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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说法的“知识产权”所有者都是男人，说他们是男人沙文主义的代表没有什么不妥。给男人沙文主义提供理论根据的是加州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温森特？萨里奇（Vincent Sarich），萨里奇教授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推测”是女人的脑容量低于男人。一九九一年，由萨里奇教授发起，上百名教授参加组成了“加州学者联盟”，他们反对在大学里设立女性研究学科，反对七十年代初由当时的约翰逊总统签署的、旨在保护少数族裔和女性受教育和就职权益的“反歧视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声称大学里鼓励招收女性和少数族裔学生、雇用女性和少数族裔教师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学术水准的下降，而“反歧视法案”已经反过来对白种男性造成了歧视。萨里奇与他的同道的努力已经有了结果，他们在政界已经有了不少代言人，最近一段时期国会山庄的议题之一便是修正甚至取消教育界的“反歧视法案”。
问题在于男权反扑的浪潮中搀进了若干女人的声音。八十年代以来对女权运动进行批评和反思的著作不少出自女人之手，把这类著作称为“后女权主义的”可能比“反女权主义的”要合适一些。修丽特（Sylria Ann Hewlett）在《美国妇女解放的神话》中将女人这一社会群体作了比较仔细的区分。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有上层中层和下层的区别，有职业女性也有家庭妇女，职业女性又分为白领层和蓝领层，白领女性又可分为精英类和普通类。修丽特认为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诉求往往只是有利于那些上层的、精英的、功名心特别强的处于传统婚姻模式之外的职业女性，与广大中下层妇女的愿望和要求脱节，有时甚至会损害后者的利益。比如关于男女平等法案，许多妇女宁肯选择呆在家中，她们不愿意到社会上去工作，与男人一样被平等对待；对职业妇女而言，平等法案由于不考虑性别差别，从而会取消对女性的职业保护。又如关于性解放、关于无过失离婚法案，结果都是成全了男人，伤害了女人。六十年代性解放运动中一个响亮的口号是“自由使用自己身上的器官”，这个貌似女权主义的口号轻易地让男人获得了以前要花较大的代价才能到手的“性”，制造出了数目庞大的单身母亲家庭。女权运动曾经大力推动的无过失离婚法案为男人逃避责任提供了方便。女权主义试图去破坏或者改造原有的家庭结构，而家庭恰恰是广大妇女应付社会危机的保障，大多数妇女希望巩固而不是毁坏家庭。女权运动忽视了女人的生养责任，不关心生儿育女期间的女人的权益。以走向社会、男女平等为口号的女权运动步入了歧路，它把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了。愈是推进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生活便愈是尴尬，妇女的日子便愈是活得没有滋味，就像修丽特的书名副题所说的，“解放”以后妇女所过的是A Lesser Life。总之，妇女解放是一个神话，女权运动没有能够帮助女人，相反它害了女人。 可以批评修丽特与男权反扑的势力沆瀣一气，修丽特也并不声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但是像卡米拉？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那样以女权主义者自居，却又以十分尖刻的语言痛骂她心中的“浅薄的女权主义者”，情况就变得复杂了。帕格利亚的《性面具》（Sexual Personae）是我读到过的探讨性别与文化关系的一本最有份量的著作，简单地说，帕格利亚反对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的著名论点：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后天造成的，男性中心社会按自己的需要塑造女人，压迫女人。帕格利亚把以上的论点颠倒过来了：她认为女人是天生的，男人创造出来的文明拯救了自己也保护了女人；若是女人充当了物质文明的主要承担者，人类今天也许还住在茅草棚里。帕格利亚最后这一句话为许许多多的女权主义者所诟病，按她们的标准帕格利亚是伪装的女权主义者。这或许也能说得过去。但是六十和七十年代女权运动的一些领袖人物到八十年代也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转向，这种转向是女权运动成熟后的反思还是迎合男权的回潮？这的确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于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女性奥秘》是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的经典，影响过整整一代人。弗里丹通过对著名女校毕业生生活道路的追踪调查，发现受过最好的教育的美国妇女的人生目标也只是找个好丈夫，当贤妻良母。某届毕业生返校日夸示于人的口号竟然是“我们嫁了一整打哈佛”。二战后的美国兴起一股把女人送回家中的暗流，特定的社会势能塑造出了它所需要的女性奥秘：女人爱撒娇，女人离不开家，女人对外面的事物不关心，女人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原谅她的缺点、体贴她的丈夫。弗里丹揭示出所谓女性奥秘乃是男性中心社会精心策化的阴谋，目的是将女人锁在家中。她鼓励女性从社会给她的传统角色派定中挣脱出来，除了发挥自己女性的因素外，还应该投身于适合于自己的社会工作，在创造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可是到了一九八一年，当弗里丹写《第二阶段》的时候，她对自己早先的较为激烈的姿态作了一些调整。她认为女权运动从七十年代开始出现了偏差，女权运动过于男性化了，女权主义成了女人想当男人的代名词。女权运动过多地追求在男人的世界里去获取成功，没有从正面去肯定男人和女人之间固有的差别，去拥抱和歌颂女性对于生活的特殊的敏感；女权主义的领袖人物对女人与生俱来的母性召唤缺乏回应，在家庭问题上有一个盲点。女权运动促使全社会去关注的反强奸问题、堕胎权问题、女性性感部位（阴道或阴蒂）的认定问题和男女平权问题等都显得有些虚张声势，甚至维护妇女权益也并非美国妇女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六十和七十年代为了争取男女平权，妇女运动常常忽视或者抹杀了两性之间的差别，现在是正视和从女性的角度来肯定这些差别的时候了。八十年代应该是女权运动的《第二阶段》，如果不反省，六十和七十年代的许多成果有得而复失的危险，而使妇女运动要功亏一篑的正是妇女自己。过去女权运动争取妇女权益多是从政治斗争、社会抗争入手，今后应该注意家庭的作用，家庭也可以是妇女运动的场所，从影响丈夫出发也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以前的妇女运动对公共领域的作用低估了，今后应该鼓励妇女投身社区公益事业的多种义务活动，通过为社区作贡献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要从女童子军和青年姐妹会抓起。
钱满素女士在《世界文学》一九九五年第二期的一篇精彩论文中多次提到了弗里丹的《第二阶段》，论文列举了多条妇女运动的悖论：
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天生的。
妇女进入社会是解放／妇女进入社会不是解放。
同工同酬是平等／同工同酬不是平等。……
还可以继续列举。留心一下可以发现：以上悖论的前半部分是正宗女权主义的思路，后半部分是反女权主义的或者后女权主义的思路，笔者倾向于将后一种思路看成男权回潮的产物。
这篇文章的主要资料来源为：Susan Faludi， Backlash——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an，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Inc，1991。
张宽
女人的职业
伍尔芙
（1882—1941）．英国文学家。本文选自《伍尔芙随笔集》，孔小炯、黄梅译，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
当你们的秘书邀请我来时，她告诉我，你们的团体所关心的是妇女的工作，她建议我可以给你们谈谈我自己的职业经验。我确实是个女人，我也确实在工作。可是我有什么职业经验呢？这是很难说清楚的。我从事的职业是文学，在那一行中，能给予女人的经验比起其他的职业来就更少了——极少，我的意思是说，极少有特别惠及女人的。例外的是戏剧。因为这条道路是许多年以前开辟出来的，动手的有芬尼？伯尔尼①、阿弗拉？本②、哈利？马提诺③、简？奥斯丁、乔治？爱略特。许多著名的女人，以及许多无名的和被忘记的女人，曾在我之前修缮着这条路以使之平坦光滑，并且调整着我的步伐。所以，当我写作时，我的前面只有极少一些物质障碍。写作是一项高尚和无害的职业。家庭中的安宁不会被钢笔的摩擦声破坏，也没有需要得劳动家庭钱袋的大驾。用16个便士，人们就可以买来足以写出莎士比亚所有剧作——如果你们有此雄心大略——的纸张。钢琴和模特儿，巴黎、维也纳和柏林，大师和夫人，这一切都非写作者的所需之物。写作所用纸张的便宜，当然了，就是为什么女人在她们于另外职业中取得成功以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家的原因。
不过要告诉你们我的故事，那可是简简单单的。你们仅需在自己心中想像一下一个在卧室中手上拿笔的姑娘就行了。而她也只需把那支笔从左移到右——从10点钟移到1点钟。然后她想到了去做一件总之很简单，也极便宜的事：把那些字稿中的几张塞到一个信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