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12月6日，英国人采取了攻势。全国人民解放军已拒不理睬斯科比要他们撤离雅典的命令，因此虽然最后通牒要到午夜才到期，斯科比就下令对雅典公园区的一些全国人民解放军据点进行空袭。原来的意图是以此显示军事力量，借以威吓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使他们的态度更和解些。可是，结果适得其反。英国皇家空军飞机的一些偏离了目标地区的火箭毁坏了几栋民房，这一攻击的消息使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的一般人员加强了抵抗到底的决心。抵抗运动的稳健分子无法制止强硬派，后者的论调是，根据12月6日后新的形势发展，毕竟还是有必要同英国人打仗。
然而决定是迟迟才作出的，并且始终是勉勉强强的。12月6日之后有一个多星期，全国人民解放军把他们的军事行动限制在比较小规模的骚扰上，等待“政治”解决。他们所指望的是，英美国内舆论的压力再加上替他们说话的俄国的外交干预，将能迫使丘吉尔退出他那由于希腊危机而陷入的突出阵地。但是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这番估计，是在不知道丘吉尔同斯大林之间有协议的情况下作出的，这个协议早就把希腊划入了英国的“行动范围”，而只要斯大林信守协议，单靠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舆论力量是不足以迫使丘吉尔退却的，虽然这种舆论力量肯定使他踌躇了一下。
事实上，英军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地位都不适合于真正作战，全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力量远在北方，根本没有调来参加雅典之战。英军则以小分队的形式散驻在雅典和外地各处。如果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全国人民解放军就已在精神上和军事上有了攻打英国人的准备，看来很有可能他们会赢得完全的或近乎完全的胜利。但是他们没有准备，在12月1日到15日这段时期内，他们心理上的犹豫不决和行动上的半心半意给了英国人一个机会，使他们得以把分散的部队撤入萨洛尼卡、佩特雷和雅典…比雷埃夫斯等地比较安全的防线。即使在这一调动完成之后，英国人最初还是只能进行防御战。12月11日之后才下令从意大利调英国战斗部队去希腊增援斯科比指挥的军队，到了12月17日，英军才有力量在比雷埃夫斯地区发动认真的进攻。
于是就发生这样的情况，大约直到这个月的月中，双方都在观望，指望另一方让步，使某种政治妥协得以实现；而到了12月15…16日晚上，当全国人民解放军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以孤注一掷时，为时已经过晚，不再能赢得彻底的军事胜利了。然而，甚至在来自意大利的增援部队到达之后，英国人还是不大愿意使用他们所掌握的全部火力；在月底之前，他们只采取小规模的、有限度的行动，目的只在于保持英军早先撤入的雅典…比雷埃夫斯的三个地区之间重要交通线的畅通。
当军事主动权随着全国人民解放军12月15…16日攻势的失败而转入英国人手中时，丘吉尔首先采取的途径是进行谈判。圣诞节那天，他和艾登从伦敦飞到了雅典。在同利珀和斯科比商量并同扎马斯基诺斯大主教会见之后，丘吉尔召开了一个希腊政界领袖会议，其中也包括民族解放阵线的一些领袖，会议由大主教主持。这次从12月26日到27日举行的会议不欢而散，没有谈成任何可以结束雅典战事的妥协办法；可是，虽然会议在这一点上是失败的，丘吉尔的希腊之行并非毫无收获。会议一致建议委托丘吉尔要求希腊国王任命扎马斯基诺斯大主教为摄政，授权他组织一个（不包括共产党人的）新政府，并在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君主政体的前途之前，代行国王的权力。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丘吉尔在亲自接触之下，很赏识这位大主教，深信这次任命是明智而审慎的。
因此，丘吉尔从雅典回去后，接见了希腊国王，并以必要时将撇开他采取行动相威胁，说服他任命扎马斯基诺斯大主教为摄政。大主教于1945年1月1日就任新职；他采取的第一批行动之一是接受帕潘德里欧及其政府的辞职。两天后，1月3日，以尼古拉斯·普拉斯蒂拉斯将军为首的新内阁就职。
希腊政局的这种变化大大削弱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地位。摄政制的建立清楚地表明，国王终究不会在英国刺刀保护下回来了；至于惩处“通敌分子”的事，普拉斯蒂拉斯作出保证：“我的政府将采取严厉措施”。普拉斯蒂拉斯本人就是一个很可以迎合解阵一般人员中那些共和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愿望的人物。他是一个坚定的共和派，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困难局面中出了名的，当时他所领导的政府曾迫使乔治国王第一次流亡国外。这样，普拉斯蒂拉斯出任首相，似乎就是对解阵宣传中的一个主要论点的活生生的驳斥。然而，他可不是共产党的朋友；1944年12月16日，当他刚刚重新踏上希腊国土时，他就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认为首先必须用军事手段使共产党人就范，才能在希腊恢复正常的政治生活。
政治上的这些变动，是有军事方面的迅速变化与之配合的。1944年12月27日，英国军队发动了一次大攻势，很快就把全国人民解放军逐出了城市的南半部。在暂时停留进行整顿之后，英国人继续推进，到了1945年1月4…5日晚上，全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断定有必要撤退。解放军表明了它能够在此后的二十四小时内，指挥一次迅速而熟练的撤退行动，把雅典…比雷埃夫斯地区丢给了英国人。
在整个战争进行期间，斯科比同民族解放阵线、全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间的非正式谈判不时在举行，当军事形势在1月的第一个星期中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时，认真的停战谈判就开始了。结果达成了停战协议，从1月14…15日的午夜起生效。根据停战条件，全国人民解放军要撤出希腊中部的一大片地方、萨洛尼卡周围的一个地区和某些外围岛屿。此外，双方还同意交换战俘，全国人民解放军保证交回所有英国籍和希腊籍的战俘以交换同等数目的解放军战俘。
公开宣布的停战目的是要使民族解放阵线与全国人民解放军同希腊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得以进行。因此，安排了一次和谈会议，这次会议产生了瓦尔基扎协定，这是在1945年2月12日签署的。总的来说，这个协定是政府以及大力支持政府的英国人的胜利。全国人民解放军同意缴械解散，而那些在中东地区组成的希腊陆军部队，当初在11月间的谈判中曾由解阵与解放军方面要求予以解散，现在却得以保留下来成为新的国家军队的骨干。作为交换条件，政府方面同意保证民权，取消戒严，对12月3日以后所犯的“政治”罪实行大赦，清洗文职公务人员和警察部队中的“通敌分子”。最后一条是关于选举问题的：
应在尽可能早的日期。无论如何必须在本年度内，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并要尽一切努力做到名副其实的自由），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以最后决定宪法政体问题（即君主政体的前途问题），一切均须交由人民决定。在那之后，应尽快地继之以选举，选出制宪会议以起草国家新宪法。双方代表同意，应要求各大盟国派遣观察员以核实民意的真正表达。
全国人民解放军和英国人之间的雅典之战对希腊具有深远的意义。举一点来说：占领时期出现的那样一个民族解放阵线垮掉了。由于该阵线中共产党一方所采取的暴力行动，一般地说，使温和派和好心的人都与之疏远了。引起除极端分子以外所有人反感的，与其说是同英国人打仗的这一决定——虽然这一决定疏远了一些人——倒不如说是全国人民解放军本身在雅典和希腊其他各地的所作所为。全国人民解放军处决了几百个被认为是“通敌分子”的人——他们中许多是地位低下的，显然都是些无害的人；而且在处决之前只经过最草率的审讯，有时候还伴之以毒刑和各种残酷的暴行，使战后看到掘出的尸体的所有的人都大为震惊。在全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下的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一些地区，出现的不是自由的统治，而是某种类似革命的恐怖的东西。在各省中也发生类似的暴力和压迫，虽然没有那么普遍；因此，各地居民一摆脱全国人民解放军所能施加的压力，就表现出反感。
结果是，当全国人民解放军按照瓦尔基扎协定如期交出了大部分武器并解散之后，一个反革命浪潮就席卷整个希腊。自封的“民族主义”组织象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兴起，它们的许多追随者争相仿效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所作所为，向以前压迫他们的人报仇。希腊政府指挥下的军事部队的性质更加剧了这一反动浪潮。在雅典战斗中，国民近卫军是从英军防区内的居民中招募来的；随着英国部队取得对城市其他地区的控制，就一个区一个区地续募新兵。虽然法律有关于征兵制的规定，事实上国民近卫军大多是志愿军；激励着他们的是一股激烈的反共精神。当雅典的这些近卫军开进各省，从全国人民解放军手里把控制权接管过来时，他们对瓦尔基扎协定里所写明的公民自由和大赦诺言等那一套根本不予尊重。结果是，在全国许多地方，“右派”恐怖代替了以前的“左派”恐怖。
对事态的这种发展，英国人和希腊首相普拉斯蒂拉斯都是不高兴的；但是他们所能做到的，都不过是对暴力报复精神的某些非常激烈的表现稍加限制而已，当时仅有的几个有组织的反对共产党、反对民族解放阵线的团体就是在这种暴力报复精神的激励下活动的。事实证明，不可能在共产主义革命者和反共的“民族主义者”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建立温和政府的心理基础和物质基础都不具备。虽然如此，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央政府在建立一支新的军事力量来支持它的权威的过程中得到了英国军事代表团的大力帮助。这个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