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说：
“谁愿意做大丈夫的同我下溪里泅一阵水！”
到后必是师徒四人一齐从后门出去。到溪水里去乱浇一阵水，闹一阵，光着个上身跑回来，大家哈哈笑个半天。有一次还多了一个人，因为我恰恰同他们喝酒，我也就做了一次“大丈夫”。
在部中可看到的还很多。间或有什么伙夫犯了事，值日副官就叫他到大堂廊下，臭骂一顿，喊，“护兵，打这个杂种一百！”于是那伙夫知道是要打他了，便自动卸了裤子，趴在冷硬的石阶上，露出一个黑色的大脏臀，让板子啪啪地打，把数目打足，站起来提着裤头荷荷地哭着走了。
白日里出到街市尽头处去玩时，常常还可以看见一幅动人的图画：前面几个兵士，中间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挑了两个人头，这人头便常常是这小孩子的父亲或叔伯。后面又是几个兵，或押解一两个双手反缚的人，或押解一担衣箱，一匹耕牛。这一行人众自然是应当到我们总部去的，一见到时我们便跟了去。
晚上过堂时，常常看到他们用木棒打犯人脚下的螺丝骨。这刑罚是垫在一块方铁上执行的，二十下左右就可把一只脚的骨髓敲出。又用香火熏鼻子，用香火烧胸肋。又用铁棍上“地绷”，啵的一声把脚扳断，第二天上午就拖了这人出去砍掉。拷打这种无知乡民时，我照例得坐在一旁录供，把那些乡下人在受刑不过情形中胡胡乱乱招出的口供，记录在一角公文纸上。末后兵士便把那乡下人手掌涂了墨，在公文末尾空白处按个手印。这些东西末了还得归我整理，再交给军法官存案。
姓文的秘书
当我已升做司书常常伏在戏楼上窗口边练字时，从别处地方忽然来了一个趣人，做司令部的秘书官。这人当时只能说他很有趣，现在想起他那个风格，也做过我全生活一颗钉子，一个齿轮，对于他有可感谢处了。
这秘书先生小小的个儿，白脸白手，一来到就穿了青缎马褂各处拜会。这真是稀奇事情。部中上下照例全不大讲究礼节，吃饭时各人总得把一只脚踩到板凳上去，一面把菜饭塞满一嘴，一面还得含含糊糊骂些野话。不拘说到什么人，总得说：
“那杂种，真是……”
这种辱骂并且常常是一种亲切的表示，言语之间有了这类语助词，大家谈论就仿佛亲热了许多。小一点且常喊小鬼，小屁眼客，大一点就喊吃红薯吃糟的人物，被喊的也从无人作兴生气。如果见面只是规规矩矩寒暄，大家倒以为是从京里学来的派头，有点“不堪承教”了。可是那姓文的秘书到了部里以后，对任何人都客客气气的，即或叫副兵，也轻言细语，同时当着大家放口说野话时，他就只微微笑着。等到我们熟了点，单是我们几个秘书处的同事在一处时，他见我说话，凡属自称必是“老子”，他把头摇着：
“啊呀呀，小师爷，你人还那么一点点大，一说话也老子长老子短！”
我说：“老子不管，这是老子的自由。”可是我看看他那和气的样子，有点害羞起来了。便解释我的意见：“这是说来玩的，并不损害谁。”
那秘书官说：
“莫玩这个，你聪明，你应当学好的。世界上有多少好事情可学！”
我把头偏着说：
“那你给老子说说，老子再看看什么样好就学什么吧。”
因为我一面说话一面看他，所以凡是说到“老子”时总不得不轻声一点，两人谈到后来，不知不觉就成为要好的朋友了。
我们的谈话也可以说是正在那里互相交换一种知识，我从他口中虽得到了不少知识，他从我口中所得的也许还更多一点。
我为他作狼嗥，作老虎吼，且告诉他野猪脚迹同山羊脚迹的分别。我可以从他那里知道火车叫的声音，轮船叫的声音，以及电灯电话的样子。我告他的是一个被杀的头如何沉重，那些开膛取胆的手续应当如何把刀在腹部斜勒，如何从背后踢那么一脚。他却告我美国兵英国兵穿的衣服，且告我鱼雷艇是什么，氢气球是什么。他对于我所知道的种种觉得十分新奇，我也觉得他所明白的真真古怪。
这种交换谈话各人真可说各有所得，故在短短的时间中，我们便成就了一种最可纪念的友谊。他来到了怀化后，先来几天因为天气不大好，不曾清理他的东西。三天后出了太阳，他把那行李箱打开时，我看到他有两本厚厚的书，字那么细小，书却那么厚实，我竟吓了一跳。他见我为那两本书发呆，就说：
“小师爷，这是宝贝，天下什么都写在上面，你想知道的各样问题，全部写得有条有理，清楚明白！”
这样说来更使我敬畏了。我用手摸摸那书面，恰恰看到书脊上两个金字，我说：
“《辞源》，《辞源》。”
“正是《辞源》。你且问我不拘一样什么古怪的东西，我立刻替你找出。”
我想了想，一眼望到戏楼前诸葛亮三气周瑜的浮雕木刻，我就说：“诸葛孔明卧龙先生怎么样？”他即刻低下头去，前面翻翻后面翻翻，一会儿就被他翻出来了。到后另外又翻了一件别的东西。我快乐极了。他看我自己动手乱翻乱看，恐怕我弄脏了他的书，就要我下楼去洗手再来看。我相信了他的话，洗过了手还乱翻了许久。
因为他见我对于他这一本宝书爱不释手，就问我看过报没有。我说：“老子从不看报，老子不想看什么报。”他却从他那《辞源》上翻出关于“老子”一条来，我方知道老子就是太上老君，太上老君竟是真有的人物。我不再称自己做太上老君，我们却来讨论报纸了。于是同另一个老书记约好，三人各出四毛钱，订一份《申报》来看。报纸买成邮花寄往上海后，报还不曾寄来，我就仿佛看了报，且相信他的话，报纸是了不得的东西，我且俨然就从报纸上学会许多事情了。这报纸一共订了两个月，我似乎从那上面认识了好些生字。
这秘书虽把我当个朋友看待，可是我每天想翻翻他那部宝书可不成。他把书好好放在箱子里，他对这书显然也不轻视的。既不能成天翻那宝书，我还是只能看看《秋水轩尺牍》，或从副官长处一本一本地把《西游记》借来看看。办完公事不即离开白木桌边时，从窗口望去正对着戏台，我就用公文纸头描画戏台前面的浮雕。我的一部分时间，跟这人谈话，听他说下江各样东西，大部分时间，还是到外边无限制地玩。但我梦里却常常偷翻他那宝书，事实上也间或有机会翻翻那宝书。“氢气”是什么，“淮南子”是什么，“参议院”是什么，就多半从那本书上知道的。
驻扎到这里来名为“清乡”，实际上便是就食。从湘西方面军队看来，过沅州清乡，比较据有其他防地占了不少优势，当时靖国联军第二军实力尚厚，故我们部队能够占据这片土地。为时不久，靖国联军一军队伍节制权由田应诏转给了他的团长陈渠珍后，一二军的势力有了消长。二军杂色军队过多，无力团结，一军力图自强，日有振作。做民政长兼二军司令的张学济，在财政与军事两方面，支配处置都发生了困难，第一支队清乡除杀人外既毫无其他成绩，军誉又极坏，因此防地发生了动摇。当一军陈部从麻阳开过，本部感受压迫时，既无法抵抗，我们便在一种极其匆忙中退向下游。于是仍然是开拔，用棕衣包裹双脚，在雪地里跋涉，又是小小的船浮满了一河。五天后，我又到辰州了。
军队防区既有了变化，杂牌军队有退出湘西的模样，二军全部用“援川”名义，开过川东去就食。我年龄由他们看来，似乎还太小了点，就命令我同一个老年副官长，一个跛脚副官，一个吃大烟的书记官，连同二十名老弱兵士，放在后方的留守部，办点后勤杂事。
军队开走后，我除了每三天誊写一份报告，以及在月底造一留守处领饷清册呈报外，别的便无事可做。街市自从二军开拔后，似乎也清静多了。我每天依然常常到那卖汤圆处去坐坐，间或又到一军学兵营看学兵下操。或听副官长吩咐，和一个兵士为他过城外水塘边去钓蛤蟆，把那小生物成串弄回部里，加上香料，剥皮熏干，给他下酒。吃不完还把一半托人捎回家乡给老太太。
女难
我欢喜辰州那个河滩，不管水落水涨，每天总有个时节在那河滩上散步。那地方上水船下水船虽那么多，由一个内行眼中看来，就不会有两只相同的船。我尤其欢喜那些从辰溪一带载运货物下来的高腹昂头“广舶子”，一来总斜斜的孤独的搁在河滩黄泥里，小水手从那上面搬取南瓜，茄子，成束的生麻，黑色放光的圆瓮。那船在暗褐色的尾梢上，常常晾得有朱红裤褂，背景是黄色或浅碧色一派清波，一切皆那么和谐，那么愁人。
美丽总是愁人的。我或者很快乐，却用的是发愁字样。但事实上每每见到这种光景，我总默默地注视许久。我要人同我说一句话，我要一个最熟的人，来同我讨论这些光景。可是这一次来到这地方，部队既完全开拔了，事情也无可做的，玩时也不能如前一次那么高兴了。虽依旧常常到城门边去吃汤圆，同那老人谈谈天，看看街，可是能在一堆玩，一处过日子，一块儿说话的，已无一个人。
我感觉到我是寂寞的。记得大白天太阳很好时，我就常常爬到墙头上去看驻扎在考棚的卫队上操。有时又跑到井边去，看人家轮流接水，看人家洗衣，看他们做豆芽菜的如何浇水进高桶里去。我坐在那井栏一看就是半天。有时来了一个挑水的老妇人，就帮着这妇人做做事，把桶递过去，把瓢递过去。我有时又到那靠近学校的城墙上去，看那些教会中学生玩球，或互相用小小绿色柚子抛掷，或在那坪里追赶扭打。我就独自坐在城墙上看热闹。间或他们无意中把球踢上城时，学生们懒得上城捡取，总装成怪和气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