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身穿深灰色呢制中山装，浓眉如雁翎高耸，双目似慧星四射，祝酒词像敲击燧石一样，点燃人心头的一盏灯，一团火。共产党里的大人物真是一个个都像夏夜天空的大星那样让人敬仰啊。
（14）历史性的记载。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第一次谈判，在北京军管会交际厅举行。
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有4名：首席全权代表李维汉，全权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
李维汉是中外闻名的老共产党人，党内的统战和民族问题专家，时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兼中央民委主任。张经武是井冈山时代的红军师长。开国后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同时还兼任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青年将军张国华其时尚未到达北京。他是5月15日方才赶到的。孙志远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秘书长，戴着度数很深的眼镜，看上去像个文质彬彬的教授。
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有5名：首席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全权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
除了阿沛之外，凯墨·索安旺堆就是西藏代表里最有实力的人物了。他身为藏军总司令，握有兵权，又是噶伦索康的叔叔，而且他从亚东达赖的身边来，噶厦对他面授机宜，他的权威性自然是不容忽视的。土丹旦达是一名僧官，译仓的大秘书长，为人耿介，在西藏有一定威望，土登列门系达扎摄政的副官长，是个实权派人物，噶夏的一些大员们见了他都笑脸相迎，避让三分；桑颇·登增顿珠是个贵族公子，藏军第二代本——团长。
此外，还有两位列席谈判的干部，这就是平措旺介和乐于泓。乐于泓后为西藏工委宣传部长。担任翻译工作的是中央民委干部彭哲，由于他的青海口音较重，后来平措旺介也帮助进行翻译工作。
第一次谈判气氛舒缓而融洽，双方代表互相验看了全权代表证明书后，未谈具体问题。只是洽谈程序、步骤。李维汉说：“我们是一家人，大家商量把事情办好。”谈判桌上散发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淡判的十项条件，即西南局为进藏部队制定的“十项公约”，供代表们参考。同时还研究了关于“五·一”节请阿沛和班禅上天安门主席台的问题。最后阿沛首席代表提出：黑河、新疆解放军均在推进，达赖能否留往西藏已成问题。希望解放军不再推进，他们将以代表团名义，电告达赖，请他勿去印度，李维汉首席代表答应请示中央。
5月2日下午谈判继续进行。
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为了寻找一个共同点，在进行坚韧的努力。
西藏代表表示接受中央关于和谈的十项条件。但认为进军问题是焦点；因为噶厦政府曾交代不得许诺，所以这个条款不能接受。
李维汉指出：进军西藏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中央人民政府帮助少数民族解放，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西藏是我国西南国防的前哨阵地，更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军驻守。
在休会的两天中，中央政府的代表和工作干部耐心细致地向西藏代表介绍解放军的宗旨和优良作风，并拿出清代历史文献，证明中央有权派军队入藏，而且早有先例。说明巩固国防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希望他们消除顾虑，积极协助就人民解放军进藏问题达成协议。
阿沛首席代表经过反复考虑，首先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意见，他劝说其他代表也逐渐接受了这一意见。
5月7日，举行第三次会谈，双方代表确定了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随着和平谈判的深入，难题一个一个的解决，中央和谈代表重新将维持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这一问题提到议程上。但是，西藏和谈代表认为这一次是来谈和平解放的事情的，不是谈班禅问题的；而班禅的合法性噶厦政府还未承认呢。
中央政府代表李维汉拿出了原国民党中央政府李宗仁代总统给十世班掸的封文，还有班禅在青海塔尔寺坐床的一些照片。“西藏代表终于承认了班禅的合法地位。
既然承认了班禅大师，就得恢复班禅大师固有的地位及职权，就必须把这一条写进《协议》里法定化。西藏和谈代表表示还要发电报向在亚东的达赖喇嘛请示。
亘到5月28日，和谈代表团接到达赖来电，表示完全同意班禅问题列入协议，至此，代表团全体成员心里的一块石头方才落地。
20多个日日夜夜，周恩来关注着谈判的一切。他精细入微地听取汇报，亲自安排西藏和谈代表的参观活动，嘱咐要把协议的藏文本翻译好……
黄河与长江的大波推出了这样一个日子，喜马拉雅的石壁上镌刻着这样一个日子，中国大陆的解放史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日子——1951年5月23日。
下午4时许，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
主持签字仪式的朱德、李济深、陈云肃立在巨幅五星国旗下，他们的左首站立着中央和谈代表团李维汉等4位代表。坐在长桌前签字的是阿沛·阿旺晋美等5位西藏和谈代表。
他们使用着书写藏文所特用的竹笔。
5月24日晚上，为了庆祝协议的签订，毛泽东主席举行了盛大宴会。应邀出席的有班禅大师及其堪厅随员；西藏地方政府的5位全权代表及其随员，中央人民政府的4位全权代表及有关人员，应邀作陪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以及首都各界著名人士180余人。
宴会的气氛十分热烈，毛泽东、班禅和阿沛都在宴会上讲了话。毛泽东兴致勃勃讲了很多，他着重强调了团结。他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满清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
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和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今后，在这一团结的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5月28日，《人民日报》用藏汉两种文字公布了协议全文，发表了社论，并报道了谈判经过。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有许多地方群众集会或游行，热烈欢庆祖国大陆全部解放。班禅大师也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十六条协议”。
1951年7月13日上午，在距离亚东半日路程的国境界山乃堆拉山口，出现了一行穿着各式服装的人。为首的是一个身穿灰色制服的清癯的中年人。他，便是从北京出发，飞经香港、新加坡、新德里，星夜兼程赶来的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全权代表张经武将军。
他带来了毛泽东主席给达赖喇嘛的亲笔信。在张经武代表的亲切劝说下，同时也在护神吉祥天女“神卦”的指引下，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于7月21日启程返回拉萨。
1951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的主力渡过了一条蔚蓝色的大河，进入了世界屋脊名城——拉萨。
［取材自秦文玉、昊夫《西藏和平解放始未》（《光明日报》1991年4月22日至5月16日）；刘济民《雪域风雨——西藏和平解放经过》（《纵横》1987年总20期）等］OCR：上海－蔡哲炯。
第五部 炮击金门内幕
（1）中央指定叶飞指挥。
1958年7月，正是东南沿海的台风季节。
这一天，福州军区第一政委叶飞，正同机关、部队一道，帮助当地农民抢收水稻。
突然，军区司令部参谋匆匆赶来，请政委回作战室接北京来的保密电话。
叶飞拿起电话，耳机里传来了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王尚荣的声音：“叶政委吗？中央决定炮轰金门，指定由你指挥！”
那时福州军区新任司令员是韩先楚，已经到任接替了叶飞的工作。叶飞虽然仍兼军区第一政委，但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在地方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应该由军区司令员指挥，为什么要政委来指挥呢？叶飞有点疑问，就问道：“到底是不是中央决定要我指挥的？”
王尚荣答：“是中央决定。”王尚荣感觉到叶飞有怀疑，就说：“刘培善同志在这里，你可以问问他。”
刘培善接过电话说：“是的，是毛主席决定要你指挥。”
叶飞说：“韩先楚司令员现在在北京，应该由韩司令员指挥啊！”
刘说：“那你就不用问了。”
叶飞只好回答：“既然这样，那行，我接受命令来指挥。”
叶飞接受任务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安排工作。决定江一真代替他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并立即组织前线指挥所。第二天，由福州乘车奔赴厦门，同去的有副司令员张翼翔和副政委刘培善，张兼任前线指挥所参谋长。此时，皮定均副司令员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不在福州。
7月19日叶飞一行到达厦门，迅速展开多项准备工作，24日前完成了一切作战部署。
7月27日收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内容是毛泽东致彭（德怀）、黄（克诚）的信（注：此时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黄克诚为总参谋长）：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们看如何？
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必须坚持。如你们同意请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毛泽东信上所说“中东解决，要有时日”，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