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史上七大帝国的没落- 第3部分

梁冀把几千个良家子女抓来作为奴婢，把这种奴婢称做“自卖人”。言下之意是指他们都“自愿”卖给梁家。他还派食客去登记全国各地富人的家财，然后罗织罪名，叫他拿出钱来赎罪，出钱少的就办死罪或流徙。扶风人孙奋十分有钱，却又相当的吝啬。梁冀送给他一匹马，向他借钱五千万。孙奋舍不得，又不敢，狠狠心给了三千万。梁冀大怒，派官府把孙奋抓去，诬说孙奋的母亲是他们家逃出来的守金库的奴婢，偷去白珠十斛、紫金千斤，都要追还。孙奋不肯承认，被活活打死，财产一亿七千万落入梁冀手中。

梁冀这样无法无天地掌了将近二十年大权，此时梁冀的妹妹梁皇后已经死了。汉桓帝非常喜欢邓贵人。梁冀欲认邓贵人为干女儿以自固，怕邓贵人姐夫邴尊阻挠，就派刺客将其刺死，后又派刺客去杀邓贵人的母亲，惹怒了汉桓帝。于是皇帝也造反，桓帝秘密地跟单超等五个宦官定计，啮单超臂出血为盟，趁梁冀不防备，发动羽林军一千多人，突然包围其宅，收了他的大将军印，逼其喝毒药自杀。梁家的子弟、亲属有的被处死刑，有的撤了职。爪牙、心腹三百多人被罢免，朝廷为之一空。

单超等五人同日封侯，世称“五侯”，又封另外八个宦官为二等侯爵（乡侯）。从此之后外戚势力一蹶不振，朝政大权专归宦官。单超等五人仗着跟刘志的咬臂之盟，令其家族和亲友，也纷纷出任地方政府首长。这些新贵们除了贪污暴虐外，什么都不知道，比外戚当权所表现的还要恶劣，成为中央和地方的蠹害。这使本来专门抨击外戚的士大夫阶层，受到更重大的伤害，他们愤而掉头与外戚联合，把目标指向宦官。这回并不像过去那样，只跟皇帝告告状而已，他们利用所能利用的一切权力，与宦官流血对抗，宦官自然回以同等强烈的反应，中国遂开始了第一个宦官时代。从159年十三个宦官封侯，到189年全体宦官被杀，共31年。

中国卷　第一编　　夹缝中的苟延残喘（6）

3。此消彼长———两派斗争

宦官在身体本来已经残缺，受人轻视，当年司马迁不是说过自己的处境：“身残处秽，动而见尤”吗，如果行为上再贪婪卑劣、乱政扰民，激起公愤、竖起坚敌是迟早的事。那么，面对权势炙手可热的宦官，谁是他们的劲敌呢？

士人在汉朝政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的。延及东汉，光武帝本是太学生，在军中夺天下时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所任用的一朝功臣也大半通儒，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民间的儒业亦十分发达。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都分别出现了专门研究讲学的著名学者，形成了与后世朱程等人的“宋学”相并称的“汉学”。当时的经学门户壁垒森严，士人崇尚名节，弟子以坚守老师的学派门户为最高荣誉，相互标榜，品评砥砺。都城的博士弟子由武帝时初设的五十人，猛增至一万多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有广泛基础的政治势力。

再加上汉朝官员选拔制度为地方察举制和公府征辟制，士人入仕，需要有关官僚运用察举、征辟的权力进行考核和推荐，从而与这些官员们结成集团，号称门生故吏遍天下。这样形成党派之争就在所难免，在汉代主要是士人内部小集团之间的小斗争以及士人与宦官之间的大斗争。

清议形成

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除了胡作非为，大肆搜刮外，还把持着官吏的选拔大权。他们滥用亲朋，混淆黑白，让很多有品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无法入仕。当时民间流传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歌谣。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动荡，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渺茫，一方面使失去晋身机会的士人对现实社会不满，另一方面也使一部分有良知的官僚发出打击黑暗势力的呼声，他们联合起来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之风，这种风气直接针对的是宦官势力，遭到其*，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那么，东汉末年的这种清议风气是怎样形成的呢？

本来察举及征辟的标准，主要是儒家的“德”。当时，德行高洁之人是被看作可以辅翼圣教、敦睦民风的政治人才的。然而，“德”是一种十分抽象的东西，没有一个办法将其量化考核，所以，察举、辟召主要就靠社会舆论，靠人们的口口相传。这样，品核他人就开始为社会所重视，这种人物评论的风气就渐渐流行开来。

到了东汉后期，尤其是桓、灵之世，士人们的评论就慢慢发生了变化，此时由于宦官专政十分严重，评论就不单单是为了推举与选拔人才，揭露奸邪也成为它的一项职能。清议成为士人在政治、社会上最初始的一种势力表达。桓帝时的太学生达三万人，他们和朝廷中的大臣声气相通，倾动天下，抨击朝政，形成一股十分强大的清议势力。这两部分人的结合，使得东汉清议的影响力已经不限于中下层社会了，而开始“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对朝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有左右朝政之嫌，这也是党锢之狱兴起的缘由。

东汉时期儒学的兴盛，客观上也使士人的主体意识得到增强。儒家对德行修养的强调，很快转变成士人“重德行轻功业、重德行轻利禄”的价值实践。这样，追求功业、利禄被看作是世俗之人，强调德行修养，反而成了大多数人的追求。加上朝政的黑暗也使士人们逐渐失去了对朝廷的信心，从反面更加让士人们对功业、利禄失去兴趣。社会这样的发展使得汉代的士风从温柔敦厚逐步演变为张扬自我。

士人们的结党使得政府的舆论控制力下降，给了士人清议一个相对于前后时期都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推动了清议风气的发展。这样清议遭到打击也是迟早的事，一场党锢之狱呼之欲出。

党锢之狱

外戚与宦官的专权擅政，使有正义感的士大夫纷纷退隐山林。桓帝时，更多的读书人或逃入山林，或躬耕田里，或隐居讲学。表面上是与世无争，实际上是对外戚与宦官的极度不满。太学生数千人因外戚宦官任用私人而无用武之地，他们对宦官当政十分怨恨。于是，形成了以郭泰、贾彪等为首的反宦官政治团体，同时，他们又吸收社会上有学识、有名望的学者加入，来巩固自己的势力，从而使太学成为当时又一政治活动中心。

中国卷　第一编　　夹缝中的苟延残喘（7）

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朱穆在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吏任上，因为宦官赵忠葬父超过规制，将其挖坟剖棺，并逮捕了家属。桓帝大怒，反将朱穆判作苦役。由此，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阕请愿，桓帝慑于压力，赦免了朱穆。随后，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宦官徐璜等人向平羌有功的皇甫规索贿不遂，就诬陷其侵没军饷，皇甫规下狱。太学生张凤等300余人又发起第二次请愿运动，皇甫规因此被赦免。

在野处士、在朝中下级官吏和太学生三股力量相互呼应，大造声势，形成了反宦官斗争的政治高潮。这场斗争的首领人物是太尉陈蕃和司隶校尉李膺等。桓帝初，李膺亲自带人到大宦官张让家中把其兄弟、罪大恶极的张朔抓获并绳之以法，这让张让痛失颜面，向桓帝诉冤，李膺据理驳斥，桓帝也只好判李膺无罪。此后宦官一度收敛，李膺声望更高。当时人们荣称受到他接待为“登龙门”。

士人和宦官的斗争已经趋于激烈，他们最后的一搏眼看就要到来，谁能笑到最后呢？

然而，宦官并没有坐任对手宰割，他们在伺机反扑。有个名叫张成的方术之士，与宦官往来密切，甚至连桓帝也曾经召他去讲学。据说他推算到将要大赦，便唆使儿子杀人。李膺搜捕其子欲治极刑，却正逢大赦当免，李膺不顾赦令，毅然将他的儿子处死。宦官嗾使党徒上书称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谤朝廷，疑乱风俗。”桓帝遂指李膺等二百多人为党人，下狱治罪，受到百般折磨，逃脱的人亦受到通缉。太尉陈蕃力谏桓帝，指出这种作法“堵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异？”桓帝找借口将其罢免。与此同时，窦皇后的父亲窦武也同情党人，上书劝谏桓帝赦免党人，并以辞职相威胁，李膺等人在狱中受审时也展开积极的斗争，故意供出部分宦官子弟，使宦官惧怕牵连，最终迫使桓帝赦免了这二百余人，但规定禁锢终身，不得为官。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党人虽然被罢官归田，禁锢不得为官，但他们的声望却在全国空前高涨，许多人把改变社会的希望寄托到党人身上，并且以和党人结交为荣。范滂出狱归乡，家乡人迎接他的车多达数千辆。名将皇甫规乃西部豪杰，竟也觉得自己未能列名党人是一种耻辱。全国各地给党人贯以各种称号加以表彰，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友”等等。公元168年，桓帝死，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窦武掌朝政，宦官的权势更大，也愈加腐朽荒淫。侯览、曹节、王甫等人与灵帝乳母及诸女尚书，相互奸姘，秽乱宫廷。窦武与陈蕃合谋，欲除宦官之祸，不幸事泄，窦武兵败自杀、陈蕃死于狱中。宦官的权力无人限制，达到顶峰，开始有恃无恐，对党人大打出手，导演了第二次党锢之祸。

宦官侯览在山阳郡的家属依仗权势，横行乡里，残害百姓。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的张俭便向朝廷告发，要求处置侯览。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侯览指使人诬告张俭结党，图危社稷。曹节趁机示意有关治狱部门将上次的党锢者也牵扯进去。结果李膺、杜密、范滂等一百多人惨死在狱中，禁锢六七百人。唯有张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