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影子，影子却把证件推得更远。用德语我不会骂人，于是改用英语：
“你这个人真是蛮横无理。电话上不跟我说明白，让我订了旅馆、买了机票，
现在才说不行。你简直可恶！”
影子静默了一会，伸出手取回证件，竟然客气地说：
“我会给莫斯科外交部电话，要等他们决定。但我相信是不可能的。”
所有不可能的都变成了可能，就是今天的莫斯科。五天之后，外交部来电，给
了台湾人观光签证。
到了苏联，排山倒海而来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低效率，躲都
躲不过它的折磨。
机场的各个门口，耸着肩的男人在暗淡的灯光下徘徊，用眼睛打量外国来客。
大部分是没有营业执照的司机，来赚取外快。
“廿块美金到宇宙大饭店。不要卢布。”
几天大雪，机场外面像个劫后地区，肮脏的雪泥堆成小丘，把汽车埋在里头。
每一辆汽车都包着一层黄泥。透过泥泞的玻璃窗，看夜晚的莫斯科，莫斯科在泥泞
的覆盖之下。车辆过处，泥泞喷溅，穿着厚重大衣的行人在雪泥中跋涉。
饭店接待柜台前，已经排着长龙，疲倦的旅客争着一张床。站了一个小时之后，
轮到我。取出事先付款过的旅馆订单，接待服务员却摇摇头：
“不是正本！不算数！”
“正本被你们大使馆收走了。只有副本，怎么不算数？”
“不算数就是不算数：我们只认正本！”
好了！你知道事情总会解决的，不必绝望，但是你已经在路上奔波了六个小时，
排了一小时队，然后还要打起精神来和服务生理论、求情、愤怒……算了！
提着行李，离开饭店，投奔朋友。我知道签证上写着：“外国人抵达苏联，必
须径自前往预定地点，并立即申报流动户口登记。”现在的莫斯科，大概可以不管
它了。
坐在客厅里，我想打电话给其他饭店，可是我忘了，莫斯科没有电话簿这种东
西，电话何从打起？而事实上有了号码也没有用，因为旅馆并不个别作生意，招袜
客人，而是由一个中央机构，叫做Intourist统筹分配旅客。
一年几百万的旅客， 都由一个中央机构来排列组合， 分配到各个旅馆去。在
Intourist的柜台前，我又等了两个小时。
又被“分配”到宇宙大饭店。
这是莫斯科最豪华的旅馆之一。
“饭店里有传真机设备吗？”
小姐摇摇头，“没有。”
于是我在外面奔走，四处打听哪里有可用的传真机。精疲力竭地回到饭店里，
在大厅买报时却发现那儿就有专门为旅客传真的部门。
打个国际电话吧！
先排队，轮到你了，填表格。填完了，什么时候可以打欧洲？
“今天申请了，明天可以接通。”
“什么时候？”
“明晨七时。”
“不行啊，那是欧洲的清晨五点，太早了，可以换别的时候吗？”
“不行，就分配到这个时候！”
第二天清晨七点半，电话响了，接线生说：“西德电话。请你将话筒暂时挂上。”
话筒挂上了。却从此再无消息。一切重新开始；排队、填表、等待、等待、等
待……
到商店里买个东西吧！
进了拥挤的店，你要排三次队：第一次，排队等着看柜台里有什么东西。一个
小时过了，轮到你。看中了一样东西，去排另一次队——付钱。一个小时又过了。
付完了钱，你取得的却不是你要的东西，而是收据；拿着收据，你得去排第三次队，
取东西。一个小时又过了，你终于得到了那个东西，大概是一盒洗发精。
在苏联，效率就是等待的艺术。
一九九○年二月廿四日
敞开的俄罗斯家门
“你会怎么描述我们呢？”五十九岁的沙克立克夫用怀疑的眼神问着。
“西方的记者，写来写去都是苏联的店铺东西少得可怜，人们排长龙等着买香
肠，苏联人衣着陈旧。他们不懂——”沙克立克夫愠怒地说，“苏联各个机关单位
都有配给，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在各自的单位领取配给，譬如我就不必去排队。我们
并不缺粮食；西方记者把我们写得很不堪……！”
我把这番话转述给舍给听。舍给是个廿九岁的作家。
“他是个混帐！”舍给愤怒地挥着手，“他想骗你！单位都有配给没错，可是
够吗？你问他一个月配到几斤香肠！有没有咖啡？有没有牛奶？有没有乳酪？没良
心！睁着眼说瞎话。人家西方报道的是事实，事实有什么好遮盖的？”
“我们不是没有食物，”我想起远东研究所一位学者说的，“各地的粮食运往
莫斯科，但进不了城，在城外小站上搁浅了。为什么呢？一群我们称为‘买卖黑手
党’的人，为了要破坏戈尔巴乔夫的革新政策，就故意怠工，把香肠囤积起来，不
往城里运。过几天，香肠全臭了，于是整卡车整卡车地往河里倾倒……”
“然后，”尤瑞很戏剧化地说，“人们突然在莫斯科河里发现漂浮的香肠，事
情才爆发出来。报纸都登了，真的！”
“是啦：”舍给不感兴趣地说，“报纸是这么说过，但是，究竟是真是假，难
说。”
舍给对苏联的香肠没有兴趣，他只有一个梦想：到美国去。
“为什么？”
“我不否认我也喜欢有较好的物质生活，不过最重要的，美国那样的社会比较
可以让我专心而孤独地生活。我只想看书、写作、思考，其他什么都不要，什么都
不想过问，只作我自己。在苏联，这办不到。”
舍给不曾去过美国，却讲得一口美国英语；穿着一条帅气的牛仔裤，还有一件
令人眼花缭乱的太空外套。举手投足都像一个美国的青年。
经过刚开幕两个星期的麦当劳，看见排队等着汉堡的长龙蜿蜿蜒蜒大约有两三
公里长。
“疯了！”舍给摇头。
舍给是个结了婚的人，可是生活得像个单身汉，晚上不必回到妻子身边吃饭、
睡觉。沙夏也是，伊凡也是。
怎么回事？
“很简单，没房子！”沙夏干脆地说，“我和妻子申请了要买房子，但是得等
好几年。所以只好她住娘家，我住我父母家，因为她不肯搬来我家，我也不肯搬到
她家。分开住，两个人都自由舒服。”
“苏联的房荒很严重地在破坏婚姻这个制度，”莫斯科大学副教授谭傲霜说，
“年轻夫妇要嘛分开住，感情就难免淡薄，要嘛就和公婆或岳父母挤在一起，又难
免两代间的纠纷，婚姻往往很快就破裂。”
“既然很少在一起，各过各的生活，又不要小孩，为什么要结婚呢？”我问沙
夏。
“她要嘛！”
走在宽敞笔直的大街上，我想请朋友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歇歇，喝杯咖啡，
好好聊聊。
“莫斯科没有这样的地方：”朋友摇摇头，“只有最近个体户开了零星几个咖
啡店，很远。”
社会主义的莫斯科，已经没有了咖啡屋文化。你当然可以进入豪华优雅的作家
协会餐厅，或者庞大刺眼的宇宙大馆店，喝一杯咖啡；但是前者需要身分，后者需
要美金，都不是寻常百姓能够涉足的地方。
人，要有余钱，要有余闲，还要有那么一点渴望和同类轻松自在的接触的心情，
才会有咖啡屋的文化。僵化的社会主义长久以来也僵化了莫斯科人的生活。
然而失去的必然得到补偿。正因为没有了咖啡屋，莫斯科人大大地把家门打开。
在许多西方社会，家，是一个隐秘的城堡，不轻易对人开放，只有亲密的朋友才能
登堂入室。原因之一是，家可以泄露太多秘密：你经济的贫或富、社会阶级的高或
低、生活品味的好或坏、家庭关系的和谐或冲突，都可以由家中的一切看出来，你
的弱点和优点暴露无遗。
莫斯科人却似乎不在意把自己袒露出来。他只和你萍水相逢，一面之交，但他
热诚地请你到他家去。他为你开香摈酒。给你最好的香肠乳酪，而你知道，每一样
东西都得来不易；他却很快乐地为你挥霍着。
他的家很小，在莫斯科，你的居住空间要小于六平方米才有资格申请住房。因
为小，所以人们在每个房间都摆上一张床，每个房间都是客厅兼书房兼卧房……多
功能用法。你在房间之间走来走去，把这家人的一切都看在眼里；他没有秘密，他
不在乎你发现了他的经济状况、他的社会阶级、他的生活品味——他把自己敞开了
来接受你。
我在莫斯科两星期中所看到的家，比我在瑞士两年所看的还要多。瑞士人的房
子那么华丽，家具那么考究，品味那么昂贵，他的门却是深锁着的，锁着孤寂的心
灵。
俄罗斯人的家门是开的，即使在困乏的冬天。
一九九○年三月三日
“婚礼”前夕
十月二日子夜，当欧陆教堂钟声敲响十二下的时候，历时四十五年的冷战就在
史书上正式结束，一个圆圆正正的句点。
十月三日，是两德统一日，距离东德人民和平革命的日子，不到一年。绝大多
数的人，作梦也想不到柏林围墙有崩塌的一天；绝大多数的人，作梦也想不到在有
生之年会目睹德国的统一。从革命到重建这一年的时间，在历史洪流中只是电光火
石的一瞬。
柏林是这电光火石的焦点。八九年的十一月九日，人们把围墙踩在脚下，好像
英雄战胜了恶龙。东西柏林的市民流着眼泪在街头拥抱、欢呼，民族的感情经过四
十五年的冷冻，突然地溶解奔流。每一个东边来的同胞，在过境的时候，都从西边
的兄弟姊妹那儿得到一个热情的拥抱、一朵鲜红的玫瑰、一杯冒泡的香槟。
如果去年十一月九日是定情的日子，那么今年十月三日就是婚礼大庆了。可是，
定情日的热情奔放，到了婚礼前夕，早巳变成了忧心忡忡。
好像一个富人家里突然拥来了一窝蜂的穷亲戚，西柏林人对东边的同胞觉得烦
不胜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