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进来的是一个个子矮小、样子引人发笑的人，面颊红红的，长着斑白、蓬松的连鬓胡子。
福尔摩斯从口袋中拿出一封信，问：“名字是什么？”
“詹姆士·兰开斯特。”
“对不起，兰开斯特，铺位已经满了。给你半个金镑，麻烦你了。到那间屋子去等几分钟。”
第二个人是个细长、干瘦的人，头发平直，两颊内陷。他的名字是休·帕廷斯。他也没有被雇用，同样得到半个金镑，并让他等候。
第三个申请人的外表是很奇怪的。一副哈叭狗似的凶恶面孔镶在一团蓬乱的头发和胡须中，浓重的、成簇的眉毛向下垂悬着，遮住两只黑黑的蛮横的眼睛。他敬了一个礼，象水手似地站在一边，两手转动着他的帽子。
福尔摩斯说：“你的名字？”
“帕特里克·凯恩兹。”
“叉鱼手？”
“是的，先生。出过二十六次海。”
“我想是在丹迪港？”
“是的，先生。”
“挣多少钱？”
“每月八镑。”
“你能马上同探险队出海吗？”
“只要我把用的东西准备好。”
“你有证明吗？”
“有，先生。”他从口袋中拿出一卷已经揉搓了的带着油迹的单子。福尔摩斯看了一下又还给了他。
他说：“你正是我要找的人。合同在靠墙的桌子上。你签个字，事情就算定了。”
福尔摩斯靠住他的肩膀，并把两只手伸过他的脖子。
他说：“这就行了。”
我听到金属相撞声和一声吼叫，象被激怒的公牛的吼叫声。紧接着这个海员和福尔摩斯在地上滚打起来。虽然福尔摩斯已经敏捷地给他戴上了手铐，可是他的力气很大，要不是霍普金和我赶忙帮助，福尔摩斯会很快被这个海员制服。当我把手枪的无情枪口对准他太阳穴的时候，他才明白抵抗是无用的。我们用绳子绑住他的踝骨，然后气喘吁吁地站起来。
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霍普金，我很抱歉，炒鸡蛋怕是已经凉了。不过当你想到案子已经胜利地结束了的时候，你继续吃早餐就会吃得更香。”
斯坦莱·霍普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他红着脸，还未想好就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象从一开头我就愚弄了自己。现在我懂得了我永远不该忘记我是学生您是老师。虽然我刚才亲眼看见了你所做的一切，可是我还不明白你是怎样办理的以及它的意义。”
福尔摩斯高兴地说：“好。经一事长一智。这次你的教训是破案的方法不能死守一种。
你的注意力全部贯注在年轻的乃尔根身上，分不出一点儿给帕特里克·凯恩兹这个真正谋杀彼得·加里的人。“
这个海员嘶哑的声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他说：“先生，您听，这样对待我，我并不抱怨，但是我希望你们说话要确切。你们说我谋杀了彼得·加里，我说我杀了彼得·加里，这个区别很大。也许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
也许你们想我在给你们编故事。“
福尔摩斯说：“不是这样的。让我们听听你要说什么。”
“很快就会说完，而且每句话全是真的，我敢向上帝发誓。我很了解黑彼得，当他抽出刀子的时候，我知道不是我死就是他死，所以我抄起鱼叉对准他戳去。他就是这样死的。你们说是谋杀。不管怎么说，黑彼得的刀插在我的心脏上，或是绞索套在我的脖子上，我全是一样要死的。”
福尔摩斯问：“你怎么到这儿来的？”
“我对你从头说起。让我坐坐，这样讲话方便些。事情发生在一八八三年——那年的八月。彼得·加里是‘海上独角兽’号的船长，我是后备叉鱼手。我们正离开北冰洋的大块碎冰往回行驶，是顶风航行。我们从海上救起一只被吹到北方来的小船，因为刮了一星期的猛烈的南风。船上只有一个人，是一个新水手。我们船上的水手们以为大船已经沉没在海底，这个人乘这只小船去挪威海岸。我猜船上其他海员全死了。一句话，我们把这个人救到我们船上，他和我们的头儿在舱里谈了很长时间。随着这个人打捞上来的行李只有一只铁箱子。这个人的名字从来没有人提到过，至少我是不知道，而且第二天夜晚他就不见了，好象他没有来过船上一样。传出话来说，这个人不是自己跳海便是当时的坏天气把他卷到海里去了。只有一个人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就是我，因为我亲眼看见，在深夜第二班的时候，船长把他的两只脚捆①住，扔到船栏杆外边。又走了两天我们便看见瑟特兰灯塔了。”这件事我对谁也没说，等着瞧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到了苏格兰的时候，事情已经压了下来，也没有人再问。
一个生人出了事故死了，谁都没有必要去问。过了不久加里不再出海，好几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在哪儿。我猜到他害那人是为了铁箱子里面的东西。我想他现在应该给一大笔钱让我闭住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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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水手在船上值班，分三班，第二班是从十二点到凌晨四点。—译者注
“有一个水手在伦敦遇见了他，我通过这个水手知道他住在哪儿，我马上来找他要钱。
头一个晚上他很通情理，准备给我一笔钱，让我一生不再出海。我们说好，过两个晚上就把事情办完。我再去的时候，见他已半醉，并且脾气很坏。我们坐下来喝酒，聊着过去的事。
他喝得越多，我越觉得他的脸色不对。我一眼看见挂在墙上的鱼叉，我想在我完蛋以前也许用得着它。后来，他对我发起火来，又啐又骂，眼睛露出要杀人的凶光，手里拿着一把大折刀。他还没有来得及把大折刀从鞘里拔出来，我的鱼叉已经刺穿了他。天啊！他那一声尖叫！他的面孔在我眼前模糊起来，我站在那儿，浑身溅满了他的血。等了一会儿，四周很安静，于是我又鼓起了勇气。我看看屋子四周，见到那只铁箱子就在架子上。可以说我和彼得·加里都有权要这只箱子，于是我拿着它离开了屋子。我真傻把我的烟丝袋忘在桌子上了。
“现在我告诉你一件最怪的事。我刚走出屋，就听到有个人走来，我立刻躲在矮树丛里。有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走来，走进屋子，喊了一声，好似见了鬼一样，撒腿就拚命跑，一会儿就没影了。他是谁，要干什么，我没法说。我呢，就走了十英里，在顿布芝威尔兹上火车，到了伦敦。
“我一检查这只箱子，发现里面没有钱，只有一些证券，可是我不敢卖。我没有把黑彼得抓在手心，现在困在伦敦，一个先令也没有。我有的只是我的手艺。我看到雇叉鱼人的广告，给钱很多，所以我去了海运公司，他们把我派到这儿来。这是全部事实，我再说一遍，我杀了黑彼得，法律应当感谢我，因为我给他们省了一条麻绳钱。”
福尔摩斯站起身来点上烟斗说：“说得很清楚。霍普金，我看你应该赶快把这个犯人送到安全的地方。这个房间是不适合作监房的，而且帕特里克·凯恩兹先生身体魁梧，在屋内要占很大的地方。”
霍普金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不知道怎样感谢您才好。甚至到现在我仍然不明白您是怎样使犯人自投罗网的。”
“不过是因为从一开始我就幸运地抓住准确的线索。要是我知道了有那本笔记本，我的思想便有可能被引到别处，象你原来的想法一样。可是我所听到的全集中于一点：惊人的力气、使用鱼叉的技巧、罗姆酒、装着粗制烟丝的海豹皮烟口袋，这些全使人想到有一个海员，而且是个捕过鲸鱼的人。我确信烟丝袋上的字首‘P。C。’不过是巧合，而不是彼得·加里，因为他很少抽烟，而且在屋里也没有找到烟斗。你记得我曾问过，屋内是否有威士忌和白兰地，你说有。有多少不出海的人在能弄到这些酒的时候，要喝罗姆酒呢？所以我确定杀人者是一个海员。”
“您怎样找到他的呢？”
“亲爱的先生，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如果是个海员，一定是‘海上独角兽’号上的海员。就我所知，彼得·加里没有登过别的船。我往丹迪打了电报，三天以后我弄清一八八三年‘海上独角兽’号上全部水手的姓名。我看到叉鱼手中有帕特里克·凯恩兹的名字的时候，我的侦查便即将完成，我推想他可能在伦敦，并且想要离开英国一个时期。所以我到伦敦东区住了几天，设置了一个北冰洋探险队，提出优厚的条件找叉鱼手，在船长巴斯尔手下工作——你看，有了结果！”
霍普金喊道：“妙极了！妙极了！”
福尔摩斯说：“你要尽快地释放乃尔根。我想说你应该向他道歉。铁箱子一定还给他，当然彼得·加里卖掉的证券弄不回来了。霍普金，外面有出租马车，你把这个人带走。如果你要我参加审判，我和华生的地址是在挪威的某个地方——以后我写给你详细地址。”
金边夹鼻眼镜
有三本厚厚的手稿，记录着我们一八九四年的工作。要从这样丰富的材料里，选出一些最富于趣味、又最能说明我朋友的特殊才能的案例，对我说来是很困难的。我翻阅了这些手稿，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令人憎恶的红水蛭事件以及银行家克罗斯倍的惨死；看到阿得尔顿惨案以及英国古墓内的奇异的葬品；还可以看到著名的史密斯—莫梯麦继承权案件。在这期间，福尔摩斯由于追踪并且逮捕了布洛瓦街的杀人犯贺芮特，曾得到法国总统的亲笔感谢信和法国的勋章。虽然这些都可以写成极好的故事，不过总的说来，我以为都比不上约克斯雷旧居的事件，这里有许多扣人心弦的情节，不仅有青年威洛比·史密斯的惨死，还有许多起伏跌宕的插曲。
那是在十一月底的一个狂风暴雨的深夜。福尔摩斯和我默默地坐在一起，他用一个高倍的放大镜辨认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