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虽然成功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由于康熙朝太子几立几废，更由于康熙帝的几个皇子骨肉相争由来已久，自胤禛登极之日起直到今天，对他继位的合法性一直议论丛生，一共有三种说法：遗诏继位说、改诏篡位说和无诏夺位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胤禛改诏篡位之说，说康熙帝的遗诏是“皇位传十四子胤祯”（胤原名胤祯），胤禛把遗诏中的“十”字改为“于”字，“祯”字易作“禛”，使遗诏变成“皇位传于四子胤禛”。但事实上，这个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按照清代文书制度，书写皇子，一定要在前面冠以“皇”字，违错不得。说“皇位传十四子”，“十四子”之前没有“皇”字，不合清制；如前面加个皇字，则原文应为“皇位传皇十四子”，在这种情况下将“十”字改为“于”，遗诏就变为“皇位传皇于四子”，这就不可理解了。另外，传位给谁应用“於”字，而在清代，“於”和“于”并不通用，事关国本的诏书，在关键字上写别字，容易暴露作伪者的马脚，胤禛应该考虑得到，不至于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可以看出，篡改遗诏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事实上，胤禛正常即位有康熙帝的遗旨为证。《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病重，召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皇七子淳郡王胤祐、皇八子贝勒胤、皇九子贝子胤、皇十二子贝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在康熙帝死后不久，社会上还流传着雍正帝“谋父夺位”的风言。说康熙帝病重时，雍正帝进了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胤禛就登了位”。这是说，康熙帝是胤禛进参汤下毒药死的。
另据目睹当时情况的意大利籍传教士马国贤记载：康熙帝死前夕，有号呼痛苦之声———有人据此认为，康熙帝很可能为雍正帝谋害而死的。如果联想到远在西北的胤即将班师回京一节，雍正帝趁父皇患病而施毒，进而抢先登位，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到后来，人们发现雍正帝“谋父”的传言是不成立的。像康熙帝那样坐了60年天下的皇帝，一饭一菜、一汤一茶入口都要经过极其严格的查验，何况在满朝官员注意力集中的时刻，为康熙帝进汤，能下药谋害，根本是不可思议的。
更何况康熙帝是不喝参汤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江南织造曹寅病重，苏州织造李煦上折请求御赐药剂，其中有人参，康熙帝谕：“南方庸医，每每用补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原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又说：“南人最好服参，北人于参不合，朕从前不轻用药，恐与病不投，无益有损。”康熙帝首先认为用参“伤人”，再认为北方人尤其“于参不合”，所以他根本就不食人参，如何肯服参汤？即使要药死他，熟悉他生活习惯的儿子，也不会愚蠢到在他不肯吃的东西中下毒。皇帝的习惯在宫中就是制度，谁又敢违反皇帝至关生死的习惯与制度而能为皇帝进参汤呢？
事实上，康熙帝是久病缠身，患了重感冒，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加之高龄体虚，还可能引起并发症，因而导致死亡。
一些推理还可补充雍正帝是合法继位的。在康熙帝弥留之日，《清圣祖实录》说胤禛奉召至畅春园，三次面见父皇，康熙帝告诉他病势转重。他在斋戒期间，负有祭天重任，如果不是特地召唤，是不能离开斋所的，否则，他到畅春园就违背了皇帝旨意，就会遭到谴责和驱逐。可见，他多次见到康熙帝，说明他的到来必为康熙帝所召。而这时的非常召见，当有特殊使命。
总而言之，根据可考的史料分析，雍正帝是于父皇寿终正寝后正常而合法地即位的。对此，清代官书众口一词，都是一个口径。后世有人依据雍正帝的气质、才干、品格、年龄以及他多年隐蔽性经营的特点；康熙帝对雍正帝的认识和父子感情基础，当时诸子争储互斗的背景以及康熙帝临终前遗命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等，认为雍正帝根据康熙帝“仓促之间二言而定大计”是合法继位的，是可信的。
第二章 成立新政，立志革新
成立新政，立志革新
做英明睿智皇帝的接班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父皇英明，为国家社稷做出了不朽功勋，儿子继位后，在改革父皇的成法上就会有顾虑，以免一不小心出了岔子，落下千古骂名。清世宗雍正帝却没有因父皇康熙帝的巨大成就而丧失进取之心，他要以独立的思考和锐意进取的改革行为证明他的不同凡响。雍正帝即位之初，就抒发了“雍正改革，政治一新”的抱负，勇敢地向各种各样的官僚集团发起了进攻。雍正帝决心刷新吏治，剔除康熙朝既成的贪墨之风，变宽为严，于是，一个清明的吏治环境出现了。
继位之初，矛盾尖锐
雍正帝是在康乾盛世前期———康熙末年社会发展出现停滞的形势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当时的社会矛盾异常激烈，这种状况为雍正帝提供了施展抱负和才干的机会。他有步骤地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高瞻远瞩，又惟日孜孜，励精图治，在他当政的十三年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
康熙帝以聪慧的才智和卓越的政治品格，一生为国家为民族创建了从衰败到鼎盛的伟业，他一生除鳌拜、平三蕃、视察黄河、疏通漕运、任用良将、东收台湾、北定疆界，等于把江山重新打造了一遍，表现出一个大政治家的锐气和进取精神。但到晚年，康熙帝的思想渐趋保守，与早年积极进取的精神相比，相当程度地失去了变革现实的锐气。再加上身体虚弱，皇子们的储位之争耗费了他的大量精力，康熙帝逐渐失去了蓬勃的朝气。康熙五十年（1711年）三月，康熙帝对大臣们说：“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即此意也。” 康熙帝于五十六年（1717年）进一步说：做君主的准则，就是要安静不生事，不要标新立异以为能出奇绩，也不要夸夸其谈，博取虚名。由此可见，康熙帝在晚年受了功成名就意识的左右，开始自满于以往的业绩，变得安于现状、庸俗倦怠，凡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了。康熙帝开始逃避现实，反对改革，对社会现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里清楚，表面上装作什么也看不见。但弊端和矛盾却是客观存在的，大清帝国实际上已陷入了政治腐败和权力争斗的严重困境，封建政治固有的积弊显现出来，社会矛盾有所上升。
首先是朋党斗争。帝皇之家从来都免不了朋党之争，兄弟倾轧。康熙晚年，皇子之间储位争夺，以及索额图、大学士明珠等大臣之间的朋党之争，互相交织。此外，朝臣中有满人和汉人的矛盾，满人歧视汉人，大学士一定要以满人做“首辅”（首领）；各部尚书虽然满人、汉人都有，但满人“行走”在前，汉官在后；官缺分出旗缺、汉缺，满人少，得缺容易；同时皇帝经常表彰满人淳朴，指责汉人奸猾，势必造成满汉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因而在政事处置上各持己见，维护本民族人员的利益，这就是“满洲大臣一议，汉大臣一议”，互不让步。
其次是阶级矛盾加剧。康熙初年，由于满汉官员贪赃枉法，侵渔百姓，使“民生困苦已极”，因而康熙帝特别注重整顿吏治。他认为，要治理国家，首要的是有一大批奉公守法、勤政清廉的官吏。但由于康熙帝晚年放松了对封建官僚的约束，各种严酷的剥削便开始了，农民与官僚集团的矛盾也随之产生。比如附加税耗羡，康熙帝原来并不许征收，“州县官克取耗羡、加派私征及司道府徇情不报者，皆革职提问，徇纵不参之督抚革职”。但由于康熙朝俸禄较低，各级官僚最终还是将目光瞄准在对百姓的克取上。二十八年（1689年），浙闽总督兴永朝奏称：“若断绝外官耗羡，则外任实不能度日。”结果康熙帝不得不向官僚们妥协，同意加收耗羡。
州县官征收耗羡，一部分落入私囊，一部分则用于送礼。州县官要向上司送规礼，地方官也要向朝臣送礼，这成了当时官场上的不成文制度。州县官为了确保个人用度和这些官场常例，重视征收耗羡银的程度比征收正额钱粮的还要高，还要严厉。同时还会把征收到的正额钱粮，挪作他用，严重地影响了国家财政的收支平衡，情况最严重时户部库里只有八百万两银子贮存。康熙帝看到这种现象，于五十九年（1720年）说各省的钱粮亏空太多了，不够开支。这种情况使得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以皇帝为首的政府和官僚集团之间也发生了矛盾。与康熙初年相比，官场滥征耗羡，吏治不清已成为康熙帝晚年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再次，西北用兵也造成了社会矛盾加剧。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西北兵端肇起以后，康熙帝调兵遣将，开销较大，西北前线人民负担显著增加。部分军士不愿出征，相继逃亡，清政府严行惩治。五十六年（1717年），朝鲜使臣李仿、李大成等归国报告，说他们在路上看到槛车里载有很多男人和妇女，这些人是不愿意西征的人及他们的妻子，是被流放到沈阳或宁古塔去的。他们还说过去所经之地，见“人物甚盛，关门填咽”的繁荣景象，如今“关外人家多有撤毁处，关内人物颇稀疏，马畜甚贵，或骑牝骡而行，盖以征讨西之故，如是凋弊云耳”。
虽然康熙帝西北用兵的决策是正确的，但过度的战争已经严重地破坏了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并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的发展，虽然不是什么大萧条，但和康熙朝君臣口头称道的太平盛世相差已甚远。
由此可见，康熙朝晚期，各种社会矛盾纷至沓来，亟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