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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关系与依附关系
明人绘《人物山水图》
自宋朝“不立田制”以来，土地私有制已确定无疑地成为社会上土地占有的基本形态，明朝亦不例外。但与宋朝相比，明朝土地关系中仍然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国有制残余，只是其国有性质并不完整，而且都逐渐在向私有制转化。
明人绘《书画合壁卷》官田——明朝存在着一批原则上属于国有、租与百姓佃种的官田。其主要来源，一部分承自南宋末年贾似道强买的“公田”，一部分则是元、明两朝官府籍没的土地，也包括一些荒地。其“国有”性质的主要表现，是按租佃制下的地租比例向耕种者征收赋税，所纳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民田，官府册籍均概称之为田赋。在江南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湖州、嘉兴六府，官田分布最为集中。据明太祖在位后期的统计数字，上述六府耕地面积仅占全国4％，而缴纳田赋数额却占到全国的22％，其中苏州府的亩平均赋额是全国的8。2倍。而官府对官田的管理只重赋额，对由何人耕种并不关心，因此耕种官田者事实上几乎等于拥有土地所有权，可以买卖、转佃。在时人看来，这些土地并非朝廷之田，只是一类特殊的重赋田。在不断的买卖、转佃之下，官田频繁转手，簿籍混乱，赋额大量积欠。政府被迫逐步采取改革措施，减轻官田所有者的负担，即在不减少田赋总额的前提下，将官田重赋的一部分转移到当地民田上面，称为“扒平官民田科则”，这实际上等于承认了官田的私有化。万历以下，官、民田的分类逐渐消失，各地官田相继转化为普通的民田。
屯田——明朝屯田数量很大，有军屯、民屯、商屯等区分，均属国有，而以与卫所制度结合的军屯最为重要。明初屯田管理较好，基本解决了军队供给。中期以下，卫所制趋于瓦解，军士大量逃亡，屯田或是荒废，或是为军官侵占盗卖，十去五六。对一些濒于荒废的屯田，各地往往召百姓佃种、顶种，有的地方还允许耕种者“永远管业”，屯田已是名存实亡。崇祯时规定屯田无论军种、民种，一律按民田标准征税，等于完全将屯田废除。后来到了清朝，除在边疆和漕运沿岸保留少量屯田外，绝大部分明朝的屯田都随着卫所并入州县而转化成了民田。
庄田——明朝的一种大土地所有制形式，兼具国有、私有双重特点。其中包括皇庄（皇帝庄田）、王府（宗室）庄田、勋贵庄田、寺观庄田等种类，主要分布在北方。其来源大部分为皇帝拨赐的官田，可以世袭占有，但不得买卖，有时还由朝廷设立机构代为经营，因此具有国有性质。但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是从民间侵占、购买或接受投献所得，仍可转卖。明朝后期，贵族卷入土地买卖的趋势日益严重，往往违制卖掉钦赐的官田。
有明一代，租佃制普遍存在于民间土地和官田、庄田等一部分国有性质土地之上，是社会上最常见的依附关系。就法律地位而言，佃户与“凡人”同，地主对其实施人身奴役和虐待，在制度上属于非法。但事实上，佃户与地主之间总是程度不等地存有契约以外的依附关系。明初规定“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仅亲戚之间例外（见《明太祖实录》卷73洪武五年五月戊辰）。耕种贵族庄田和官、绅地主土地的佃户，更是往往受到后者挟政治权势而实施的超经济强制，如额外加派，遇灾不免，代人包赔，承当差役等等。即使是一般的地主，也时常对佃户进行额外勒索。如出租土地时要求佃户先缴纳一笔抵押金，停租时退还，称“押租钱”。有的作为租种礼钱缴纳，停租不退，称“批田银”。于地租外勒索鸡鸭、蔬菜、柴草等物，称“冬牲”。另外还有预收地租、大斗大秤、送租上门、过期加息等多种剥削手段。明朝后期，在社会矛盾普遍激化的大背景下，各地佃户、奴仆等纷纷掀起“佃变”、“奴变”，采取“抗租”、“霸田”等方式与地主斗争，推动人身依附关系逐步走向松解。
明人绘《人物山水图》佃户之外，明代社会中也存在着其他一些人身依附程度更重的社会阶层，反映出生产关系的复杂性和不均衡性。
奴婢——是法律上规定的贱民阶层，主要从事家内服役，也有用于生产劳动者，不易区分。明初规定，只有贵族、官员方可蓄养奴婢，庶民之家不得蓄奴。实际上民间蓄奴者仍然很多，仅讳其名，称“家人”或“义男”。
佃仆——是佃户中的一类特殊形态，奴婢化的佃户。既与佃户一样佃田纳租，经济相对独立，又与奴婢一样与地主结成“主仆”关系，不得迁徙、脱业，要向地主提供繁重的劳役，甚至可以被随田或单独典卖，犯罪亦比照奴婢论处。主要出现在一些经济较落后、交通较闭塞、宗法势力较强的地区，尤以皖南山区最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宋、元世代传袭而来。
雇工人——是明朝时期具有特定法律身份的雇佣劳动者，高于奴婢而低于凡人。明制庶民不得蓄奴，但可蓄养雇工人。雇工人经济地位低下，多因“无资充佃”才受人雇佣，社会观念往往将他们视同奴婢。明万历时，将雇佣劳动者按长工、短工加以区分，受雇时间较长、“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仍以雇工人论，“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则同于凡人。总的来说，明朝“雇工人”概念的适用范围在逐渐缩小，属于凡人的自由雇工则处于不断增加之中。
乡绅阶层与宗族制（1）
明朝的社会结构与前代相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其主要表现就是乡绅阶层的形成与宗族制的发达。
乡绅一词的本义，为居乡的有功名仕宦之人，它是明期主要通过科举和学校制度所造就的一个社会特权阶层，大致又可细分为两部分。其上层皆有官员身份，包括现任或退职官员，主要为通过科举考试得官者，也包含了通过捐纳、封赠等途径获得官职实衔或虚衔的人。下层则是有“功名”而尚未获取官员身份者，包括已中举而未仕的举人，国子监监生，以及地方府、州、县学的生员（秀才）。这些人的举人、监生、生员“功名”都是终身的，非犯罪不会革去，虽未做官，但被认为已接近仕途，具有一种“准官僚”的地位。通常乡绅的上层又称为缙绅、乡官，下层又称为绅衿，但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严格，也常与乡绅的总概念混用。乡绅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待遇上都与普通百姓有显著区别，即以其中地位最低、人数最多的生员而言，也可以“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见礼于官长，而无笞、捶之辱”。举人以上更是身份大变，一旦中举，“报录人多持短棍从门打入厅堂，窗户尽毁，谓之改换门庭。工匠随行，立刻修整，永为主顾。有通谱者，招婿者，投拜门生者，乘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赠，以为长城焉”（见顾炎武《亭林文集》卷1《生员论上》，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明季绅衿之横”条）。之所以能够“以为长城”，主要是因为乡绅在赋役方面享有特权，包括合法的徭役优免和非法的欠缴、少缴赋税，因此很多人都会设法将土地诡寄、投献到乡绅名下，借以逃避赋役。顾炎武以生员为例评论说：“且如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九万，则民以一万而当十万之差矣。民地愈少，则诡寄愈多，诡寄愈多，则民地愈少，而生员愈重。富者行关节以求为生员，而贫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员之于其邑人，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见顾炎武《亭林文集》卷1《生员论中》）
明人绘《观榜图》
明代县学图明朝后期，乡绅势力极盛。其把持官府，包揽词讼，兼并田产，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成为地方上相当普遍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随着“一条鞭法”的实行，徭役改征役银，征收标准又逐渐转向地亩，致使乡绅徭役优免权的实际意义下降，已隐含衰颓之势。明清之际，乡绅在战乱中大受打击。
明代乡绅在社会基层管理方面也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由于他们不仅拥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还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和“士”的身份，因此在民间享有很大的权威，是“一邑之望”、“四民之首”，以致“民之信官不若信士”。许多地方公益事业，包括公共工程建设、慈善活动、灾荒赈济、地方志修纂，乃至社会治安的维持，民间纠纷的调解，神祗祭祀的举行，都是在乡绅的主持或积极参与下完成的。乡绅一方面代表官方在基层社区内部发挥统治职能，另一方面也时常代表基层社区的利益与贪污不法官吏进行抗争，向官府乃至朝廷反映基层社区的要求和愿望。不过，在明朝，乡绅在地方上的恣纵违法行径较其积极贡献更为引人注目。
明代社会的宗族制十分发达。这是一种新的宗族制，始出现于宋朝，不同于魏文征明行书诗扇面晋到隋唐的士族宗族制，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区别门第，而是更广泛地向社会基层发展，形成具有一定独立、自治色彩的农业社会群体。它继承了周朝宗法制的一些概念和原则，但实际上又多有差异。如宗法制仅行于士大夫以上，不行于庶人，宗族制不仅不分士庶，而且尤其侧重于普通百姓。宗法制自上而下，形成严密的宗统，大小宗区分严格不得逾越，宗族制则一般稍有身份、地位的人即可自立宗统，向上追附始祖，向下收族，大小宗界限不严。宗法制与国家政治形态密切结合，宗族制则与政治关系不大，而更具经济、社会意义。
就具体内容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