎进黑暗的深渊。但是，如果您还在读这封信，这就意味着危险已经降临到我身上。您也必须做出选择。我已经告诉了您我所知道的关于这一恐怖事件的点点滴滴。您知道了我的故事后还会拒绝援救我吗？
您痛苦的，
巴塞洛缪·罗西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九日
父亲的故事快讲完时，我已经转过身来，看见城堡上面那个窗口里不见了那位清扫房子的老妇人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黑暗森严的影子。
第十四章
我有好一阵没去大学图书馆了。一是我为自己在那里所做的研究感到非常不安，二是我也觉得克莱太太对我放学后不回家起了疑心。然而，诱惑还是太大了，我还是决定，即使感到不安也要再去图书馆。
宾纳茨先生又给我留了一本书。对我而言，找到这本书实在是太好了，我当时想。尽管我现在知道了，它不过是了解十五世纪拜占庭历史的入门读物——迈克尔·杜卡斯的《土耳其之拜占庭史》。杜卡斯在书中介绍了很多关于弗拉德·德拉库拉和穆罕默德二世的冲突。就是在阅览室的那张桌子上我第一次读到了穆罕默德一四六二年入侵瓦拉几亚，推进到德拉库拉的废都特尔戈维什泰时看到的著名景象。杜卡斯写到，在城外，穆罕默德见到“成千上万的木棍，叉着的是尸体而不是水果”。在这死亡之园的中心，赫然是德拉库拉的主菜：在一堆人中间，穆罕默德的爱将哈姆扎被刺穿而死，身上还穿着他“单薄的紫色制服”。
我转身想看看宾纳茨先生在哪里，这时突然听到阅览室后面传出一阵噪音，砰然一声，更像是地板在震动。一种感觉促使我马上起身顺着那震动的方向去看个究竟，不管它是什么。我冲进了后面的工作间，从窗户往里看，我没有发现宾纳茨先生，我当时还感觉稍微放心。但我打开木门时，却看到地板上有一条腿，一条穿着灰色裤子的腿附着在一个蜷缩的身体上，蓝色的毛线衫歪歪斜斜地套在不全的肢体上，灰白的头发上满是血迹，那张脸——还好，半露着——整个被粉碎了，还有一部分留在桌子角上。很明显，宾纳茨先生手上刚掉下来一本书，它和宾纳茨先生一样仰卧着。桌子上方的墙上有一摊血迹和一个大而精巧的手印，像小孩的手指画。我竭力不发出声来，结果我的尖叫听起来就像是另一个人发的。
我在医院住了几晚——父亲坚持一定要住，警察已经是第三次问话了。警察让我父亲一再告诉我不必担心自己会是嫌疑犯，我不过是最可能的目击证人。但是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没有人进来——对此我非常确信——而且宾纳茨先生也没有呼救。他身体的其他部分都没有伤口，只是有人将这个可怜人的脑袋撞到了桌子角上。那可是需要非凡的力量才行啊。
警察摇摇头，困惑了。那是一个奇怪的手印，手指的漩涡磨损得特别厉害。要验证手印本不是什么难事——警察和父亲说开了——除非他们的档案里根本没有这种手印。
警察一走，父亲就坐到我床边，第一次问起我一直以来去图书馆究竟做什么。我说我一直在学习，我喜欢放学后去图书馆写作业，因为那里的阅览室既安静又舒适。他陷入了沉默。
我没有告诉他，在尖叫一声后，我本能地把宾纳茨先生死前拿在手里的书塞进了我的书包。那是一本十九世纪的法文书，内容是关于罗马尼亚的教堂。
父亲小心翼翼地坐在我的病床上，直摇头。他平静地说：“我要你从今以后在家里学习。”我点了点头，尽管我知道自己宁愿一个人住，阅读那本关于斯纳戈夫湖畔教堂的书，而不要克莱太太陪我。
几个星期后，父亲说出门旅行一次也许对恢复我的神经有好处。“法国人，”他解释说，那年冬天，他要去东欧作一系列演讲，他们这次没有像平常那样将会谈放在巴黎，而是放在了靠近西班牙边境一幽静的度假区。我指出，往内陆走，很快就是勒班和东比利牛斯山的圣马太教堂。但我一提那些名字，父亲的脸就沉了下来。
我们在旅馆用了早餐，非常不错的早餐。早上的空气也清新宜人，父亲走进会议厅里那些穿灰色西装的人中，我留了下来，很不情愿地拿出书。我已经在喝第二杯苦涩的大陆巧克力了。突然，有个小孩在下面尖叫，我吃了一惊，巧克力给洒了出来。
第十五章（1）
我终于读完了罗西的最后一封信件，父亲说，我感觉到一种新的凄凉，好像他又一次失踪了。接下来的三样东西是罗西说过的地图，每一幅都是手工绘制的，它们看上去都和上面的字一样陈旧。当然，这些就是他在伊斯坦布尔档案馆里看到的地图的复制品，他自己根据记忆画下来的。我拿起第一幅地图，这幅地图上没有什么地名，但是罗西在边框上写道：“那些不相信的人，到死也不相信的人，真主安拉、天使和人类的诅咒将降临到他们身上（《可兰经》）”，他还写了几段类似的话。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法看到原版地图，无法进行对照。尽管罗西的记忆力不错，字迹也工整，但复制品肯定有遗漏，和真迹会有差别。
第二幅地图好像更集中在第一幅地图里出现的西部山区。但还是太过简单，太过粗糙，我没法因此想起我看过的或者研究过的某一个什么地方。
第三幅地图的意思清楚了些，它的大轮廓的确就是我和罗西那本书上那条龙的剪影。这幅同样还是画了那些三角形的山，它们在这一幅图里高多了，形成南北向的山脉，有一条河环绕着它们，然后流入一个水库一样的地方。这个会不会是罗马尼亚的斯纳戈夫湖呢？传说中的德拉库拉就是被埋在那里的。但是，根据罗西说的，河的最宽处没有小岛，它看上去也不像一个湖。那些叉叉又出现了，这一次是用很小的古斯拉夫语标出的。我想这些就是罗西说过的村庄吧。
在这些零零散散的村名中，我看见罗西标出一个方框，里面写着：“（阿拉伯语）一个屠杀土耳其人的刽子手的邪恶之墓。”在这个长方框上，我看到一条画得很小的龙，龙头上戴着一座城堡，下面是更多的希腊文字，罗西译成了英语：“他在这里与邪恶同居。读者，用一个词把他掘出来吧。”这些话像咒语一样，具有不可思议的逼迫力。
我把这三幅地图放在一边，看到它们在那里实在可怕，它们就像罗西描述的那样，但我没有看过原图，手里拿的只是复制品，他亲手复制的，它们对于我而言又是那样的陌生。它们最后会向我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一切不是杜撰的，他不是因为恶作剧才画了这些地图的？除了他的信，我没有其他第一手资料。剩下没看的就只有罗西的笔记和我刚翻开文件时发现的一个小信封。我本想最后打开它，因为它封了口，但我实在等不及了。我在桌上那堆文件里找到开信刀，小心地打开了封口，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
这还是第三幅地图，龙的形状，弯曲的河流，缩微了的高峰，也是用黑色墨水绘制的，像罗西的一样，但笔迹略有不同——很棒的临摹，但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它有点晦涩、陈旧，乃至过于华丽了些。看过罗西的信，我本已经准备好了会看见和第一幅地图惟一的不同之处，但我还是吓了一跳：在盒子似的墓地和它的守护龙上面蜿蜒刻着一行字：巴塞洛缪·罗西。
我抑制住自己心中所有的猜想、恐惧和推论，刻意放下这张纸，去读罗西的笔记。前面两次很明显是他在牛津和大英博物馆的档案室里做的，它们没讲什么，简单记载了弗拉德·德拉库拉的生平和功绩。另有一份清单，列举了几百年来提到德拉库拉的文学和历史文献。接下来是一页不同的纸，是伊斯坦布尔之行后留下的，“根据记忆重写”，他迅速而工整地做了说明。我意识到它们肯定就是他在经历了档案馆一幕后所做的那些笔记，时间是在他出发去希腊前、根据记忆复制出地图以后。
这些笔记列举了伊斯坦布尔图书馆收藏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时期的文献，这些在我看来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我想知道，究竟是在什么节骨眼上罗西的工作被那个官员打断了。是一卷卷的羊皮纸文献？还是他提到的贸易清单中包含了弗拉德·特彼斯死亡或埋葬的线索？
档案馆的那份清单上还有一项让我奇怪，我因此看了好几分钟。“参考文献，龙之号令（有些像卷轴）。”这一点之所以令我惊奇，让我踌躇，是因为它本身毫无意义。通常，罗西的笔记是全面而明晰的。他说，那就是要记笔记的目的。他匆忙中提到的这份参考文献是不是指图书馆里有一份清单列举了所有关于龙之号令的文献？如果是，为什么又说是“有些像卷轴”？肯定是很古老的东西，我想——也许是图书馆藏有自龙之号令以来所有文献中的一份。为什么罗西没有在这张纸上进一步解释呢？这份参考文献，不管它是什么，是不是最终证明和他的研究不相关？
我对着这样一份罗西多少年前看过的遥远的档案沉思良久，它似乎无法帮助我找到他失踪的线索。我知道自己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