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其货币化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商业资本日益膨胀的趋势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人集团，其中尤以南方的徽商和北方的西商最为著名。徽商出于安徽南部的徽州府（治今安徽歙县），其地属山区，人多而耕地少，居民遂多出外经营工商业谋生。当地物产丰富，木器、漆器、茶、文具之类特产都驰名全国，为商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物质条件。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苏、浙邻近徽州，交通便利，成为其绝好的商业市场。在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徽商实力勃兴，明代钱币长江中下游地区至有“无徽不成镇”之谚。部分徽商还把经营方向发展到海外，嘉靖倭患的著名首领许栋、王直、徐海等都是徽商出身。久之经商成为徽州普遍的风气，“其俗男子受室后，尊者即督令行贾，无赢折皆不得速归，久者数十年，近亦逾纪”（见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13《王彦孝妻金氏墓碣》）。他们的商业活动以贩盐为主，亦兼营粮、棉、丝、茶等多种贸易，很多人通过与官府的合作演变为豪富特权商人。西商主要是指山西和陕西商人，他们在明朝通过经营边防军需物资起家，积累了大量资本，势力经久不衰。此外其他地方还有很多较小规模的商人集团，其经商活动大都带有地域性、宗族性的共同特点。
宋朝时开始出现的地方性镇市、集市（草市），在明中叶以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几乎遍及全国，对各地自然经济起到了一定的调剂作用。一部分地理位置较好的镇市，明代都市绸缎店人口逐渐聚集，越来越多地吸引外地商业资本，逐渐发展为专业性市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地区工商业中心的性质。这类市镇以江南地区最为普遍，如以棉织业为主的松江朱泾镇、以丝织业为主的苏州盛泽镇、湖州南浔镇，都是人烟繁庶，名闻全国。到明朝末年，四所规模巨大的专业性市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合称“天下四大镇”，俨然已成为新兴的商业城市。它们与作为州县治所的传统城市不同，行政级别低下，机构设置简单，完全是因为经济发展而崛起的工商业中心。即使是传统的政治型城市，如北京、南京、杭州、广州之类，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其本身的经济职能也在明显强化。由城市到市镇，再到星罗棋布的乡村集市，构成了一个个较大的地区贸易网络。
与商品经济的繁荣相联系，明朝中叶以下的社会风气也出现了显著变化。在明朝后期一些人看来，嘉靖前后明显是两个不同的时代。成书于神宗万历时期的《歙志风土论》在这方面的论述颇具代表性。其中赞誉明孝宗弘治年间“家居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为“一时之三代”。至武宗正德末、世宗嘉靖初“则稍异矣，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赀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至嘉靖末、穆宗隆庆初“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到万历时“则迥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9册《凤宁徽备录》）。这一类对明朝后期百年之间社会风气变化的叙述，在其他一些地区的方志里也颇不乏见。归纳而言，变化主要表现在农业人口“弃本逐末”，工商业竞争激烈，金钱崇拜和追求奢侈高消费之风盛行，逾越礼制现象日趋普遍，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受到猛烈冲击等方面。这些变化趋势清朝前期在政府干预下一度有所遏制，但社会风气毕竟已不能回到明朝前期的“三代”阶段。相反只要政府控制稍有放松，这些趋向即有继续发展的态势。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中期以下商品经济的发展，的确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商品经济的繁荣（2）
明人绘《货郎图》另一方面，明朝商品经济的繁荣仍然带有严重的局限性。中国古代的自然经济结构虽以自给自足为主，但本身也能够容纳一定程度的商品生产。在一般情况下，每个农户作为剩余产品向市场提供的商品，在其总产品中所占份额很小。但由于农民人数众多，其剩余产品总量大大超出独立手工业者的产品总量，因此农民实际上成为社会商品的主要提供者。他们以织助耕，以副养农，可以使自己的收入基本保持稳定，甚至有缓慢的提高，但始终难以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样就严重限制了社会财富积累和商品生产的扩大。虽然出现了一些资本雄厚的商人集团，但他们往往同时又带有地主、高利贷者的身份，其相当一部分资本转向购买土地、放高利贷或交结官府谋求特权保护，并未真正投入于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在政治领域，国家对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明显的约束和限制，在总体方针上重农抑商，对商业活动课以重税，责以义务性的“派买”，严加管理，出行要有路引（通行证），营业须有市籍，为官府盘剥商人提供了种种方便。而以闭关锁国为主的对外政策，又严重阻碍了对外贸易的扩大和海外市场的开拓。在此类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明朝商品经济虽比前代有了更大进步，但并未能对传统自然经济结构形成根本的冲击。
赋役与户籍
明代《南村别墅图》
明朝初年，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户籍管理制度，分为民户、军户、匠户三大类，以其为基础征发赋役。其中民户为国家常规赋役的主要承担者，军户、匠户因已有军役、匠役的特殊负担，常规赋役可适度减免。户籍管理的核心内容为里甲制。每110户为一里（城中称坊，近城称厢），推丁、粮多者10户为里长，其余100户分为十甲，每甲又以一户任甲首。里长、甲首皆轮流担任，十年轮换一遍。他们要负责管束所属人户，统计其丁、产变化状况，督促生产，调解纠纷。在设置里甲的基础上编造黄册，每里一册，登载该里110户的丁、口数以及年龄、财产状况。黄册每隔十年必须重新核实更造，写明十年来各户人丁、财产的变迁，分列出旧管（上次登记数额）、新收（新增数额）、开除（减少数额）、实在（现有数额）四项细目，以便官府能够清楚地了解户籍的变化，合理征发赋役。另外，还命各地编绘鱼鳞图册以登录田土。一州县中根据税粮多少划分为若干粮区，分别丈量其土地情况，详列其面积、地形、四至、土质优劣、税则高低、田主姓名，编号绘制为分图，汇为州县总图册。鱼鳞图册和黄册互相配合，通过对耕地、户口两大要素的统计，实行户籍和赋役管理，在巩固明朝专制国家的经济基础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不过到明朝中后期，黄册的更造渐成具文，地方官多简单照抄旧册予以应付，甚至提前预造以后十年、二十年的黄册，致使其上“人多百岁之老，产竟世守之业”。鱼鳞图册的编绘也基本未再进行。
明朝的赋税征收基本上沿用唐宋以来的两税法，田赋分夏税、秋粮两次缴纳。纳米麦者称为“本色”，纳钱、钞、绢或以其他物产代输者称为“折色”。税率因地而异，有不同的“科则”，差别很大。为便于征收，各州县划分粮区，每粮区设置粮长一名，以地多纳粮多的大户担任，负责该区税粮的催征、验收和解运，同时也协助里长进行基层管理。役有正役，有杂役。正役以里甲为单位轮充，亦称里甲正役。每年由里长一名督率一甲十户应役，称“见年”或“当年”，其余九里长与九甲人户在此后九年内依次应役，称“排年”。里甲正役的主要工作，是协助粮长催征钱粮，协助官府维持治安、拘捕罪犯，办运上贡物料（通常是当地特产），支应官府公用等等。除此之外官府所派之役统称杂役，亦称“杂泛”，其名目、数量的伸缩性更大，主要包括官府差遣、仓库、驿递、土木工程等工作，粮长亦属杂役之列。杂役基本上是临时佥派，佥派标准则以黄册所载丁、粮状况为主，分为三等九则，丁粮多者任重役，丁粮少者任轻役。
明代《南村别墅图》明朝中期，土地兼并和社会贫富分化逐渐加剧，官绅大户百般逃避赋役，中下户的赋役负担不断加重，每至于破产流亡，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赋役尤其是杂役差编之法繁琐混乱，胥吏上下其手，弊端丛生。改革赋役制度的要求日益高涨，很多地方官已开始因地制宜进行变革。神宗初年张居正当权，将赋役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是即“一条鞭法”。一条鞭法以简化赋役征发的项目和手续为基本原则，规定各州县以白银为单位通算每年的正、杂役费用，得出一个“役银”数目，然后“量地计丁”，即按照丁、粮两项标准将其分摊到每家每户头上，每粮一石征银若干，丁一人征银若干，最终与该户的田赋（亦折银）合并征收。此法归并了原来复杂的赋役名目，征收手续简便，而且量出制入进行分摊，使民户预知缴纳数额，官吏不易作弊。赋役统一折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百姓纳银代役，受到的国家人身束缚有所削弱，田赋折银则可免去运输和官吏挑剔之苦。役银征收标准也比以前佥役时更向田亩偏重，有利于无地少地的农民。因此这一措施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是张居正改革的一项主要成就。
随着一条鞭法到摊丁入亩的一系列改革，明初建立的里甲制逐渐瓦解。明朝后期，开始采取新的户籍管理制度保甲制。其重点在维持地方治安，与佥役无关，划分也因而比里甲更为灵活，每保所辖甲数和每甲所辖户数均不固定。保甲长的委派不论资产，而主要选用“才力为众所服者”。保甲的册籍只书写籍贯、丁口，不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