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改革家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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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改革家雍正-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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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康熙朝晚期,各种社会矛盾纷至沓来,亟待解决。正缘于此,继康熙帝之后掌握帝国命运的雍正帝,将怎样治理这个经济严重衰退的国家,可以说关系到整个清王朝在中国的国运兴衰。高唱颂歌、粉饰太平的做法是逃避现实的懦弱行为,讳疾忌医、不许人开口的态度则是自取灭亡之道,只有勇于正视自身弱点的人才具备成功者的素质,只有勇于改正自身缺点的政治才是英明的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讲,雍正帝是另一类伟大的政治家,他对中国历史所做出的功绩,殊不弱于父皇康熙帝。   
高瞻远瞩,积极进取   
做英明皇帝的儿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父皇英明,为国家社稷做出了不朽功勋,儿子继位后,就不得不忠实地遵行父皇的成法,以免不小心出了岔子,落个千古骂名,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英明君主大多有无用的儿子。比如唐高宗李治,一生都活在乃父李世民的阴影下,循规蹈矩,丝毫不敢超出父皇定下的制度,在政治上无所作为。   
但清世宗雍正帝没有因康熙帝的巨大成就而丧失进取之心,他要以独立的思考和行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作为一个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赢得了极大赞誉的“圣主”康熙帝的儿子,改革父亲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就含有否定父亲的含义,对雍正帝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和考验。在世人心里,康熙帝是一位英明的皇帝,为国家社稷做出了不朽功勋,尽管他晚年的思想有些保守,但毕竟功大于过。对雍正帝来说,实行改革无疑会有一种心理压力。雍正帝也曾经过思想斗争,最后还是尊重现实,走上了改革的道路。在寝宫养心殿西暖阁挂有他亲自书写的一副对联“愿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这是他政治思想的最好注解。   
雍正帝把他和父皇康熙帝作了一个比较,说他事事不如其父,惟独在官风民情上比乃父知道得多。他认为康熙帝八岁即位,深居宫中,很难了解真实情况。他说:对下面情况的了解,朕是亲身经历得到的。朕为雍亲王多年,凡是臣下结党施行奸计,互相拉关系,相互徇情办事,对皇上、对上司欺诈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当面顺从,背后另干一套,各种恶劣风习,都不能逃过朕的眼睛,朕都知道这些弊病了。朕对于下情的透彻了解,和历史上从藩王当上皇帝的人来比较,比如汉文帝等人,朕的见闻,要比他们多得多。   
可见,雍正帝对他在当雍亲王时的经历颇为自负,这不是自我吹嘘,而是有理由的。他在康熙时期奉旨处理过一些政事,虽然这些政事不多,但他对当时国库亏空、钱粮短缺的情况非常留意,因而当他形成了兴利除弊的思想后,面对千头万绪的政治局面,知道如何入手。   
在改革的过程中,雍正帝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舆论制约,但是雍正帝都能够难中取易,险中取胜,只要认准一件事,他都会当仁不让,下定决心去做,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勇敢地向千百年来形成的积习挑战,宣布剔除吏治不清、科举腐败的恶习,创造太平盛世。他的振新,同康熙帝晚年的不生事形成鲜明对照,标志着雍正新朝,在政治上必有一番改革。   
雍正帝之所以能从一个毫不起眼的皇子一跃成为执掌大清江山的天子,在于他不仅有积极进取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更有高瞻远瞩的魄力。为了保证其政治纲领的实施,他把封建主义的皇权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不妨追溯一下清代的政体沿革:努尔哈赤时,大臣们比皇帝有权,一切重大的事件须先由王大臣会议受理,再呈报努尔哈赤。皇太极时设立文馆来分散王大臣的权力,文馆的职掌是内三院,包括秘书院、弘文院和国史院。顺治晚期,改三院为内阁,设满汉大学士各二人,称宰辅。鳌拜为了专权,又把内阁改回内三院。康熙帝从鳌拜的专权中总结出一条经验:“大权旁落,很少有不失败的。”所以,他力主“天下大权,惟一人操之”,以加强君主集权。“愿以一人治天下,不为天下奉一人”,则从字里行间极为迫切地表露了雍正帝对集权的渴望。为了加强皇权,雍正帝成立了军机处,最终,实现了雍正帝“愿以一人治天下”的理想。皇权的加强在一定条件下,对国家统一、政治的清明确有其积极的意义。   
“人治”是雍正帝统治思想的内核。它强调一是要有一个好皇帝;二是皇帝要会用人。好皇帝的标准是四个字:励精图治。这样才能避免唐、明朝时的宦官专权,杜绝朋党之争。“人治”还需要有一支在励精图治的君主指导下的良好的官僚队伍。除此之外,关键在于有好的施政方针。雍正帝把人看作最重要的因素,对下层的老百姓给予了很多的关怀与照顾。   
总之,雍正帝是一位积极进取、勇于革新的君王,他并没有盲目崇拜父皇康熙帝,而是敢于改正前朝的失误,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是一种超越。   
抒发抱负,政治一新   
雍正帝即位之初,对他的政治即有一个总的要求,就是“雍正改元,政治一新”。即要随着新朝的开始,剔除前朝积弊,在政治上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形成国富民殷的盛况。雍正帝不仅看到了康熙朝的问题,而且深知其渊源,绝非一朝一代所形成,所以他的改革胃口很大,宣称:“朕欲澄清吏治,艾安民生,故于公私毁誉之间,分别极其明晰,晓谕不惮烦劳,务期振数百年之颓风,以端治化之本。”   
在“振数百年颓风”思想的指引下,雍正帝进行了一系列的弊政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整顿吏治。即位伊始,为惩治腐败,雍正帝克服各方面的阻力,在全国上下大规模地开展了清查亏空、耗羡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度和取缔陋规等工作。由于他态度坚决, 措施得力, 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官吏贪污、吏治败坏的情况大有好转。   
第二,废除贱籍。大家知道印度古代有贱民,清朝雍正王朝之前也有贱民。明朝以降户口有军籍,有民籍,有贱籍。民籍就是士农工商,贱籍就是贱民,不属于士农工商,他们不能读书,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世世代代身份不能改变,身份地位相当低下。贱籍据说从宋朝以来就延续下来了,他们只能做一些被人看不起的工作。雍正帝先后下令取消贱籍,让他们编为民籍,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豁贱为良涉及到的人虽然不是太多,但是在历史上是有其积极的进步意义的。   
第三,改土归流。在云、贵、粤、桂、川、湘、鄂等省少数民族地区,在雍正朝以前主要由世袭土司进行管辖。尽管此前已有“改土归流”的举措,但雍正帝却全面推行了“改土归流”制度,就是革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区分别设立府、厅、州、县,委派有任期的、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管理。这种管理体制,同内地大体一样。雍正帝的改土归流政策,削弱了土司的世袭特权和利益,减轻了西南少数民族人民的负担,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   
第四,摊丁入亩。这是一项重大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帝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亩”,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典型的“杀富济贫”。这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   
第五,反对朋党。雍正帝从亲身体验中深知朋党的危害:朋党各行其是,破坏朝政统一,损害君主权威;朋党之间互相攻击,任用私人,不仅会破坏正常的用人原则,也干扰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权力;朋党各抒政见,自我标榜,批评朝政,扰乱君主视听,妨碍既定的政策。所以雍正帝说“朋党最为恶习”。他反对的朋党不仅包括朝廷中的拉帮结派,也包括科甲出身官员的师生同年的宗派关系。对于科甲朋党,雍正帝宣称,欲“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涤”,表明他为澄清吏治、医治痼疾的决心。   
第六,整饬官衙书吏。封建政治制度造就了一批把持政务的书吏,大小机关的文书处理和档案保管权力都控制在书吏手里。由于文书的处理大权在书吏手中,所以书吏队伍是贤是奸,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吏治行政。还是在当亲王期间,胤禛对官衙书吏的弊端就已经相当清楚。尤其是康熙帝晚年实施“政宽事省”、“无为而治”政策,各级官僚大多作威作福、腐化愚昧、不视政事,只依靠幕友和书吏办事,以致吏治废弛败坏,各衙门书吏竟敢公然盗取、改易、焚毁档案文件。对书吏队伍中的这种腐败情弊,胤禛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登基后,雍正帝马上提出了整饬官衙书吏的革新思想,他对书吏管束严格,为铲除书吏队伍中敲诈勒索和舞文弄法之积弊,相继推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   
第七,狠刹摊派之风。雍正帝刚登基的时候,地方摊派积弊花样繁多,有大吏示禁而属员阳奉阴违者;有大吏故纵而有司公然横行者;甚至有在百姓交纳正项钱粮时,官吏即将拟派之费预行扣去,先私而后公者。摊派已经成为吏治清廉民生乐业的一大祸害。雍正帝对此看得很透彻,在他即位后的一两年内就接连颁发“谕禁数条”的革新思想,并且惩处了一批妄行摊派的官员。雍正帝认为,如果想要彻底消除摊派之风,从根本上说,必须造就新一代廉洁的官吏队伍。   
总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雍正处于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期。雍正帝既继承了康熙帝的历史遗产,又纠正了康熙帝晚年的弊政;同时雍正帝的许多措施,也为后来乾隆时期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务实求真,从严治国   
雍正帝一生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做事要求实际而不应该有虚念,这是雍正帝的再三要求。他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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