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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个挂着记者胸牌，爬在走廊窗台上写稿子的画面往往让很多参展的人侧目，或者在他们眼中，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有敬业精神的记者。只是他们不知道，我衡量重要稿件的标准其实和红包的厚度很是有关。
七天的时间里，我也采访了很多作家，名家大家有，文坛新秀也有。比如说坯子蔡——当时蔡智恒正因为《第一次亲密接触》而火的要命，因此也很大牌，现场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为此，现场的一名女记者还和维持秩序的pol。ice起了点冲突，双方甚至有身体上的接触，自然，最后吃亏的是那位女记者。因此，那天我只能假装是签售排队的读者藏在队伍当中，然后趁pol。ice不注意，一个箭步冲到蔡智恒的身后，然后满脸严肃的看着排队的人群。那天pol。ice后来看了我好几眼，但我依然保持着冷竣的面容，最后，那几个pol。ice认定我就是蔡智恒的私人保镖，于是再也不去理我，这让我那天竟然发了一个独家新闻。
这是光荣的事儿，当然也有丢脸的事情，那一年，台湾的神秘女作家席娟也第一来大陆，出版商因此也特意举办了一场大型的记者招待会。会议期间不停有记者抛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我也想提问，但整个半个多小时的新闻发布会我却干了别的事——一是给自己鼓勇气站起来提问，二是说服自己还是别站起来吧。最后的结局是，当这两件事情还纠缠不清的时候，主持人比我更有勇气地先站起来了，他宣布：“今天的发布会就先到这，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光临，谢谢大家”。
当然，我所说的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采访，一些出版商召开的，只给100元红包的发布会我们一般是前门登记领了红包和通稿后直接进会场从旁门就出去了，一是这样的发布会那几天实在是太多，我们不可能各个都给发稿，二是从红包的厚度上看他们也明显没多大诚意。我们的版面那段时间可是珍贵的，我说过，它是留给真正有“价值”的新闻的。
连续7天如战争般的日子终于结束了，闭幕的那天晚上，省里特意在官方酒店为全国各地的新闻媒体工作者举办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招待晚宴。那顿饭质量很好，但我吃的一点也不开心。因为几乎我每吃一口菜，就会有组织者带一个领导摸样的人过来敬酒，自然满桌子人都要站起来，领导说几句感谢的话后离开，然后大家刚动筷，下一个领导又来了。就这样几乎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的屁股不断抬起来，坐下，再抬起来，再坐下——如果把这一镜头进行快放，很像在做一个很流氓的动作。于是我的能量也随之巨大消耗，一直到宴会结束，我都觉得自己并没吃饱。
我在《石宁导报》的实习生涯在这样不断抬起坐下之后不久也结束了高潮，进入了不应期——2000年六月的石宁，全国文化艺术节开完了，全国书市也闭幕了。因此，我迅速变得很清闲。那段时间，我的那位郑老师和我深谈了好几次，她问我和副总编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说是亲戚介绍的，我和他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郑老师说：“我不好跟你多说什么，但小林其实你现在就可以注意一下其他报社有没有招聘的信息，毕竟你在报纸上也发了60多篇稿件了，拿出去应聘也算有些分量”。我说：“再等等看吧。”郑老师说：“其实像你还算蛮聪明的，我到觉得你做记者不一定是最合适的，我有个表弟在房地产公司做，原来就是卖楼的，现在做得也很不错了。”郑老师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房地产对于石宁的百姓来说还是个陌生的词汇。8年后的今天，我不得不佩服郑老师的高瞻远瞩了。但当时，郑老师的这番话只能让我感觉莫名其妙，甚至是鼠目寸光。
不过当时我还是对郑老师的话进行了仔细品味的，但我品味的重点是她那句：“注意一下其他报社有没有招聘的信息”。这好象是暗示我不太可能被留在报社，于是，在发了60多篇稿件后，我出于对自己前途的无限好奇，敲开了副总编的办公室门。
那天副总编对我还算客气，但给我的回复依然莫棱两可，他说；“现在编制太难了，你再实习一段时间等等看，看看能不能给你先安排个合同工，但现在没人走，合同工也不好办。”于是，最终我从副总编的房门里出来，还是没能弄清楚我的转正的事情到底能不能办。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那时世界已经开始给我逐步公布了答案，只是有点太不显山露水，上帝给我的提示是也是一个副总编辑介绍来的实习生，他当时实习的是编辑岗位，和一个老师一起去编国际新闻版。由于我们报社那时候每天都从北京买稿件，卖稿方会每天下午四点准时发传真过来，他经常来取传真，我们见面还会打个招呼。不过当时我对他选择实习的这个岗位感觉挺奇怪的，国际新闻版的技术含量有点太低了，而且完全没有和外界接触的机会，我真有点迷惑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不过对于别人的事情我也没空去想，因为我自己开始出事了，一家音像出版社一天大早打电话过来，指名道姓说要告我。事情起源于一天前我去法院采访的被外界称为的“石宁第一知识产权案”，一位本土知名作曲家状告某音像出版社未经其同意在其出版物中使用了他所创作的音乐作品。我当时参加的是法庭的一审，过程挺简单的，也就是原被告双方各自说了诉讼理由和答辩理由后审判长就宣布休庭了。而原被告双方在法庭上说的也就是这事，只是车轱辘话反过来说正过来说的问题。当天回来后我就把这个稿子写好了，郑老师也看过了一遍，也说你直接给主任吧。没想到第二天发出来就出了问题。那天，我把其他媒体的关于此事的报道翻出来看了一下，发现他们写的和我写的内容几乎一摸一样，只是在最开头的表述上，他们写的是“据原告诉称”，而我的是“事件的经过大致如下”。这等于说别人把这个责任转嫁给了原告，而我却牛B牛B的说成了是自己的观点。《东洲商报》那个老师“你这么写不怕人告你啊”的提醒在一年后的今天终于发挥了威力，现在，终于有人指名道姓要告我了。
不过那天上午，郑老师在知道了这一切后跟我说，不要怕，一是他未必敢告，二是即便是他告了，我们报社也有自己的律师会安排好这一切。报社每年打的官司多着了。有专人负责忙这个。事情的结局是，对方果然没告，因为不久法院的判决就下来了，被告音像出版社方败诉，相当于法院以法律文书的形式证明我在报道中写的一切都是事实。
关于告不告我的事件平息后的第二周，我开始注意到副总编辑介绍来国际新闻版实习的哪个编辑与众不同之处了，一是那时候报纸上他几天前还带着实习二字的岗位称呼不知道从哪天开始直接变成了责任二字。也就是说原来报纸上打的实习编辑现在被换成了责任编辑。二是报社发油啊、米啊、化装品等福利的时候，也有他的一份，要知道，这可是有编制的老师才能享受得到的。合同制的老师福利中都没有化妆品。三是他每天中午都在报社的食堂吃，要知道，我们报社的食堂是不对外的，就是有钱也在那吃不到东西，这证明他有饭票。于是我就牛B牛B的找了一个机会问郑老师，报社对实习生的政策是不是有变化了，但我咋没享受到呢。郑老师那天对我笑了笑说：“他哪是实习生啊，他是副总编安排进来带编制的员工啊。不过我们原来报社到真是给实习生发稿费的，你的稿子我每篇上面也都标了稿费，但财务说现在实习生一律没稿费拿了。”……
郑老师后面好象还说了好多话，但我现在已经记不锝了，或许当初就压根没听清，因为我开始明白，副主编的热量真的有那么大，但是他的阳光那时却没有投向我，面对嗷嗷待哺的我，他只是不停的给我画饼，让我以此充饥。甚至为了安抚我，他还还给我编制了美好的梦想——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但现在，这一切的事实都通过这位国际新闻版的编辑残酷的把真相摆在了我的面前。
那天晚上下班的时候，我的心情糟透了，我先是给大姐打了个电话，把这一切的事实告诉了她，大姐说：“你姐夫的表弟也来过电话了，他说事情真的挺难办的，他现在正在给你联系其他的报社”。大姐的话证明我的一切的判断都是真实的，我心存的一点侥幸都无法得逞。
挂了大姐的电话后，我打电话洁婷，洁婷在得到这一噩耗后显然也不知所措，我想这个消息可能也击碎了洁婷编织以久的美好的梦想。因此，那一天，她不再向以往那样能够立即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反而也在电话那头不停地唉声叹气。末了，洁婷劝我不要太伤心，但她的饿语气明显比我还要悲哀。因此打了一圈电话后，我不仅没能缓解自己的痛苦，反而心情变得更沉重起来。
我终于觉得这样的日子混下去是没头了，经过一夜的思考后，我决定自行了断，结束实习的生涯。离开前，我跟文艺部的主任说了一下，请他给出份实习鉴定，主任一脸无辜的说：“你自己写呀，你写完我给你盖个章，我很配合的。”既然人家主任都说配合了，咱就别麻烦人家了，自己写吧，于是我把我总共发了70多篇稿件在实习鉴定上写成了百余篇稿件。等我把这份自己给自己的鉴定交给主任的时候，他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很配合的给我盖章，而是先仔细的看了一便，看完后他歪着头问我：“小林，你都发了100多篇稿件了？”我说：“没有，70多篇。”他 “噢”了一下，犹犹豫豫盖上了《石宁导报》文娱部的印章。
写好实习鉴定后，我特意跑到副总编辑那里告了个别，与其说这样做是出于礼貌还不如说我是想盼望奇迹的发生。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