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事情搞得有点大，那个女孩一脸凶像的说：“告诉你，我男朋友是刚放出来的。我要叫他过来你们的店就别想开了！”说完，还真就掏出了手机找人。说实话，那一刻，我真的有点怕。因为我知道，当我如此这般大年纪的时候，真的是什么事都干的出来。更因为自打我有了点钱后，就开始患得患失、胆量也一天比一天见小。不过即便是这样洁婷依然坚持不给她退钱，你既然能打电话叫人，我就能打电话报警。结果，事实证明那女孩明显没有我当年那么有勇气，因为在pol。ice来之前，她可能自己就有点害怕了，留下一句没有底气的狠话就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溜走了。
后来，我问洁婷为什么坚持着不给她退，洁婷说：“老公，你不知道，店里只要有退货，一天生意都不会好。再说，本来我想再坚持一下她要实在不行就给她退了，没想到她还威胁我们，我就决定无论如何也不会给她退了，就要争这口气”。
“就要争这口气”——对我来说，这曾经是多么熟悉的一句话啊，可现在；我却洁婷说完之后紧接上了一句“没必要啊。”
是的，我真的感觉洁婷压根没必要这样。我们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啊，处理事件的时候就不能再像小瘪三、小混混那些底层人士一样，动不动就要打要杀的。我们这种层次的人斗争时候靠的不是武力，而是谋略。逞一时之快的匹夫之勇的人绝对干不成大事，反而是暗地里黑别人一把才是大家风范。这说明，那时候的洁婷还不够成熟，当然这更说明，那时候我已经变得很世故、很卑鄙；至少是很不光明正大。
洁婷这种为了多赚些钱，以至于降低了一点道德标准的做法我来说，对整个家庭来说并没有错。甚至还可以算是忍辱负重，鞠躬尽瘁。但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她真的是错了。不过看官，你别因为这点白玉微瑕就鄙视我的洁婷，对于许多人来说，这都是生命中不可避免犯下的小错误。更何况对于这次错误，世界早就让她偿还了。
那是一个星期五，我们约好了准时下班后到店里，一起出去吃个饭。赶巧的是，我在和洁婷通过电话后单位的一个业务人员找到已经收拾好包准备出门的我，让我帮他在一个协议上签个字。虽然我心里很着急，但还是认真的把那个协议看完了，感觉没什么问题后才签了字。就是在这短短的5分钟左右时间里，店里却出了一件大事。等我来到店里是，看到的是快急哭了的洁婷。据洁婷后来的描述说，那天她和我通过电话后确认我马上就出门就收拾好了自己的包，为了防止钱不够，她还特意把白天的营业额带在了身上。收拾停当一切后就坐在沙发上一边看时尚杂志一边等我。这个时候店里来了3个女人，都显得很有购买欲望。每个人都不停的试来试去，营业员一个人忙不过来，洁婷就也帮着忙。后来店里又来了2个客人，这3个女的似乎一下子又都不想买了，于是洁婷就开始招呼这新来的两个客人。等招呼完这后来的两个客人后，扭头一看，那三个女人已经不见了，当然，放在茶几上的包也一起不见了。那一天，我一路奔跑了店附近的好几条街，也没看到拿着洁婷一样包的女人。打洁婷的两部电话，也都已经关机。最终，我们只有选择报案了，也是在派出所，我才知道了洁婷那天整个的损失状况。现金5000多元、两部手机、所有的银行卡、家里的钥匙、身份证——几乎整个家当全没了。单是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了1万元。那天接警的人只是简单给我们录个口供就结束了。他说：“破了案会联系我们。”后来，后来我和洁婷就抱着小小的一线希望离开了。
7年了，那家派出所还没联系过我们。
那天洁婷从丢失巨额财产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后开始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反复追问我会不会埋怨她，我说不会——我说的是真话，因为我觉得洁婷挎包里的一切，都是她自己的劳动所得，洁婷有处置它们的任何权利，甚至是丢失，都是洁婷的特权。我怎么可能去责备洁婷呢？我没为洁婷包里的财物做过一分钱贡献，相反，我好象还从里面拿过钱。因此，即便是要自责，也应该是我来自责。不过洁婷那天对我的回答挺不满意，她说：“怎么丢了东西你一点都不伤心，感觉好象不是你的钱似的。”我说：“那我从现在开始伤心还来得及吧？” 洁婷说：“滚蛋，现在还开玩笑。以为谁心情多好似的”。这是那一天洁婷对我说的话，后来事情过去一段时间后洁婷心情好起来了，她说的话也和上述的记录完全相反，她不止一次在众人面前说过她对我那次的表现很满意。说我不仅没埋怨她，还安慰她，还逗她开心。说得她自己都一脸的幸福。似乎丢钱的郁闷因我的高尚表现而转变变成了一件开心的事儿，至少也是一件值得的事。我直到现在还很迷茫，难道在洁婷心中，男人正常的反应应该是批判女人丢了自己赚到的钱么？他有这个权利么？
那次丢钱的事情后，我也对自己拥有的这个善解人意的小洁婷很满意。因为她对我的要求低到我不需要努力就可以达到的地步。当然，也不能光说洁婷的好，我对她也有一件事情不满意，就是丢钱后的洁婷似乎是有意在惩罚自己，几乎一天到晚的泡在店里。我曾经警告过她说：“洁婷，你现在成了财迷了”。洁婷对此不以为然说：“嘁，花钱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洁婷这句话的本意是不如此痴迷的赚钱就无法支撑我们相对随心所欲的花钱，但那天，不知道我怎么了，却感觉洁婷似乎是在说我不会赚钱。这多多少少刺伤了我。不过我还真的没反驳的份，虽然那时候我涨了点工资，年终也会有项目分成的奖励。但和洁婷比起来，我有点无地自容，很多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还没有洁婷两个店里一天的营业额多。于是我也开始琢磨怎么能赚更多钱了，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单干。不过这个想法只是在脑子里一闪就过去了，我觉得自己好象还没那个能力。况且经济实力也不允许。因此，即便是意淫一下，我都懒得意淫。
2001年冬天来临的时候，世界对我的改造开始显得有点明目张胆。幸运的是，这次它以课程、老师等我厌恶的形式出现，结果遭到我疯狂的回击。
那是一场当时非常流行的培训课，课程的名字叫“教练力量”。宣传上说课程的始创者从教练训练运动员的方式中得到了禅悟，经过提炼升华后把这种方法移植到企业管理上，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那场课程包括我和森总在内，参加都是各个企业的老总或高管。整个课程历时三天，虽然举办课程的宾馆就在市区的繁华地带，但主办方却明确要求所有的学员都必须住在宾馆，不许回家。起初还以为举办方这样做是为了多赚点钱，可后来我发现，这是课程洗脑的重要条件之一。因为你一但脱离了那个集体变态的环境，你就会利马清醒，不再受他们的精神控制。
不过第一天上午课程开始的时候，你压根体会不到这是一个洗脑的课程。因为整个上午都很无聊，一个自称是来自台湾的讲师用我们标准的东北话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听他课程所要遵守的制度，每说一条，就让全体学员站起来表示同意。个别不站起来的，立刻会被周边的工作人员或义工请走，请到外面去办理退款手续。当然，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因为大家既然选择来听课了，就不在乎多遵守几条规则。再说，人家的规则也合情理。无外乎是上课期间手机关闭，不得迟到、早退、必须配带写有个人名字的胸牌之类的东西。整个这么一上午，讲师（课程里的说法叫教练）就让我们这样站起来，坐下。再站起；来再坐下十几次，搞得大家集体都出现便意后才结束。中午的时候，我和森总一边吃午饭一边聊天，略微知道一点课程内容的森总说：“估计下午就来真格的了。我听以前参加过这个课程的老总说，谁要不听教练的话教练就会指使别人打人——全都被教练控制了思维。”森总见我脸上掠过一丝惊恐。又说：“没事，举办这个课程的老总是我朋友，我跟他打过招呼，让他跟教练说过。动谁他也不敢动我们。”
不过那天事情就那么巧，教练第一个动的人偏偏就是我。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中午吃过饭我和森总就在宾馆里休息了一小会，由于怕迟到，我们特意提前5分钟就下楼来到了培训大厅。可等到课程开始前1分钟倒记时音乐响起的时候，我发现写有我名字的胸牌竟然落在楼上客房里了，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去取，没想明白，就征询森总：“他们上课不会检查胸牌带没带吧”。森总也不知道问题的答案，但还是替我做出了决定，让我赶快飞奔回房间拿胸牌。
等我带上胸牌返身回到培训大厅门口时，发现大门已经关闭，倒计时音乐也已经结束——这说明，我迟到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推开了那扇大门。一进门，我就立刻被两名工作人员左右夹着带到了培训场的最后一排。正在夸夸其谈的教练也马上发现了这一异常状况，于是停止了讲课，转而开始对付我。教练说：“你为什么迟到？”这声音一下子就把我带到了高中时代，于是在这样熟悉场景的启蒙下，我迅速回归了当年那个喜欢和老师对着来的我。我说：“为了不违返当初的承诺——上课要带胸牌”。教练说：“但你现在却违反了你自己上课不迟到的承诺！”我说：“是！但我是课程开始前5分钟就到场的，如果我选择欺骗你，我不带胸牌一样可以上课，而且也不会迟到。教练，这样的情况，你认为我该怎么做？”我靠，我对自己那天自己的发挥满意极了。在我成功地把问题偷换概念，并开始反问教练的时候，他显然有点慌了神，于是他开始发动群众了。他说：“他认为他是因为遵守一种承诺而违背了另一个承诺，你们说这样的做法可以原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