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段：假定上面的话不错，就必得认定两点去下功夫：
一、增厚国民的抗敌情绪及能力；
二、加强政府的统治力量。
从第一点，就是求得无限兵力的法子；从第二点，就有了如何指挥运用此无限兵力的根本。
四段：要政府的力量强大，有赖于多数国民的支持；要政府能遂行其统制，有赖于下层机构的健全灵活。但照现在情形，上下之情未通，希望老百姓支持政府似难；民众都缺乏组织与训练，要下层机构健全灵活更做不到。
五段：所以我们必得要启发出老百姓拥护政府的情绪，并且加以训练及组织才行。然而这一功夫做到了，亦正是增厚国民的抗敌情绪及能力。因此，前认定两点或作功夫者，核实只一桩事而已。
这一桩事是什么呢？就是要从农业和农民入手做功夫。
六段：所谓从农业和农民入手的功夫有二：
一、先解除农业上种种妨害（灾害，匪患，苛捐杂税等等），更进而积极促兴农业（技术，金融，合作等等）；二、切近农民日常生活予以组织训练（自卫，自治，合作等等），更进而为临时对外抗敌的组织训练。
七段：为何定须如此做功夫呢？其理由有四点：
一、国民之大多数在农民；
二、非政府关切农民生活问题，替他设法，则农民不会爱国，不会拥护政府；三、非感情相通，则组织训练不会成功；
四、非有日常生活上的组织训练，则临时抗敌的组织训练就无根。
八段：我们的乡村建设工作，正是切近农民日常生活加以教育及组织，健全地方下层机构，为政府统治运用之准备；正是解除一点农业上痛苦，培养农民爱国情绪，并增加其抗敌能力的。所以我们正是从事抗敌的工作，纵使缓不济急，但似别无更急切有效的办法。
我们主张扩大乡村建设工作以应敌。完了。
抗战前夕，我的努力，我的主张，是这个。当然，抗战起来了，更将本此方针，要求发动民众。其奔走事实经过见后。
三、“八一三”以前的文章
我在川时，卢作孚、陈筑山两先生适从庐山回川。他们给我讲，政府当局为大局问题将约集在野人士，同到庐山，彼此商讨。给我的一份请帖，由作孚转来，切嘱于7月初间到庐山去。
我于6月29日出川，经武汉北上，7月2日到北平。那时北平谣言甚多，情势紧张，已有风雨欲来之势。7月4日南下，于津浦车中遇胡适之、林宰平两先生，他们都应约到庐山谈话会的。我告知他们，我随后亦到。5日在济南下车，折返邹平一视。旋即回济南，准备南下，而卢沟桥炮声发作矣。
从此以后，我即为抗战奔走，东西南北，没有休息。琐事不足记，记我当时的主张。此主张发表于“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之前夕，8月10日至12日载上海《大公报》。题目是：怎样应付当前的大战。今记其内容如次：
开首：提出三条大原则——
第一、全国军民的动作，乃至他们的生活，都要在最高统一的军今政令下面而动作而生活。
第二、政治要民主化，政府与社会要打成一片。
第三、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
三条原则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现代战争都是以整个国力相较量，胜负关键在于后方。而况我们欲为持久之计，更非深蓄其力于广大的社会不可。第三条即与全国人力物力合为一国之力以应敌。如何合法？则不但要有“节制之师”，更须有节制之民。一切统一节制之后，可以举全国人力而化为一个抗战工具。——这就是第一条之意。但要想举国工具化，还得要举国主体化。那即是使举国之人都得其感情意志之发抒，意识到为他自己而抗战，不是给人家作工具。第二条所以要政治民主化，政府与社会打成一片者，在此。
综合起来说，要在以第一条的系统化，第二条的民主化，来完成第三条的一切国力化。
次段：指出这三点都是理想，距离事实现状甚远甚远。例如中国事向来无系统无条理，国家最近才统一，政治民主化三十年未作到等等。（下略）
三段：提出十四条较为具体的主张办法来。（中略）此其内容实包括有：
一、国家行政以讫地方行政的大改革；
二、教育制度的改造；
三、政治的改造。
关于第一项，是为要适应战时动员需要，将中央地方军政一切机关系统化，合理化。（下略）
关于第二项教育制度的改造，是我多年以来的主张。那就是廿二年应教育部之约，写的“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关于第三项政治的改造，就是政治民主化的要求，我当时亦声明将另成专篇讨论之，后来亦是没有写。（下略）
总起来，我是采取两大方针：一方向统治走去，一方向民主走去。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35节 抗战以来自述（6）
四、国防参议会
“八一三”以前的几天，我在上海，每天与蒋百里先生见面，商讨时局。11日因听了蒋先生的话，有急事特地到南京一行。夜车开行之前，适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来晤谈。他将敌我两方紧张情形告知我，说不一定马上开火。我心中忐忑而兴奋。
夜车开行不久，乘客入睡甚熟之时，忽闻人马声喧。车正停在无锡车站。站台上满是军队，站长传知客人一律下车，奉命火速运军队去沪。当时众人纷纷下车，我亦同英国友人戴乐仁先生互相帮忙，移下行李，再作打算。自然传说甚多，而我心里则认为已经开火了。
当日幸得附他车，继续起行。但我已认定开火之故，过南京即未下车，迳返山东，准备自己岗位内之事。12日经兖州到济宁，刚下车入门，我们工作同人即谓中央连电促我入京，正转电至上海觅我。我未休息，仍乘原车回兖州，候南下车入京。14日清早抵京，晤张岳军、熊天翼诸君，一面得知“八一三”开火情形，一面得知中央将成立国防参议会，要我参加。
关于国防参议会，邹韬奋先生的《抗战以来》第四节《参政会的胚胎》曾加叙述。但其中所述，不无记错之处。即如原书说，国民政府8月底集合全国各党派领袖们组织国防参议会云云，其实“八一七”就举行第一次会了。那天是夜间集会的，到的人有张伯苓、胡适之、周恩来、蒋百里、李璜、傅斯年诸先生。在上海的沈钧儒、黄炎培等各位尚未赶到。因聘书15日才送出，秘书长是彭学沛（交通次长兼任），不是甘乃光。甘先生只在临末了，参议会将结束，才来担任几天。
我想分几层来叙述叙述：
一、这个会无疑地是民主在抗战期间的萌芽（邹先生语）。从内容人物来看，几乎全是在野的，党外的。即为国民党的，亦系素不接近中枢的，如马君武先生。这种精神，的确表见政府要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的意思。从这个会追上去，便是庐山谈话会。再可追溯到“一•；二八”那年的洛阳国难会议，其命意和性质皆大致相同。
从国难初起的国难会议，直到今天的国民参政会，实是一脉下来，平时并没有这种集会，更未成立为机关。而由国难逼来，则马上召集之，就充分证明其为这时所必需，翻过来，平时政府固不见得找这些人来中央，而这些人在平时亦未见得愿意来。今天政府愿意大家来，大家亦愿意来，一面是政府开诚延纳，一面是大家竭诚拥护。团结在此，民主在此，统一在此，进步在此。气象光昌，三十年来所未有：谁说敌人不大有造于我！
二、任何一桩事，不要看外表形式，而看其有无一段真意存于其间。国防参议会虽小，形式多不具备，而我感觉却还不错，似较今天的国民参政大会还好些。这就是初起时，意念较真。论人数虽后来增至廿五六人，而开会时总不过十余人，可谓甚小。人所以到得少，例如蒋百里先生、胡适之先生均即奉命出国，毛泽东先生在延安没来，周恩来后亦不到，黄炎培、沈钧儒二公常往来上海，张耀曾、颜惠庆两位讫未入京，晏阳初先生和我亦是往来不定。但正因人少，精神凝聚，谈话亲切，亦从容随便。这样倒使彼此少隔阂，而易沟通。开会时间亦多，多时每周至四次（当九国公约在北京开会之时，为听取国际消息）。有不少军事外交财政金融上较机密的事亦可知道一点，亦正为其人少之故。到后来参政大会上，几百人在座，政府便不肯拿出报告了。参政大会先是三个月一集会，后改半年一集会。政府报告都先做出文章，付印成册，数目字很详细，各部长朗诵一番。形式整齐，而意味却减多了。大会有议长，议事有规则，提案有手续，表决算人数，种种形式当然比较从前好看。开会时车马云集，亦甚热闹，但按实来，却按不到一点东西。
邹先生书中，说国防参议会在组织及职权上，简单之极，根本没有什么文字上的规定，连全体参议员名单亦未见过。这大致是事实。我们收到的聘函，原来就是密件（开首称密启者），所以没有向外发表名单。开会时，交换意见，每每就是口说，用不着书面。然正为此之故，或以一言半语对政府有所启发，或往复斟问使我们得所了解。邹先生又说“代理主席汪精卫把大家意见口头转达政府当局，有时亦把当局意见口头转达给该会同人，如此而已”。此亦事实。然而比较后来参政会上文书印件传来递去，像煞有介事者，未必无用。我想中国政事一切落于“等因奉此”，正应当矫正。而见于有名的英国宪政，全靠习惯和精神，不假条文规定；似乎我们亦不要尽在条文上作功夫，而要培养起宪政的精神和习惯，才有希望呢！
三、国防参议会组织及职权的条文规定，亦许有的，我却未看见。我只记得第一天的会上，张伯苓先生曾问及参议员的选任，以何为标准原则。胡适之先生曾问及参议会怎样去实行参议。当时代主席汪精卫对于头一问题，大致回答说着重在野党派，社会人望，和具有专长的人，总之，政府为了抗战，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