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种事?戈登先生听得呆了,心想可能这事确实不能怪程学启,连程学启都不能怪,那就更没理由怪李鸿章了。可是,这事到底怪谁呢?想不明白这其中的关节,他又问道:我想知道纳王郜永宽的情况,他在哪里?
贝莱上校说:这个我不知道,不过郜永宽的儿子在我的营地不远,我可以给你把他带来。
过一会儿,贝莱上校给戈登领过来一个少年。戈登问他:孩子,你父亲现在在哪里?
那少年手指运河:就是在那里,我父亲和其余七王,都被李鸿章大人给砍了头。
砍了头?霎时间戈登眼前一片漆黑。
一点儿也没错,郜永宽等投降的将领,已经被李鸿章全部诱杀。
实际上被杀的,是九个人,号称四王五天将。杀降的过程很简单,郜永宽、周文佳、汪安钧、伍贵文、范启发、张大洲、汪怀武、汪有为等四王五天将来到官船上,谒见巡抚大人。李鸿章亲切接见了他们,肯定了他们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弃暗投明,并明确表示,朝廷已经接受了九人的投降条件,郜永宽等现在已经是副将了。
郜永宽听得心花怒放。
然后李鸿章踱开,程学启走进来,向九人传朝廷圣旨,每人赏赐一顶红缨帽。九人急忙跪下戴帽子,这时候十八条大汉出现在九人身后,高高地举起了刀,咔嚓嚓,四王五天将就这样辞别了人世。
在李鸿章写给三弟李鹤章的书信中,这样描述他杀降的过程:
伪纳、比、康、宁四王及五天将投诚,杀慕逆以献省城,厥功甚伟。惟拥众廿万,不肯遣散,求赏总兵、副将官职,又欲割西南半城以处降众,分东北半城以处官府。卧榻之前岂容他人酣睡,致有尾大不掉之虞?因于廿六日诱该降酋九人来谒,温语慰藉,各赏红顶大帽一具,旋密令龚生阳骈戮之,方忠(即程学启,程学启字方忠)立即派队入城轰杀其党。
可见,苏州杀降,是一个事先计划好了的大规模杀戮行动。
史学界公认,苏州杀降是李鸿章一生最大的污点。人家已经投降了,你还杀人家,这还讲不讲道理了?但李鸿章为什么要杀死四王五天将,是个让史学家们痛苦不堪的问题。所以史学家都尽量不提这事,以免有人问起:李鸿章为啥要杀降啊?史学家们不知如何回答,会很丢脸的。
也有的史学家比较聪明,就拿了放大镜在四王五天将身上找毛病,嘿,还真有不少的毛病。郜永宽等人,投降前就开出条件要当总兵,而李鸿章手下第一红人程学启,才只不过是个记名总兵,可知四王五天将有点儿过分了。再者,郜永宽等人投降之后,将其部属集结起来,不准淮军靠近。而且郜永宽还明确拒绝剃发,除非先授他官职,再让他统二十营的人马,否则就不听你的,李鸿章你自己看着办吧。
这个理由,也是李鸿章自己说的,他在写给朝廷的《骈诛八降酋片》之中,就是这么说的。
但是这个理由,不过是瞎扯。
李鸿章杀降的真正原因,戈登心里最是清楚。理由就一个,杀四王五天将,于李鸿章而言有莫大的好处。
什么好处呢?
此时的戈登,正在避免让这种好处转化为现实。他差不多已经接近了崩溃的边缘。他心里最清楚,对于苏州投降的四王五天将,李鸿章是可杀可不杀的,杀有杀的理由,四王五天将都是积年老贼,抢夺的妇女,杀害的无辜老弱,不知凡几,有一千一万个理由可杀。但不杀这九个人也没关系,而李鸿章之所以杀了他们,仅仅是因为:
是他戈登出面担保这些人性命安全的。
李鸿章的目的,只是为了摧毁戈登的信用与威严,进而达到彻底毁灭常胜军的目的。即使李鸿章的目的不是这个,杀降事件的直接后果也是这个。
无耻啊!戈登仰天长嚎起来。
传令,调集常胜军的炮艇,于运河之上追杀李鸿章。
他说:郜永宽等人因我而死,我对不起他们。我要夺回苏州城,交还给太平军,以救赎我对郜永宽等死难者的负疚之心。
戈登追杀李鸿章的概况,1864年1月29日的《泰晤士报》有着详细的报道,报道全文如下:
最近“迦太基”号从上海开来。据云,江苏巡抚向叛军将领建议,不必作无谓牺牲,但他们拒绝投降。于是戈登获得抚台赦免叛将的保证后,亲自向他们担保,这才促成了归降。然而抚台食言,埋伏军兵,趁戈登出外时,下令大肆屠杀,不分男女老幼。戈登闻讯,立即召集少数部下,其中包括魏根斯坦亲王,闯进大营,只见一片令人憎恶的惨象。据亲王说,他们一齐开枪,接连装子弹,射击,清朝官员无一幸免。据云戈登本人枪杀了三十五个清将领。他们直入抚台衙门,但是他早已料到有此一着,戒备森严,无法攻打。每个人都感到可恶之至,大家一致惋惜戈登未能抓住抚台,把他绞死。
曾国藩怕了李鸿章
《泰晤士报》的相关报道,是援引私人笔记,准确度并不是太高。至少,所谓魏根斯坦亲王的证言,就是十足的瞎掰。戈登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真的对着李鸿章开枪,那意味着他要上军事法庭。
但《泰晤士报》的报道,反映出西方人的态度。事实上,李鸿章苏州杀降是件震惊中外朝野的大事。当曾国藩收到李鸿章的书信时,倒吸了一口冷气,拊掌叹曰:少荃要得,硬是要得,心明眼快,不留后患,实乃……不好,曾国藩急忙把第一幕僚赵烈文叫过来:咱们搜集来的准备弹劾李少荃的黑材料,都在你那里吧?
在,都在我那里。赵烈文问道:夫子,现在咱们就写奏章,弹劾李少荃吗?
这个……曾国藩说:你把黑材料拿过来,先让我看看,不要留下一点点,全部拿过来。
赵烈文把搜集的李鸿章黑材料拿过来,曾国藩抱着进了小黑屋,一把火全都烧掉了。
李鸿章这个学生太狠了,心狠手辣,翻脸无情,曾老师怕死他了。千万不要惹这个狠学生,万一因为弹劾而得罪了他,那后果可就难说了。
于是曾李师徒关系,因为苏州杀降事件的发生,重新回到了蜜月般的正常轨道上来。
曾国藩怕了李鸿章,那是因为他是李鸿章的老师。为了栽培这个弟子,他付出了太多太多的心血,不愿意因为这么一件事,让自己的付出鸡飞蛋打,沦为沉默成本。但对于社会各界的儒家士子而言,他们和李鸿章没有丝毫关系,对此一事表示了极为客观的谴责态度。
如梁启超后来撰写《李鸿章传》一书,指摘曰:
夫杀降已为君子所不取,况降而先有约,且有保人耶?故此举有三罪焉:杀降,背公理,一也;负约食言,二也;欺戈登,负友人,三也。戈登之切齿痛恨,至欲剚刃其腹以泄大忿,不亦宜乎?
看看,连梁启超都知道,李鸿章苏州杀降的唯一输家,就是善良而厚道的戈登先生。连旁观者都看不下去了,试想戈登先生的心情,是多么悲愤而绝望啊!
这时候戈登先生心里明镜似的,他完了,而且常胜军也已经完了。戈登先生就想:嗯,现在的我,必须要像中国人那样思考,先把事情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然后再说这事儿。
戈登先生给英国驻中国公使卜鲁斯写了封公开信,投诉李鸿章,要求卜鲁斯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对大清政府施加压力,让李鸿章辞职。
李鸿章平安过关
事实上,戈登先生的这封信,是唯一能够保住常胜军的办法了。
如果英国政府出面,朝廷就不得不慎重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卜鲁斯的脑壳明显进水程度太深,而且他始终对戈登出任常胜军持反对态度,这种严重的私人情绪影响了他的判断。他把戈登先生的投诉书,颠过来倒过去,心说你看这个烂戈登,早就知道你不行,你看你搞砸了吧?你以为大英女皇陛下是你家的老妈子啊?你让女皇陛下干什么,女皇陛下就干什么?
怎么应付戈登先生呢?有了,这老兄厚道善良,最好忽悠。于是卜鲁斯给李鸿章写了封信,敦请李鸿章认清形势,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否则也没什么关系,你就走你的吧,卜鲁斯才懒得操这闲心。
卜鲁斯不给力,处处推诿。在上海的诸国领事馆,却旗帜鲜明地声援戈登先生。他们以所有外国侨民的名义,联合签署了一项决议,决议声称:此事很可能使欧洲诸国不会再帮助大清政府,并可能撤回帮清军打仗的所有外国国籍的军官和士兵。
想一想,北京的朝廷看了这个决议,会是什么态度?
都快要乐疯了!
上海各领事馆发布的决议,不过是帮戈登先生的倒忙,徒令李鸿章和北京朝廷开心,而令戈登先生悲摧。
绝望之际,唯一能帮戈登先生的人出现了。英国驻华陆军总司令提勃朗,从上海起程奔赴昆山常胜军大本营,与戈登先生举行了秘密会谈。会谈中,戈登先生明确告诉提勃朗,苏州杀降事件,彻底摧毁了戈登先生的信用。现在的戈登先生,已经没有能力保住常胜军,没有能力保住欧洲诸国在华的唯一合法军事力量了。除非,从现在起,戈登将常胜军的指挥权转移到提勃朗手中,让这支军队不再接受李鸿章或是大清朝廷的调遣。
提勃朗听了戈登先生的话,才明白李鸿章苏州杀降,意在摧毁常胜军。他倒抽了一口冷气,立即接受了戈登先生的要求,带着自己的翻译梅辉立,赶往苏州会晤李鸿章。
两人见面,提勃朗开宗明义,大声道:李鸿章先生,我以一个军人的名义,强烈谴责你在苏州城犯下的无耻罪行。你诱杀九名投降将领,血洗苏州城,导致城中遇难者多达数万人,你这是赤裸裸的反人类、反文明、反社会的野蛮暴行。你的可耻行为,为文明世界所无法容忍。
李鸿章:……会有这么严重?
提勃朗:就是这么严重!现在我要求你,立即就此事对大英帝国做出解释,同时辞去巡抚职务,交出军队的指挥权。还有,如果你认识到自己的罪恶,真心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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