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那时候，粮食运不进来，可人又得吃饭，哈尔滨的各个粮栈把粮都卖空了，没法补上，我这满仓的粮食，就是金子银子了！”说到此，纪永和两眼放光，枯黄的脸，也涨红了。
翟芳桂说：“你估摸着那时的粮食，能比现在贵多少？”
“多少？”纪永和伸出十指，比比划划的，按他的判断推算着，自负地说：“现在小麦每石三十五吊七百文，到那时候，五十吊我都不卖！现在小米一石四十六吊，到那时候，七十吊你也休想提走！红小豆现今三十四吊三百文，到时少说也能卖五十吊！元豆、绿豆、高粱米、粳米、芝麻，每一样，不说翻一番的话，每石不长个二三十吊，我就上吊！”
翟芳桂说：“要是鼠疫跟发大水似的，就是一走一过的，再过十天半个月的太平了，最后粮食不涨反跌，咱不卖粮，不是亏了么？”
纪永和眼珠一转，说：“不卖粮，你不闲着，不照样进钱吗？”他赤裸裸地说：“义泰号最近生意不错，掌柜的手里有闲钱，我早就看出他眼馋你了，他那附近就有粮栈，可他大老远的总跑这儿买粮，你不从他兜里往出掏钱，不是傻瓜吗！”
义泰号开在十四道街，经销房屋装饰材料，什么玻璃、石灰、石膏面子、瓦楞铁、黑平铁、各寸洋钉子以及铜丝和元红铜片等。店主贺威四十出头，黑红脸，大嗓门儿，脾气暴，挺仗义的。据说他原来在长白山养蜂，那里有一片上好的椴树林，被清廷封禁，用来养蜂酿蜜，供给朝廷。后来山林失火，他下山在一处渡口做起了船夫。他命运的转机，起自摆渡时救起的一个落水女子。这女子的父亲是哈尔滨有名的盐商。贺威不仅娶了富家小姐，还拥有了这处铺面。可是富家小姐不是个过日子的女人，好吃懒做，脾气又大，能生孩子，却怕生了孩子会让她腰粗，不给他生，贺威又不敢再娶一房，所以日子过得并不随心。贺威爱喝酒，一喝就醉，一醉就哭，郁闷的他，隔三岔五的，就会去天福楼赌博。有一次输了，身上带的现钱不够清账的，竟让人把手上的金表给撸去了。他每次来买粮，确如纪永和观察的，总要盯着翟芳桂，多看几眼。
翟芳桂可不想掏贺威的腰包，她怕盐商的千金知道了，会揪住她，往她眼里撒盐。虽说这个世界并不美丽，可她还不想这么早就瞎了眼睛。
纪永和的无耻，激起了翟芳桂的愤怒。她决定不给他找猫了，心想你爱疯就疯吧。粮栈的粮食，最好被老鼠都糟蹋了，你想卖高价，做梦吧！
翟芳桂心情郁闷时，喜欢逛街。街巷就好像抽气筒，能把她心底的愁云吸走。她逛街时最爱去的地方，就是罗扎耶夫的鞋铺。
罗扎耶夫来自伊尔库茨克，是个鞋匠。他不像其他俄国商人，爱把买卖开在繁华街巷，而是别出心裁地将生意放在八杂市。那里的店面租金便宜，而他卖的鞋，敦实美观，价格低廉，为中国人所喜好。这店铺经营得就仿佛是八杂市的西边天，红红火火的。翟芳桂喜欢店面的招牌，那是两只相挨的鞋子，一只高跟，尖头；另一只矮跟，圆头。虽然它们样式不一，颜色却一致，是暖暖的桃红色。远远看去，像是一双明丽的鸟儿。在暗淡的八杂市，这块招牌，就像一片彩云，惹人喜爱。
罗扎耶夫年岁并不大，五十来岁，可八杂市的人，习惯叫他“老罗头”，因为他过早歇顶了，显得老气。老罗头额头突出，面色红润，尤其是脑门儿，更是红得流油，人们说那儿就像扣了只红碗。他眼睛暴突，鹰钩鼻子，嘴巴又有点瘪，乍一看，像个妖怪。不过他脾气甚好，爱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与客人逗趣，大家都喜欢他。他平素在鞋铺，总是吊着老花眼镜，坐在一把矮矮的硬木椅子上。来了顾客，他不先看脸，而是盯着人家的脚。他真是火眼金睛，不用多看，两三眼吧，就能看出顾客脚的肥瘦，大小，宽窄和长短，准确地从鞋架上取出适合顾客穿的鞋子。最令人称奇的，是他通过鞋面的褶皱，能判断出顾客的脚踝骨和脚指头的状况，是凸出呢还是缺损。
老罗头是个鳏夫，收养了一个哑巴，叫彼洛夫，二十多岁。彼洛夫又高又瘦，鬈曲的黄头发，浓黑的眉毛，深邃的灰眼睛，肤色白净，看上去俊朗飘逸。彼洛夫没有跟罗扎耶夫经营鞋铺，而是在中国大街拉手风琴卖艺。别的卖艺人，大都蓬头垢面，衣着破烂，放浪形骸；彼洛夫则是面目洁净，衣衫整齐，就连放在脚边的接纳施舍者零钱的铁皮盒，也擦得锃亮。彼洛夫卖艺，不像别人，刮风下雨就不出门了，他是风雨不误。人家都说他傻，坏天气出行的人少而又少，即便出来的，也是行色匆匆，谁会聆听琴声呢？难道他拉给雨和雪听？即便它们真长着耳朵的话，能给他钱吗？翟芳桂每次走在中国大街，总要循着琴声，往彼洛夫的钱盒投点零钱。他的琴声在一伙卖艺人中也好辨别，人家的琴声是热烈奔放的，他的琴声却是幽怨低沉的。在翟芳桂心目中，彼洛夫的琴声，就是她的一个看不见形影的伙伴，久了不见，也想念。
卖艺的，除了受暴雨、狂风、飞雪等坏天气的欺负，有时也受人的欺负，比如酒鬼、小偷和地痞。不过这些人，很少欺负彼洛夫。大概觉得欺负一个不能说话的人，会遭天谴。能够欺负彼洛夫的，唯有翟役生。只要他来埠头区，必到彼洛夫面前，把手伸向他的钱盒，攫取钱后，买把瓜子，故意在他面前嗑，将瓜子皮吐在他身上；或是买了香烟，站在他对面吸，把烟喷到他脸上。
罗扎耶夫的鞋铺，有两个中国女人是常客，一个是陈雪卿，一个就是翟芳桂了。他对她们的脚，甚至比对她们的脸孔还熟悉。罗扎耶夫喜欢这两个女人的脚，因为像她们这个年龄的中国女人，有不少都是小脚，而她们却是大脚。罗扎耶夫见不得小脚女人走路，总以为她们要倒地，老想着去搀扶。陈雪卿和翟芳桂喜欢买鞋，但她们钟爱的颜色却不同。陈雪卿喜欢冷色调的，黑的蓝的或是棕色的；翟芳桂呢，喜欢粉红的米黄的白的和灰的，不是暖色调，就是中间色的。每到年底，老罗头都要亲自动手，给她们打制一双靴子。
翟芳桂感受到，罗扎耶夫对她是有意的。每次她试鞋，他帮着提鞋时，总要满怀怜爱的，轻轻捏一下她的脚踝骨。纪永和有年冬天跟翟芳桂来鞋铺，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回家后大发雷霆，说是一只骚哄哄的老山羊，还想吃嫩草，死不要脸！他警告翟芳桂，罗扎耶夫就是给一百吊钱，也不能跟他睡！翟芳桂纳闷儿，一个唯利是图的人，怎么会突然跟钱仇起来？问他理由，纪永和“呸”了一口说：“他要是把你弄膻了，就没人得意了！你想想，哪个男人愿意进羊圈！”翟芳桂一赌气，打开钱柜，抓了一把钱，到俄国人开的衣帽铺，置办了一身行头，把自己装扮成个洋女人。穿毛呢长裙，足蹬及膝的皮靴，外罩宽松的羊绒大衣，头戴灰色绒帽，帽檐插着根五彩的大雁翎毛，扭扭搭搭地回到粮栈。纪永和远远看见翟芳桂，还以为粮栈来了新主顾，满脸堆笑迎上去。发现上当后，纪永和恼羞成怒地将翟芳桂推倒在雪地上，剥下她的行头，骂她“败家”，把呢裙、大衣、皮靴和帽子揽在怀中，转身送到寄卖行了。在雪地上瑟缩发抖的翟芳桂，噙着泪水，从地上爬起，走进粮栈，用斗装了小米、高粱和麦粒，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均匀地撒在两棵榆树下。第二天早晨，纪永和听见乌鸦在窗外闹得比往日要欢腾，开门一看，一群乌鸦在榆树下，正享受五谷的盛宴呢！纪永和明白怎么回事了，他返身锁上住屋的门，将还在酣睡的翟芳桂关在屋里，足足三天三夜，未给她一粒米！而这三天，他睡在粮仓里。独在住屋的翟芳桂，不吭不响，无声无息，安静得可怕。第四天头上，纪永和有点慌了，隔着门大声问：“挨饿的滋味好不好受呀？给我说句软话吧，我就放你出来！”翟芳桂虚弱地说：“不用了，再等两天吧，一了百了，我也就解脱了。反正你也舍不得给我买棺材，弄条狗来，把我拖到江边荒滩上，让老鸹吃了算了。”纪永和吓坏了，赶紧将门打开，他可不想毁了这棵摇钱树。
早在去年，为了整饬八杂市的商户，俄国人在江边，开始兴建南市场，也就是新八杂市，让各商户入冬前迁入。可是由于遭遇夏季的大水，房屋受淹后，墙皮脱落，天棚发霉，地面阴湿，需要重新修复的铺面很多，再加上南市场租金高，人气不旺，所以迁入的商户很少。翟芳桂最怕的，就是罗扎耶夫的鞋铺也会搬走。因为她习惯了小巷中的这爿苍灰墙门的铺面，那块挂在门楣上的桃红色招牌，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让人心动。
也许是鼠疫的缘故吧，罗扎耶夫的鞋铺一个顾客也没有。翟芳桂一进来，就闻到了一股酒气。罗扎耶夫说，他刚送葬回来，在葬礼上喝了两瓶啤酒。他拎起脚边的竹篮，说是从葬礼带回了薄饼和果子羹，请她吃点。翟芳桂知道俄国人擅长做果子羹，也不客气，拈起一块，边吃边问罗扎耶夫，死去的人得的什么病。罗扎耶夫故意板起脸，大声说：“鼠疫！”见翟芳桂不敢吃果子羹了，连忙笑着摇摇头，说：“唬你。”翟芳桂这才安心。罗扎耶夫说，现在满城的人都怕老鼠，其实老鼠没那么可怕，只要你不被跳蚤咬着，就不会传染鼠疫。翟芳桂不明白，鼠疫跟跳蚤有什么关系？罗扎耶夫说，老鼠想传播鼠疫，自己没这个能力，必须借助跳蚤。跳蚤叮咬了人后，人才能染病。翟芳桂明白了，老鼠这是雇凶杀人呀。如果跳蚤是持枪的歹徒，那么养猫养狗倒不安全了，因为它们身上寄生着跳蚤。
罗扎耶夫问翟芳桂，今年过年想穿什么颜色和样式的靴子。他好提前备好材料。翟芳桂便问陈雪卿要什么颜色和样式的，罗扎耶夫揉了一下眼睛，说：“卖糖的今年要平底的红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