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依据是什么？
是他相信老师的智慧。
曾国藩，圣者也。圣人这种动物，虽则稀少，却也无甚离奇之处。说透了，圣人比起普通人，就是在智慧上高出那么一点点。
的确是一点点，智慧这东西，真的不用高出多少，一点点的差异就够了。孟子曾经曰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这个几希，就是一点点的意思。
比如说吧，人和黑猩猩相比较，基因相似度高达98。8％，差异度也只不过是1。2％。但就是1。2％这么微小的差异，把黑猩猩永远地留在了树上，而人类却穿着衣服，手持火器打打杀杀地闹成一团。
照此推算起来，圣人与普通人的距离，绝对不到1。2％，达到了1。2％这个界限，圣人就不再是圣人，而是另一个物种了。而曾夫子这种类型的圣人，虽然智慧高居芸芸众生之上，但同样也承受着普通人所无法逃避的诸多人生困扰，诸如生老病死，诸如嫉恨情爱，等等。由此可见圣人与普通人的距离，实在是近到了不能再近的程度。这就证明了圣人的智慧，真的只比普通人多出那么一点点。
那么这一点点的智慧，到底是什么呢？
单从曾夫子的人生历程推究起来，他与普通人之间这一点点的差异，大概能归结为两个范畴：
第一，曾国藩能够把人与人区分开。
第二，曾国藩能够把人与事区别开。
先说第一条，什么叫把人与人区分开来呢？用句老话就是，冤有头，债有主，是谁的事情，你就找谁的麻烦。不能张三捅了你一刀，你去砍李四。这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实际上，太多的人犯这种错误，明明是张三在砍你，你非哭着喊着去砍李四。结果你跟李四拼了性命，让张三在一边笑得打滚。
真有这么糊涂的人吗？
应该说，很少有不犯这种糊涂的人。比如说南京的洪秀全，他以天父之子自居，称所有人为同胞兄弟。这似乎很有感召力，但同时，洪秀全又给他的同胞兄弟们列出了敌人：清妖！请注意，这个清妖是洪秀全按照他自己的标准划分的政治阵营，只要你在朝廷有职务，就符合清妖的标准，同胞兄弟就有义务铲除你。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太平军在杀害清廷官员的时候，他们很有可能是这辈子头一次见到这个官员，都不认识，却硬要杀了人家，你说这脑子正常吗？
凡是以政治立场划分阵营，以群体或是阶级来区别敌我的，都是犯了无法区分人的错误。一个叫张三的官员砍你，你却去找另一个叫李四的人来砍，理由是他们都是清妖，都是统治阶级或剥削阶级。一旦你被这种古怪的思维所蛊惑，智商就会大幅跳水，沦为邪恶者流的走卒，拿自己的生命跟素不相识的人砍来杀去，却让蛊惑你的不良之人坐享其成。
这么一说就明白了，所谓冤有头，债有主，这话说起来简单，但绝大多数人活一辈子都未必能够弄明白。往往是放着自己的人生课题不去理会，却一门心思去找与你无关的人的麻烦，让洪秀全这样的人占尽便宜。试想，洪秀全之所以能够在南京城中于美女簇拥中恣意淫乐，就是因为太多的人，没弄清楚冤有头债有主这么简单的问题，一厢情愿拿自己当洪秀全的同胞兄弟。既然是同胞兄弟，为什么他的女人不分给你，却让你替他流血拼命呢？
所谓把人和人区分开，说起来简单，实际上却是绝大多数人活一辈子也无法做到的。举凡做不到这点的人，活得甭提多别扭了，许多人已经被活活搞死了，还在哭哭啼啼地哀求自己人不要搞自己人。拜托，天底下有搞死你的自己人吗？能分清这点的人，就绝不会与居心险恶要搞自己的人为伍，而是与对自己友善的人在一起，这样的一生，活得平安而又幸福。
聚集于南京城中的太平军，几乎个个都有无法把人与人区分开的毛病。所以南京城中才会出现恐怖的大屠杀，东王杨秀清满门被杀得精光。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记载：
东贼（杨秀清）军令，凡伪官率众出而败回者，不准入城，必待寇他处获利乃许入。时北贼（韦昌辉）寇江西败回，亦不准入，颇怀愤怨。得洪贼（洪秀全）函，即晚率三千余人遽入南门。趋围东贼宅，自携数贼入，杀东贼及其妻小。先是，贼取八九岁小儿数十，将阉之为内侍，不得法，皆死。故是宅中服役者皆女人，尽杀之。绕宅为东贼侍从馆，闻变各持械出，北贼挥众击避。天既明，函首致天贼，请标为老奸头，榜诸罪状示众。下令扃各门，凡老奸所属，无论官兵男女悉自首，匿者连坐。数日，拘得两万余人。
看看杨秀清所做的事情，何等地邪恶可怕。他捉来数十名少年，割去孩子们的生殖器，想把这些孩子弄成太监，因为不得法，把这些可怜孩子生生害死。于是杨秀清把自己的居所弄成了女儿国，全都是女人围绕着他。结果被所谓的北王韦昌辉杀入，连同侍候他的女人一并杀净。
有人称这是太平军之中的内斗。举凡持这种说法的人，都是犯了无法区分人与人的错误。你看他们都杀成这样了，世上有这样的自己人吗？
对了，这段记载中提及，东王杨秀清的两万部众被拘了起来，这些人后来结果如何呢？
据简又文先生根据传教士裨治文之《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及麦高文《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纪》两书所编纂的《太平天国全史》中记载：
当有东王党五千余人（即到场欣赏刑罚者），被诱卸下军械而被监视。有两座大朝房是特别指定为收容他们之用。等到全部进去之后，外兵即围攻、屠杀，在一座房内者，毫无抵抗，束手待毙；而在其他一房者，则奋斗至死。东王之带甲步兵既芟除净尽，其余党随被大规模地屠杀。其残酷惨状，无以过之。他们虽见有煌煌圣诏，允许受保护，而男女老幼被斩首者无数。行刑者辄为小童（按：太平军中有小童军，最凶勇），以杀人为嬉戏娱乐事。有好些个受害者高叫冤枉，呼吁上帝。又有些则请求那几个外国人行刑，以冀速死。
屠杀是如此地惨烈，这些死者临死前的呼冤之声，惊天动地。为什么他们感觉到自己冤？就是因为他们的脑壳不灵光，莫明其妙地认为那些屠杀自己的人是自己人。而视城外那些与他们无冤无仇，友善对待他们的人为敌人。一个成年人活得连敌我都弄不明白，这叫人说他们什么好呢？
而洪秀全刻意唆使孩子杀人，其目的，也是为了搅乱这些孩子的脑子，让他们无法区分仇人与友人，让他们听从那些坑害他们的人，去杀害善待他们的人。所谓“冤有头债有主”这六个字，说起来再也简单不过了，但只一个南京城中，就有数万人因为没弄明白这六个字而死。一个让数万人弄不明白而死的道理，能说是简单的吗？
道理这东西，说起来越简单，实行起来越是艰难。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曾国藩，就是因为他弄清楚了这些简单的道理。这是我们需要明白和注意的。
只要事情做对了，这个人就对了
再说第二个把人和事区别开。什么叫把人和事区别开？就是要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人性是复杂的，是易变的，是没有标签的，有标签的是事。如果你错误地替人贴上标签，那你这辈子可就不好办了。
比如说，民国时期，著名的史学家简又文先生撰《太平天国简史》，书中称，洪秀全早在广西金田团营，就挑选了三十六名美女为妾，号为王娘。攻克南昌之后，复又挑选六十名女子，强掳为性奴。而洪秀全于南京的日常生活，就是以虐杀女人为乐。据此，简又文先生得出结论称，洪秀全生活作风严肃，简直是一个严格的道德主义者。
一个强掳民间女子近百人，淫欲无度的色情狂，怎么会被简又文先生称为作风严肃呢？照这么个扭曲的思维来分类，监狱里的强奸犯色情狂，岂不都成了圣人？
因为简又文先生认为，洪秀全崛起东南，与清帝国叫板，是正义者的行动。事先替洪秀全贴上了正义的标签。洪秀全既然是个正义者，那么他必然是生活态度严肃的，必然是个严格的道德主义者。标签已经贴上了，结论就无可更改。不管洪秀全玩弄多少女人，都是作风严肃；不管洪秀全虐杀多少女性奴，都是严格的道德主义者。
在简又文先生这里，论据与论点完全背离了，其原因就在于简又文先生犯了糊涂，错误地把标签贴在人的脸上，而不是把标签贴在事情上。
事实上，真正的客观常识是，一个人做什么事，他就是什么人。一个人救死扶伤，他就是在做善行。可是突然间他又强暴民女，那么他就是强暴犯。强暴犯和善人都是他，这才是人性的复杂所在。同理可证，洪秀全剽掠民间女子，淫欲无度，那么他就是个大色狼，这才是从事情推导出来的最简单的结论。但是简又文先生缺乏这个最基本的常识，他是先下结论，发现论据与结论不符，也只好硬着头皮搁在这里，因为简又文先生不是圣人，只是普通人。
重复一遍，一个人做什么事，他就是什么人。这就是把人和事情区别开来的最基本法则。这句话看起来非常简单，但真正能够按此思考的人少之又少。如果你已经学会遵循此法则来思考问题，那你就已经接近圣人了。
曾国藩之所以与大众拉开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迈入圣者的境界，就是因为他考虑明白了这么简单的两个问题。
而李鸿章是知道老师的思考特点的。所以，他也知道他拒绝出兵镇江，置曾老九于危险之地而不顾，激怒了曾国藩。但李鸿章更清楚的是，曾国藩恨他是恨他做的这件事，而不是恨他这个人。
曾国藩只对事，不对人。
所以李鸿章知道，今天他做了件事，曾国藩认为是错的，因此痛恨他；等明天他再做另外一件事，曾国藩认为是对的，就会喜欢他。所以，他丝毫也不把老师的恼火与愤怒放在心上，尽管放手去做自己的事。
只要事情做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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