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后，他开始对其他代表无理取闹，在他们发言时大声叫嚷并发出怪笑。麦克米伦讲话时，赫鲁晓夫的粗鲁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位苏联领导人当着几乎全世界各国代表的面，脱下一只鞋，把它当作木槌一般在桌子上砰砰敲打。
赫鲁晓夫有时吵吵嚷嚷，兴高采烈，豁达开朗，表现出友好和几乎是迷人的魅力，显得幽默风趣；有时则会变得言行粗鲁、暴跳如雷、盛气凌人。虽然他的小丑表演自然逼真，但只是在需要时他才充当小丑。他以举止随便，信口开河为策略。
1959年美国在莫斯科举行展览会，赫鲁晓夫与尼克松在展览厅进行了著名的“厨房辩论”。他的表现十分幽默而风趣。
当时，赫鲁晓夫登上讲台对着摄影机讲话。他问尼克松“美国已经存在多少年了？300年？”尼克松回答说，美国大约有180年的历史。“那么，好吧，我们可以说，美国已经存在180年了，这就是它所达到的水平，”他说这句话时，举起胳膊朝整个展览大厅挥舞了一下。“我们存在了还不到42年，便再过7年，我们就达到美国同样的水平。”观众被他的演说吸引住了，他们喜形于色的表情对赫鲁晓夫起了鼓舞作用。他接着说：“当我们赶上你们，超过你们时，我们将向你们挥手致意。”他以夸张的手势结束他最后这句奚落美国的话，煞有介事地睁大眼睛口头凝视着后方，用他胖乎乎的小手向他想象中正在向远外消失的美国挥手告别。
尼克松后来回忆说，“我意识到，无论花多大精力做准备工作，都不足以对付尼基塔·赫鲁晓夫。此人全然令人难以捉摸。”“他做任何事都预先做好充分准备，在对手面前知己知彼并以此而自豪。
3。6 命运多舛的改革
赫鲁晓夫上台后，力图对苏联的体制进行改革，以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旧框框。
赫鲁晓夫是农业方面的行家，他的改革是从农业开始的。
他在农业上采取了三项主要措施：一是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取消农副产品的义务交售制；二是大规模开垦荒地，种植玉米；三是取消农业机器拖拉机站，把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
1956年，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初见成效。被开垦荒地上的玉米获得了特大丰收，粮食总收获量为12500万吨，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赫鲁晓夫以胜利者的姿态，乘坐汽车、飞机，得意洋洋地到处视察。于是，种植玉米运动一时间成了时髦。
乌克兰成立了玉米研究所；莫斯科展览馆开辟了一个玉米展览室；农业部发行了一本新的科学杂志，刊名为《玉米》；莫斯科开设了命名为“玉米”的专门食品店。人们纷纷来赶玉米的新时髦。
然而，赫鲁晓夫农业改革的“奇迹”—玉米运动，使许多地区盲目扩种。而这些地区原有的苜蓿、三叶草等传统草类青饲料作物，比玉米成本低得多，但由于统统改种玉米，以至于蒙受了重大经济损失。
赫鲁晓夫把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统统倾注到开垦处女地和狂热的玉米运动中去，使常规的农业区建设受到影响，因而在1958年以后粮食产量开始下降。由于大量开荒，耕作9000万顷没有森林带保护的、开放性大平原的土地，必然带来破坏生态的灾难性的土壤流失，几百公顷的土地为风沙侵蚀所毁。
1957年，赫鲁晓夫一时冲动，提出要在3—4年内使苏联的肉类产量超过美国。从当时苏联的国情看，这个指标是难以实现的。但是1958年，抱有政治野心的梁赞州党委第一书记拉里奥诺夫投赫鲁晓夫所好，作出保证，要在1959年使梁赞州地区产量增长4—5倍。1959年1月7日的《真理报》刊登了这些保证。赫鲁晓夫如获至宝，要求其它各州向梁赞州学习，将他们较为保守的指标进一步修改和提高。并私下许诺准备让拉里奥诺夫出任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明眼的人看得出，梁赞州的保证纯属吹嘘。为了完成指标，兑现诺言，拉里奥诺夫下令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宰杀所有的牲口，包括耕牛和种畜。从农民手里强迫买下成千上万的奶牛和猪，而且不给现金，只给票据。这样做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只好到邻近的州购买牲畜，最远到达乌拉尔地区。梁赞州的收购员用现金购买了牲畜，偷运回来，再以1／3或1／4的价钱转卖给国家。大批用于农业机械、信贷的资金，被非法挪用来抢购牲畜。但这一切措施远不能达到增产5倍的指示，梁赞州党委又规定所有税收必须用肉类来支付。他们不仅对农庄和农民强行征税，而且所有机关、学校直至警察局都要交税。这样，在1959年12月16日中央全会召开前几天，梁赞州领导人给赫鲁晓夫写信，吹嘘自己完成了计划，将肉类产量提高了4倍，庆祝他们的“胜利”。同时还自欺欺人地说，该州在1960年将卖给国家更多的肉类。
拉里奥诺夫的“卓越成绩”受到了表彰。他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并颁发了列宁勋章，赫鲁晓夫亲自前往授勋。梁赞州的英雄事迹写进了中小学课本。
然而；纸包不住火。1960年，梁赞州的农业濒临破产，这种局面再也无法掩盖下去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拉里奥诺夫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开枪自杀。由于仿效了梁赞州的做法，苏联其它各州也蒙受了重大损失。
1962年赫鲁晓未进一步改革传统的以区域为原则的党的领导方式，根据生产的需要，把过去统一完整的党分成两个平行的党，一个管工业，一个管农业。在各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里设立了中央工业局和农业局。两方都有党的机关，而且还组成了两个执行委员会。过去按行政区划进行管理的原则变成了相互独立的两个部分，产生了近似两党制所潜在的问题。这种新体制导致了党的机构进一步庞大，同时也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两个党组织的工作常常难以协调。州委书记不再享有往日的权威，平时很难分清工业书记和农业书记究竟谁主管一个州。他们各自行使职权。这是赫鲁晓夫所采取的一项最不受欢迎的措施。虽然它在苏联共产党从政治化向专业化过渡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对赫鲁晓夫本人来说，这一措施引起了许多州委书记的不满，而他们过去一直是赫鲁晓夫的坚定支持者。
干部制度和干部政策的调整，是赫鲁晓夫政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61年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提出必须经常更换党的领导机关成员的主张，并通过这次代表大会写进了新党章。这对于废除干部终身制，增强党内民主因素，防止高层领导严重老化，提高领导机关的决策能力和指挥能力具有重大意义。但干部的调动，机构的调整，触及到相当一部分干部的切身利益，这就给赫鲁晓夫造成了许多潜在的反对势力。
赫鲁晓夫长达10年的执政，是以其不间断的改革为显著特色。赫鲁晓夫是第一个敢向社会主义旧政治、经济模式挑战的改革家。他的改革虽然只是第一次尝试，而且是以失败而告终，但对整社会主义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
3。7 退休赋闲的日子
赫鲁晓夫下台后的头几个月，他整天沉默寡言，或者一个人在草木茂盛的公园小路上散步，或者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眼中含着泪水。经过一段无所事事的状态后，他慢慢从沉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在国内，人们对赫鲁晓夫的倒台表现得令人惊奇的平静。
因为他的一系列“措施”和“改革”使人们厌倦了，如今他的倒台可以使人们松一口气。在国际上，赫鲁晓夫仍是一个人们关注的人物。许多国家和一些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来到苏联，想见赫鲁晓夫，他以健康不佳搪塞，不予接见。
不久，中央决定收回他在莫斯科的住宅和戈尔卡的豪华别墅，另分配一套市内住宅和郊区别墅。新住宅是莫斯科市斯塔拉柯纽申街19号楼的一套房子，肖洛霍夫曾一度住过。
郊区别墅位于佩特罗沃达利涅叶住宅区，在伊斯特拉河畔，有一座小花园。赫鲁晓夫喜欢这幢小别墅，他的晚年生活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新住宅分配后，赫鲁晓夫一家被通知不能立即搬迁，要待整修完毕。实际上，整修是假，安装窃听装置是真。涸为一些当权者怕赫鲁晓夫东山再起，唯恐他会采取某种突如其来的密谋活动。
在寂寞的时候，赫鲁晓夫常常与自己的警卫人员长时间聊天，向他们讲述斯大林时期的许多悲惨的往事，或者到邻近的休养所去，与那里的老人谈话。有时他们提出的问题相当尖锐，但赫鲁晓夫并不生气。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论战家，善于回答任何问题。
谈话中，他后悔没有把党的恢复名誉的工作进行到底。他清楚1936年至1938年间的审讯是怎样进行的。他原打算为几乎所有被诬告的人恢复名誉，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季诺维也夫案件。但这时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和英共执行主席波立特来到莫斯科，坚决请求赫鲁晓夫延缓宣布这项决定。多列士说：“匈牙利事件和苏共二十大，使法共失去了一半党员，如果再给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他们平反，法共肯定连剩下的一半人也保不住了。”当然多列士担心的并非党的命运，而是他本人的地位。赫鲁晓夫听了多列士、波立特以及与他们意见相同的人的劝告，于是他便把平反工作压了下来。
下台后的头两年是赫鲁晓夫最难熬的日子。后来他慢慢地习惯了，又变得好交际起来。有时在保卫人员的陪同下带着夫人在莫斯科街头散步。他也开始出入剧院和音乐厅。观看了曾在60年代轰动一时的《布尔什维克》一剧后，他要求见一见剧作者沙特罗夫和剧场总经理叶菲列莫夫，指出写革命初期的作品没有出现加米涅夫和布哈林这样的重要人物是不真实的。
由于空闲时间多了，赫鲁晓夫便看起书来。他的藏书十分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