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小姐
电梯小姐将钥匙插进孔里，电梯就晃荡晃荡地上升。五楼？
您好。麻烦您。是五楼。谢谢。再见。
一把行李拖进公寓，再出来，我傻了。这不是自动电梯，我得按钮，楼下值班
小姐得从她小房里出来，拎着钥匙，启动电梯，上来接了我，再下去。
您好。对不起又要麻烦您。是的，出去办点儿事。不是，我不是北京人。谢谢，
不客气。再见。
进进出出上上下下，一天就让我受不了了。我是个讨厌寒喧客套的人。甚至于
在社交场合里，我也有一种本事：和对面的人淡漠相看，不想说话的时候就是不说
话，我可以忍受；虽然社会习惯要求你谈谈天气、问问猫儿狗儿、浅笑两声，我不
怎么在乎社会习惯。
可是我是个礼貌的人，见到电梯小姐总觉得该四目交接，点下头，道声谢。几
天之后，当我发觉只要有电梯就得有电梯小姐的时候，我简直支撑不住了。不行，
我的礼貌是有一定存量的，超过这个存量，我所需要的孤独就要受到威胁。
麻烦您。谢谢。对，回来了。还好，北京很好。五楼，对，谢谢您。晚安，再
见。
对不起，又要麻烦您。单车太沉了，提不下去。谢谢您。不用了。请等一会儿。
行。谢谢了。再见。待会儿见。哪里？
我开始有点儿惊慌。她不是搁在电梯里的一把凳子，不是嵌在壁上的一个按钮。
对凳子和按钮我可以视若无睹，凳子和按钮对我也无所要求；可是这个人，这个不
断地为我做举手之劳的人，用她闪动的眼睛看着我，使我不断地消耗那一点点礼貌
存量。最不公平的是，她虽不是凳子按钮，却和凳子按钮一样地永远嵌在电梯里。
只要我用电梯，她就在那里，在那里吸取我微薄的礼貌存量，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
间。
我开始用脚爬走楼梯。五层阶梯上去，五层阶梯下来，把寒喧和礼貌的消耗降
到最低。
几天之后我才赫然发觉：北京城几乎所有的电梯里都有个电梯小姐，像凳子和
按钮一样安装在电梯里，用闪动的眼睛看着你进来，看着你出去，看着你上去，看
着你下来。
我简直大惊失色。
我踏进这个狭窄的电梯。“小姐”是个头发苍苍的老妇人。
“麻烦您到三楼。我找萧乾先生。”
“三楼不停。”她面无表情地。
“那——”我迟疑了一下，回想起1989年见到的行动困难的萧老，“老人家怎
么办？”
“老人走路啊！”电梯“小姐”不太耐烦，显然觉得我的问题有点儿莫名其妙。
※ ※ ※ ※ ※
回到外交公寓，电梯小姐坐在大门口和别栋楼的小姐聊天。和往常一样，她们
的手里总有一把头梳，时不时梳理着刚刚洗过还潮湿的头发；膝上总摆着一份读皱
了的《北京晚报》。她们坐在台阶上，望着门外夜幕渐拢的天空，交换生活里点点
滴滴的大事小事。
手里的水果挺沉的，我踏进大门。
您好。麻烦您。
“没辙啦！我说您看着办吧！”她们的话音一点儿也不被我的出现打断。两个
人像上了电池似的同时起身，往电梯平行挪动，头梳和晚报也跟着浮进电梯。“你
知道小刘昨晚见到谁了吗……”
五楼。谢谢你。
“我还以为她早出了国，原来呀，婚没结成，人家回澳大利亚去了……”
语音、身体、头梳、《北京晚报》，又像幽浮一样缓缓飘下。
望着电梯渐渐合拢的门，我突然彻悟：在她们的眼里，我才是凳子和按钮，我
才是那嵌在电梯里的时明时灭的灯，她们对我是彻底视若无睹的。不把我当“人”
看，她们才活得下去。
我松一口气。
五楼！
打 架
从定陵一出来就听到他们愤怒的声音。
卖饮料的小摊旁，两个穿短裤的男人正使尽全身力气地吵着架，脖子粗了短了，
脸涨得紫红。两人之间还站着个七八岁大的小孩，手里握着罐要喝未喝的可乐，眼
睛怯怯地望着火爆的大人。
男人的声音越来越激昂，紧依着男人身后的两个女人——一个是卖饮料的小贩
的妻，一个是买可乐的孩子的妈——火鸡似的插进来帮着吵，各帮各的男人，只是
四个人同时扯着喉咙嚷嚷，谁也听不见谁的。
当小贩突然弯身去拔他的板凳时，看热闹的人都吓了一跳。小贩黑虎着脸，两
手高举板凳，做出马上要砸下来的架式。
没有板凳的男人吃吃地说：“你打人哪！你打人哪——”边说边退，一步一步
退，眼睛盯着板凳，小贩一步一步逼进，在观众还来不及喊“哎呀”的时候他已愤
然将板凳砸下；没砸到，男人转身就跑，小贩抱着板凳追，两个人就围着饮料摊子
这么一逃一追地绕起圈子来。圈子外边，两个女人已经呼天抢地厮打开来，“你打
人哪，你打人哪！”
看热闹的人似乎得到一分意外的惊喜，没想到那小贩说干就干哪；他们的脸上
带着看午夜恐怖影片的又是害怕又是欢喜的表情。
我笑了。
安安的爸爸一旁瞪我：“人家打架，你觉得好笑？”他走开了。
一直紧紧握着我手的安安松开了手，说：“妈妈，不好笑！”他追爸爸去了。
他们误解了我的笑。他们怎么知道，定陵这一幕人生戏剧将我毫无心理准备地
带回到三十年前的台湾，像经过一个飘忽的梦的隧道，回到了我记忆角落里的童年。
不知道有多少年没见过街头的打架了——欧洲的七年？没见过。美国的八年？
没见过。台湾？
有的，在五六十年代，在我还是个舔着冰棒、看漫画书的小女孩的时候，街头
打架好像是市井风情的一部分，就像时不时会见到的小车祸一样，是特殊的事情，
但它是常常撞见的特殊的事情。走在熙来攘往的街上，突然觉得后头有人跑步，穿
着花布裙提着菜篮的女人气喘喘地说：
“前面……前面有人打架……”
“哪里？哪里？”听到的人急急地问，放下手边的活——一把斩鸭头的刀、一
支修理单车的起子、一笼待洗的菜——脚步杂沓地赶上前去。
前面早就密密实实围了一堵人，小孩只能从人腿的间隙钻进去。打架的两个人，
嘿，是黑鼻和一个不认识的人，扭成一团，不是像电影里那样拳脚生风，只是我抓
你头发你咬我屁股闹不清地扯来扯去。但是黑鼻的鼻子上流着血。
然后有人喊：“大人来了！”
众人让开一条路，警察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打架的人也松一口气。
到定陵去看万历的墓，没想到却看见了一场打架。当小贩举起板凳时，恍惚之
间自己又是那个舔着冰棒手里卷着漫画的小女孩，夹在大人的腿间，惊诧地看大人
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我忍不住的笑里有一份蓦然回首的惊喜，也有一点莫名所以
的惆怅，倒来不及去体恤打架者的情境。
几天之后，在朝阳门外又看到两个人涨着脸打成一团，我就笑不出来了。
“一个月见两次？”长住北京的台湾人说，“不算多。前几天我看见两个人从
公车里开始打，一直打到车下去，打得头破血流……”
于是我说，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也是这样的。这个率直的朋友睁大了眼睛很认真
地回道：
“台湾人才不会这样。台湾人跟大陆人个性完全不一样，有点像两个‘民族性’。”
他的认真倒教我吃了一惊：是因为他比我年轻了十岁，不太认识过去的台湾，
还是两个族群之间真有本质上的不同？不错，在90年代的台湾，和西欧美国一样，
很难见到打架的街景，可是，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
问题？
人类学者李亦园先生曾经对我做过一个比喻：中国文化好比一个工具箱；北京
人打开箱子所需要的东西，和移民海外的台湾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所需要的
东西，由于地理历史环境的不同，会相当不一样；但是尽管拿出来应付生活的工具
不一样，工具箱可还是那一个。
90年代的北京人与他们那个工具箱的运作关系，和今天的台北人与台湾的工具
箱有着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不同的气质和个性。我对北京的认识极为浮浅，
可是，浮浅有浮浅的优点，因为你能更敏感地捕捉第一印象，能用崭新的眼光，更
鲜明地感受一个都市的性格。 1993年8月的北京给我这个陌生人员立即、最深刻的
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压抑极深的城市。
你甚至不需要去了解形成这个城市的种种什么社会、文化、政治背景，你只要
经验过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城市，然后从云头往北京纵身一跃，在市井中溜达几
回，和卖菜的、理发的、踩三轮车的、开“面的”的、上班的聊几句，你就会感觉
到那份抑郁，像黑压压的云头，沉重得似乎就要垮下来，却又老不下雨。于是每个
人都在等待，沉重地等待，等待。
北京人大概有一种打开工具箱却遍寻不着所需工具的苦恼，或者说，他不必打
开箱子其实就知道箱子里头没有他渴望需要的工具，所以挫折，所以压抑，所以焦
虑地等待。
90年代的台湾人显得比较轻松，因为他与他工具箱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紧张。他
对箱子里的东西不见得完全满意，但是他可以随时打开箱子换几样零件，不高兴时
对着箱子踢上几脚也赔不上身家性命，工具箱基本上够用，日子也还过得去。因为
他对自己的工具箱掌握着某一个程度的自主权，他因此显得豁达。
如果说这就是群体个性的不同，我的朋友或许是对的；可是我毕竟比他多了十
年的记忆，幼时的打架街景历历在目，我清楚地知道：台湾人并非一向都如此轻松
豁达的，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可走了三十年；不打架是因为不必打架，而不必打
架，则有它必要的社会条件。
两个骑单车的人相撞，车撞坏了。两个人是不是要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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