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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三强——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为我国核科学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钱学森——“中国的氢弹之父”；
钱伟长——力学物理的创建者；
华罗庚、陈省身——数学大师；
王大珩——光学大师；
贝聿铭——建筑设计大师。
清华各院系的奠基人有：
施嘉炀，顾毓琇、刘仙洲、陶葆楷等、是工学院的创建人；
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吴宓、赵元任、王力是国学、文学、语言学的奠基者；
冯友兰、金岳霖、张申府、贺麟是哲学系的创立人；
蒋廷黼、刘崇鋐、吴晗、是历史系的奠基人或高才生；
陈达、吴景超、潘光旦是社会学系的建立者；
浦薛凤、王化成、钱端升、萧公权、张铣是政治学系的奠基者；
陈总、萧遽、余肇也是经济学系的创建人；
吴有训、周培源、叶企孙、任之恭是物理学系的创建者；
张子高、高崇熙、萨本铁是化学系的奠基者；
熊庆来、杨武之、赵访熊、庄圻泰、许宝骤是数学系的创立者；
赵九章、傅承义、顾功叙是地球物理、地震学的奠基人；
陈桢是生物学的建立人；孙国华、周先庚是心理学的建立人；
翁文灏、谢家荣、袁复礼是地质学、黄厦千是气象学的创始人。
以上列举的并不完全，但由此可见建立我国独立的现代学术的概貌。所有这些学术的规划和负责人物都是在梅校长领导下工作的，是梅校长的不朽功勋。
还有一点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西方人主持的诺贝尔奖金，在远东获得者杨振宁博士和李远哲教授，一个在大陆，一个在台湾，都是梅校长的学生。
北大校长论北大
北大之精神
蒋梦麟
（18861964），中国现代教育家，1923—1925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30～1945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本文选自杨东平编《大学精神》，沈阳，辽海出版社
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存，决非偶然之事。这几年来，我们全校一致的奋斗，已不止一次了。当在奋斗的时候，危险万状，本校命运有朝不保夕之势；到底每一次的奋斗，本校终得胜利，这是什么缘故呢？
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俗语说“宰相肚里好撑船”，这是说一个人能容，才可以做总握万机的宰相。若是气度狭窄，容不了各种的人，就不配当这样的大位。凡历史上雍容有度的名相，无论经过何种的大难，未有不能巍然独存的。千百年后，反对者、讥议者的遗骨已经变成灰土，而名相的声誉犹照耀千古，“时愈久而名愈彰”。
个人如此，机关亦如此。凡一个机关只能容一派的人，或一种的思想的，到底必因环境变迁而死。即使苟延残喘，窄而陋的学术机关，于社会决无甚贡献。虽不死犹如死了的一般。
本校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之上，作剧烈的辩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是已屡经试验的了。
但容量无止境，我们当继续不断地向“容”字一方面努力。“宰相肚里好撑船”，本校肚“里”要好驶飞艇才好！
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人类有一个弱点，就是对于思想自由，发露他是一个胆小鬼。思想些许越出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一般人们惊慌起来，好像不会撑船的人，越出了平时习惯的途径一样。但这个思想上的胆小鬼，被本校渐渐地压服了。本校是不怕越出人类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去运用思想的。虽然我们自己有时还觉得有许多束缚，而一般社会已送了我们一个洪水猛兽的徽号。
本校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故本校虽处恶劣政治环境之内，尚能安然无恙。
我们有了这两种的特点，因此而产生两种缺点。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弛。故此后本校当于相当范围以内，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1923年12月17日
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蔡元培
（1868—1940），中国现代教育家，1917—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本文选自杨东平编《大学精神》，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那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至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人去么？
（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划）。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
附：爱蔡孑民者启
右宣言闻尚是蔡君初出京时所草，到上海后，本拟即行宣布，后因北京挽留之电，有友人劝其婉复，免致以个人去留问题与学生所争政治问题，永结不解之缘，故有以有条件的允任维持之电，后来又有卧病不行之电，均未将真意说出。闻其意，无论如何，决不回校也。鄙人抄得此宣言书，觉与北京各报所载启事，及津浦车站告友之言均相符合，必是蔡君本意。个人意志自由，本不可以多数压制之，且为社会上留此—个干净人，使不与政治问题发生关系，亦是好事。故特为宣布，以备挽留蔡君者之参考焉。爱蔡孑民者启
1919年6月15日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胡适
（1891—1962），中国现代思想家，教育家，1945—1949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本文选自杨东平编《大学精神》，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
两年前的六月底，我在《独立评论》（第七号）上发表了一篇“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在那篇文字里我曾说，我要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赠送三个防身的药方给那些大学毕业生：
第一个方子是：“总得时时寻一个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个青年人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若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打旋，就很难保持学生时代的追求知识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没有问题可以研究的人，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研究。
第二个方子是：“总得多发展一点业余的兴趣。”毕业生寻得的职业未必适合他所学的；或者是他所学的，而未必真是他所心喜的。最好的救济是多发展他的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和活动。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看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在业余时间做的事业往往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英国哲人弥儿（J．S．Mill）的职业是东印度公司的秘书，但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上都有很重要的贡献。乾隆年间杭州魏之绣在一个当铺里做了二十年的伙计，“昼营所职，至夜篝灯读书”，后来成为一个有名的诗人与画家（有柳州遗稿，岭云集）。
第三个方子是：“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应该信仰：今日国家民族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然不会白费。
这是我对两年前的大学毕业生说的话，今年又到各大学办毕业的时候了。前两天我在北平参加了两个大学的毕业典礼，我心里要说的话，想来想去，还只是这三句话：要寻问题，要培养业余兴趣，要有信心。
但是，我记得两年前，我发表了那篇文字之后，就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写信来说：“胡先生，你错了。我们毕业之后，就失业了！吃饭的问题不能解决，那能谈到研究的问题？职业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