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愈到后来愈紧，转过年来1月初间，就发生皖南新四军事件。接着就有中共的抗议，而不出席参政会。同志会于此，当然不能坐视大局之僵持，于是就有本年2、3月间奔走的一段经过。其事见前第一节，可不再叙。
说2、3月间奔走的是同志会亦可，说是民主政团同盟亦可，因为表面上都没有以团体名义出面，而实际上同志会已改组为同盟了。同盟以同志会为前身，组成分子还是那些人，只少了救国会一派朋友（再则多了一位张君劢先生）。至于其组织加强，纲领有异，自应于时势需要而来，此处不叙。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51节 抗战以来自述（22）
十一、1940年4月间的一个提案
统一建国同志会同人，于廿九年（1940年）4月初间开的参政会，原商量作共同提案，将当前大问题，分作一二三几个，由同人分别担任起草提案，然后请大家讨论，集中思虑，修正完善，提出于大会。我担任的，即是关于当时党派问题的提案。不过我草出之后，大家讨论，在措词上，在办法上，意见互有出入，不能归一。遂改由我个人提出，同人随意联署。此案标题，为《请厘定党派关系，求得进一步团结，绝对避免内战，以维国本案》。由此案，就在参政会中产生一“特种委员会”来负（关于此事的）审查及建议的责任。虽然后来，并无收到什么结果，但总算有此一事，现在大略叙一叙。
于此，先要谈一谈国共问题。国共问题始于河北、山西，次及于山东、江北、江南。冲突事件早非一日，而政府提出来说，则始于廿九年1、2月间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上何参谋总长应钦的报告。我写此提案，即根据报告来说话。我的意见和主张，则根据我平素对于这问题的认识。我的认识可分为三层言之。
一、问题为自然演成，不必追问谁负其责。好多人一开口，就喜问两方面闹起来，究竟谁不好。这是最糊涂的话。要知两方面原来都不是立宪国家的普通政党，彼此可以互相承认其存在。而实在是各自以革命建国自任的革命党，其不相容性，本于先天。此其一。过去不久，明明有十年苦斗，虽则一时罢手，彼此初来释然。此其二．明乎此，则其势不能免，不能怪责哪一方，已甚明白。何况，政治军事文武斗争分不开，地面如此广，人如此多，亦无从追究谁先起意，谁先动手。事实上，总是相激相荡，不知不觉演成，此其三。还有第四点，就是当两方关系好转时，未及将彼此关系厘定清楚。譬如，政事上陕北边区，军事上第十八集团军，其于国家建制几成一谜。匆忙抗战，留下许多问题未解决，其引启纠纷，是自然的了。
二、国民对于这一问题，应抱持严正态度。上面的话，对于当事双方谁亦不责备，好像很取巧。好像做中间调停人，要如此说话才行。其实我是反对这种态度的。中国国民不应当将此事看做邻舍吵架一样，站在旁边来调停。这是家里面的事，是切身的事，要持严正干涉态度。对于双方有不对处，都应当责备。
三、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在国民舆论督迫下，和平解决。要知道陷身问题中的两方，谁都不能解决这问题。问题的解决，必将关系切身利害而身又不在问题中的大多数国民。正当的解决，亦是惟一可能的解决，必在国民舆论督迫下得之。
所以我那提案上说，事非一枝一节之事，于一枝一节究问是非曲直，实属无益。又说，问题之解决，应从厘定党派关系入手，以求得较今日更进一步之团结（意指党派综合为一）。而以解决问题的责任，责望于参政会。原文有云：
窃念执政之国民党，于抗战起后，既招致党外在野人士，始而为国防参议会，继而为国民参政会，原期团结共商国事。今双方行动，虽不起于参政会内，须知亦并不在会外。国民党方面，蒋总裁固明明本会之议长也。共产党方面为首负责人毛君泽东，固明明吾参政同人也。双方不协，是本会尚未能发挥团结作用有以致之也。设今于此问题不加解决，而听其扩大，则参政会应职其咎。吾同人举不得辞其责而亦大亏负执政之国民党之初心也。
至于原案提议的办法，计有三点：一是电促毛参政员等迅速出席（按毛君从未出席，而其余几位当时亦未到）；二是组织特种委员会研究解决方案；三是特种委员会由议长指定委员三人至五人组织之。
其实在我早知问题解决非易，并不存何等奢望。我只望在会内会外造成强烈不许内战的舆论空气，俾军事行动收敛一下，而寻求合理解决途径。其次，则希望在大会电促之下，毛先生果然来渝一行，情势或有转移，为问题解决开其端。但后来事实上均未做到。
我当时是先提一询问案，后提此建议案。询问案于开会第一天即行送出。大意即根据参谋总长在驻会委员会上之报告，而询问政府在眼前曾否严切制止双方行动以及如何为根本消弭之道。及至此建议案撰写好，觅同人联署时，许多人怕惹是非，不敢签名。只有几个熟人，如黄炎培、冷癉、江恒源、张君劢、罗文干、胡石青、左舜生、张申府、晏阳初诸公帮忙，几位老先生如张一、钟荣光、胡元絯、张澜、光癉诸公热心此案之提出而签名。黄先生老成练达，他劝我不要贸然提出，应先请示议长蒋公，至少亦应先向王秘书长（世杰）说明之。我没有那样周到，又加联署人凑足二十，大会提案将近截止，来不及请示说明，就径直送出了。
在询问案送何部长答复之时，大约我已被人注意而怀疑。及至此案提出，，。执政党的参政员始而要打消此案，后来改提强调军纪军令的对案。最后由王秘书长面请蒋议长指示，蒋公一面亲笔手谕，审查会召集人适为黄炎培先生。王秘书长约黄先生商谈后，即将手谕二纸（一纸写不完，遂有二纸），请黄先生转给我看，并托他与我商量一切。
蒋公手谕原文此时自记不全。大意是，此为军令军纪问题而非党派问题，军令军纪是不能有讨论余地的，然而参政同人若愿意加以研究，亦未始不可，最后则政府自有权衡。黄先生与我商量，说当局既认为可以通过，则通过无问题；为避免会场上无谓争吵起见，最好省略各种手续。，于是在审查会上，黄先生主席，第一省略宣读（照例秘书宣读全案原文）；第二省略说明（照例由原提案人加以口头说明）。然后主席又说，原提案用意甚好，所谓组织特种委员会一事似亦可行，可否勿庸多讨论。大家表示赞成，举手通过。陶参政员百川发言，原提议特种委员会三人至五人，似乎太少；人选既请议长指定，则人数亦不妨由议长决定之，不必限制。又大会没有几日，此委员会工作似不必限于大会期内，即在会后仍可进行报告请示于议长。大家亦无异议，而通过。
审查会完毕，送到大会上。蒋公亲自主席，仍照前省略各种手续。只由秘书长宣读审查意见，议长问大家赞成者举手，大家举手，通过。于是一个大案，不到两分钟，便办妥。事情不算不顺利，而我想造成舆论空气的初意则达不到。还有电促毛参政员泽东出席一层，则审查会以至大会皆没有提。
末后，特种委员会经议长指定十一人组织成立。共产党方面由秦邦宪、董必武代表；国民党方面则有许孝炎、李中襄等几位；居于中间的则为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等几位（记不全）。而由张副议长伯苓和黄先生为正副召集人，自行定期召集开会。
据闻开过两三次会，在会上两方说话甚多，却并无一点争吵，而且每次都有结论。——这是黄先生告诉我的。临末一次会，秦参政员报告他与何部长交涉大致妥协，计有三条：
一、共党处置办法，以彼此公函往复取消之。
二、陕甘宁边区定为十八县，由中央指定之；其隶属关系大约将隶属于行政院。
三、军队编制为三军六师、三补充团、三保安团、三支队；共约二十三万人之数。
如是该会议决如次；
一、地方政制及其职权，必须经中央正式订定公布，以举统一之实。此事并望中央从速解决办理。
二、各地民众运动应遵守抗战建国纲领，并服从政府法令；所有政治性防制办法应一律撤消，以收团结之效。
三、关于货币，希望中央就地方需要予以相当数量之供给；同时取消局部施行之通货，以免紊乱币制。
四、经济抗战应由政府命令各方严切执行，绝不使敌货输入流通。
五、右之决议，由召集人面陈议长；本会休会，这样特种委员会就结束了。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52节 抗战以来自述（23）
十二、总结全文
以上共分十一节，将我个人自抗战以来的事自述一遍。第十一节，上年4月间的—提案，若再叙下去便是第一节，本年2、3月间的一段经过。首尾如环之相扣，所有前后情节，乃至日期顺序，都可在全文中寻清楚。现在临了特地说几句话，作一总结。
我努力的是什么？大约看了全文的自然明白，无待赘言。现在要说的，就是凡我在抗战中努力的事，其实都是抗战前一向所努力的。再则，就是将来抗战完了后，我要努力的事仍不外此。
先讲抗战前我一向努力的事。我努力的是乡村建设，人人皆知。乡村建设的内容，不外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总而言之，就是发动民众。抗战中的发动民众，是在以民众配合军队，以后方配合前方；总而言之，是为了抗战。抗战前的发动民众，是在启发民众力量，作根本建设工夫，向着新经济新文化新政治而前进；总而言之，是为了建国。然而抗战前，虽侧重根本建国工作，同时早就准备抗战；此为上文所曾叙及者。抗战中，虽以对外抗战为主，同时亦正离不开根本建国工作。所以前后并没有大差异。
在南京我起草了《非常时期乡村工作计划大纲》，而未能做；在四川我拟了改善兵役种种计划和建议，而未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