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大自己的声威，这种酷刑就是用锋利的刀来剔活人的肋骨。
汪直提督西厂后，威风甚至超越皇帝。当朝御史徐镛曾说：“今天下之人，只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只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汪直每次出行，都带上一大班随从，前呼后拥，朝中的公卿大臣都要给他让路。兵部尚书项忠因正直而遭汪直谗害。有一次项忠没有主动给汪直让路，汪直就当面凌辱项忠，最终使项忠被革职为民，汪直方才罢休。由于汪直掌握了朝廷重权，以至于人们把当朝的阁臣们戏称为“纸糊的三阁老”、“泥塑的六尚书”。
成化十四年（1478年），曾经发生了一起假汪直案。崇王府内使下人杨福，因相貌酷似汪直，便假称汪直。从芜湖、常州、苏州，到杭州、绍兴、宁波，所到之处，各地官员争相奉承，甚至有人找上门托他打官司。当他南下到福州时，被福建镇守太监识破，杨福被斩杀，轰动一时。此案虽然颇令汪直难堪，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汪直的权倾一时。
汪直为了巩固其受宠地位，先后在成化十五年（1479年）和成化十六年（1480年），两次出征任监军，谎奏捷报，冒领军功，使其两个爪牙陈钺和王越分别升任兵部尚书，被封为成宁伯。汪直被累加禄米，数额是正一品文武官禄米的数倍。
善于诙谐表演的中官阿丑曾经在宫中装醉谩骂，周围的人说皇帝驾到，阿丑仍谩骂不停，有人叫道，汪公来了，阿丑立即惊慌失措地逃走了。问其原由，阿丑回答：“现在的人哪知皇帝，只知道汪太监啊。”阿丑曾在宪宗面前表演：穿着汪直的衣冠，手持双斧，并说：“我领兵打仗，全仗此两钺。”两钺，即陈钺和王越，都是汪直的亲信。宪宗看过阿丑的表演后，感到汪直权重镇主，逐渐开始疏远汪直，派他外出，总镇大同、宣府等处。
成化十七年（1481年），明朝北部边境遭受蒙古骑兵侵扰，宪宗命汪直、王越前往宣府御敌，敌兵退却后，其他人均奉调回京，却让汪直移镇大同。朝臣们看到这个情况，知道汪直在宪宗面前失宠了，才敢上告汪直的罪行。首辅万安领衔上疏，要废除西厂。万安因向万贵妃献媚，向宪宗献房中术，为人们所鄙视。但他奏请罢置西厂，大家都认为他办了件好事。
西厂的命运与汪直的命运紧密相连。成化十九年（1483年）六月，汪直与总兵官许宁发生矛盾，兵部认为应早作处分。过去，文臣武将很少敢与镇守太监抗衡，即使发生争执，皇帝也是偏向太监。但这次宪宗却责备汪直不以“边寄为重”，遂剥夺了他的兵权，将他调任南京御马监太监。不久，科道官再次奏劾汪直妄报功次，侵盗钱粮，擅作威福，交结朋党。于是，汪直被降为奉御，不久又被罢了官，汪直遂跌入他政治生涯的最低谷。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汪直去世。
“立皇帝”刘瑾（1）
刘瑾像刘瑾，生于陕西兴平的一户普通人家，自幼净身，本姓谈，因投身于镇守太监刘顺门下做义子而改姓刘，明英宗天顺初年入宫。在宫中，刘瑾很仰慕英宗时的宦官王振的做派。刘瑾在少年和青年时期，苦心钻营，学会了察言观色、见机行事、阳奉阴违、挑拨离间等一系列本领，在孝宗弘治五年（1492年）三月，被宦官李广推荐，成为皇太子朱厚照的侍臣。刘瑾处处小心谨慎，挖空心思争取太子的欢心。太子朱厚照和孝宗对他都产生了好感。
弘治十八年（1505年），孝宗病死，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在武宗周围，有八个太监对他影响最大，即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和刘瑾，人称“八虎”。而刘瑾乃“八虎”之首。
“八虎”以游戏引诱武宗，每天向武宗进献鹰犬、歌舞、角觝等，又引导武宗微服出宫，置武宗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刘瑾爬上去的手段是陪皇帝玩，满足武宗寻欢作乐的要求。武宗贪图玩乐，觉得刘瑾等称他的心意，十分宠信他们。刘瑾每天给武宗安排许多寻欢作乐的事，等武宗玩得正起劲的时候，便把大臣的许多奏章送给武宗批阅。武宗很不耐烦，说：“我要你们干什么？这些小事都叫我亲自处理？”说着，就把奏章撂给刘瑾。打这以后，事无大小，刘瑾都不再上奏。
刘瑾的才干高于其他人，尤其是伶牙俐齿，善于狡辩，这是刘瑾的一个特点，这使他在后来的官场中如鱼得水。刘瑾的另一个特点是他有强烈的权力欲，群臣的弹劾给刘瑾创造了机会。他对其他宦官说：“使瑾入司礼，可使科道结舌，文臣拱手。”他曾经对武宗说：“弘治间，朝权俱为司礼监、内阁所掌，朝廷不过虚名而已。如天下镇守、分守、守备等项内官皆司礼监官举用，大受贿赂。如不信，只将司礼监掌印太监抄了，金银可满三间房屋。若将天下镇守内臣取回，别用一番人，令彼各备银一二万两，进上谢恩，胜赂司礼监。”于是，刘瑾逐渐博得了武宗的宠爱与信任，武宗把刘瑾视为心腹。
刘瑾的羽翼丰满以后，权势不断扩张，完全控制了朝政。他一手栽培的亲信死心为其效力。主掌内阁的大学士焦芳称刘瑾为“千岁”，自称“门下”，凡出自内阁的票拟章奏，都完全遵从刘瑾的旨意。各种公文，均称刘太监而不呼其名。都察院所奏本章，直称刘瑾之名，没有称“刘太监”，刘瑾阅后大发雷霆，都御史闻讯急忙率属下前往刘瑾府中跪伏请罪，才免遭刘瑾的惩治。
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宫廷内外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外朝大臣必欲铲除“八虎”。内阁、部院、科道等官纷纷上言。武宗看到这些奏章，不禁大吃一惊。武宗派外朝官僚与内阁联系，商议处置刘瑾等宦官的办法。外朝官僚便认为处置“八虎”已是手到擒来。刘瑾等人事先得到风声，大惊失色，赶忙召集其他七人连夜到武宗面前哭诉求情。武宗做了相反的决断，不但不听大臣劝谏，反而提升刘瑾为司礼监，又让刘瑾的两个同党分别担任东厂、西厂提督，将王岳等支持阁议的太监贬充南京净军，局面一夜之间突变。
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刘瑾令群臣跪于金水桥，宣示奸党名单。列入奸党的有大学士刘健等几十人，罗织的罪状是“递相交通，彼此穿凿，曲意阿附，遂成党比”。宣示奸党，便把异己逐出政治舞台；让廷臣跪而听诏，造成他们心理上更大的压抑感，这是刘瑾树立权威的一个重大步骤。
正德三年（1508年）夏，早朝时发现攻击刘瑾的匿名书帖，刘瑾令群臣跪于奉天门下曝晒。宦官李荣同情被罚大臣，送去一些冰块为他们解渴消热，遭到刘瑾的喝斥。宦官黄伟见因一封匿名信连累众人，气愤不过，发了几句牢骚，触怒了刘瑾，当天就被放逐到南京。文武百官被罚跪一天，也没有找到投信之人，傍晚，刘瑾下令把五品以下官员全部收入锦衣卫狱中，而主事何销、顺天推宫周臣、进士陆伸三人因中暑身死。后来，他听说此书是内臣所为，方释放诸臣回家。
刘瑾依靠其淫威，数兴大狱，众多官员被抄家。他设计了一种大枷，有150斤重，被他迫害的大臣戴上这种枷后，没几天便被拖累致死。刘瑾知道负责劝谏的言官们对他是一种很大的威胁。刘瑾掌权后，对言官除了借故进行罢免、廷杖以及诬陷定罪外，在平时还命他们在早晨寅时（三点到五点）入朝，一直到下午的酉时（五点到七点）才让走。一天在朝时间竟达十四五个小时，刘瑾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没精力弹劾自己。
正德四年（1509）十月，设内行厂，刘瑾亲自掌管。内行厂的酷烈更胜于东、西二厂，内行厂还有一个特殊功能，就是监视东、西二厂，即监视可能对刘瑾构成威胁的另一些大太监。朝臣和宦官都在刘瑾的监视之下，每天都担惊受怕。都给事中许天锡想弹劾刘瑾，奏章写好后再三思量，担心不能成功，把奏章揣在怀里，悬梁自尽了。
在畏惧和讨好心理的作用下，各衙门职官奏事，先把章奏送到刘瑾处。刘瑾也往往将章奏携回私室，与同党捏写旨意。一些王公大臣，知道送给明武宗的奏章，皇上是看不到的，因此，有什么事上奏，就先把复本送给刘瑾，再把正本送给朝廷。当时，京师流行“两皇帝”之说，称武宗为坐皇帝或朱皇帝，称刘瑾为站皇帝或刘皇帝。
“立皇帝”刘瑾（2）
刘瑾究竟拥有多少家产呢？据史家考证，刘瑾的家产近乎天文数字——合为33万公斤黄金、805万公斤白银，而李自成打进北京时收缴崇祯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仅为20万公斤黄金！这个数字如果靠着刘瑾的俸禄，即使不吃不喝，也要经过500万年才能达到。而事实上，刘瑾却只用了5年就完成了。可笑的是，这个巨贪竟然曾经上演了一场“拒贿秀”。据《明史·宦官列传》记载：有一次，御史欧阳云等十余人按照规矩来给刘瑾行贿。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一次，刘瑾不但向皇上揭发了他们的行贿行为，而且还将欧阳云等全部治罪。
刘瑾在权势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动了篡位之心，他私自刻了印玺，暗造弓箭，企图寻机夺位，群臣也对他恨之入骨。
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宁夏发生了安化王朱寘鐇反叛事件。他以反刘瑾起兵，得到许多武臣的拥戴。朱寘鐇之变也最后决定了刘瑾的命运。五月，朝廷以泾阳伯神英为总兵，右都御史杨一清为提督，太监张永总督军务，率兵讨寘鐇。刚一出兵，寘鐇即被擒。回师路上，杨一清要张永利用奏捷的机会，揭发刘瑾的奸恶，张永本来与刘瑾就有矛盾，听了杨一清的鼓动，欣然应允。
八月甲午日（9月13日），刘瑾安排这天给他的哥哥、都督刘景祥出丧，而把张永献俘安排在第二天。但张永13日便入宫，待刘瑾退后，张永取出寘鐇起兵的檄文献上，并陈奏刘瑾不法之事。太监马永成也出言相助。武宗有所省悟，立即行动。在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