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员的组织——进行的，就象它的很大一部分经费来源靠它党员中的富人一样。
意大利共产党当时是苏联以外最大的共产党（党员人数在1945年12月有一百七十六万二千零五十六人，1946年6月有二百十二万五千人），虽然法国共产党在1946年选举中得票比它还多一百万张左右。“所有正派的工人……不论种族、宗教信仰和哲学信念如何”，都可加入共产党。知识分子、天主教徒、妇女、退伍军人、前法西斯分子等都受欢迎。共产党在某些农民中取得的成功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说明：1946年共产党员数占当地人口比重最高的两个区是艾米利亚和托斯卡纳，前者是肥沃的农业区，有着大量的贫苦农民和无地雇工，后者虽远没有那么贫困，但那里的农民寄希望于共产党，希望共产党能给他们带来土地改革，使他们从佃农变为自己田园的主人。在皮埃蒙特，共产党的力量强；在伦巴第则是社会党的力量强。共产党员总数中，南方人所占的比重在1947年时只有五分之一，在1946年和1948年只占八分之一。在开始时，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很不重视，甚至有报道说，该党的主要知识分子孔切托·马凯西教授曾于1945年4月间公开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种没有教条的经济社会纲领，而把辩证唯物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糟粕”。
的确，共产党从其早期——特别是从它最优秀的组织者和思想家之一安东尼奥·葛兰西（1937年死于法西斯监狱）——继承了一种比较具有自由思想的倾向，这一倾向在大战期间和大战后入党的许多知识分子中重又出现。两三年后，似乎对那些“主张‘自由发表意见’和‘自由犯错误’的人”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态度。在当时的共产党报刊和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可以找到一些颇能反映出这方面情况的长篇大论，谈的是党内自由讨论在使马克思主义“活的理论”适用于每个国家特定时刻的具体情况方面所起的作用，和怎样才能使党员们的思想同党的指示命令“协调起来”等等。
1943…1946年间共产党的迅速发展是不难解释的。它在法西斯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内保存着秘密地下组织，使它在抵抗运动方面有一个飞跃的起步，其他的党则因完全缺乏经验而在丧失优秀成员。共产党人的勇气和工作效能，在对意大利的解放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党树立了很大的声望，而且正是这些品质，加上它对可能出现的任何对手采用的那种毫无忌惮和残酷无情的策略手段，为它赢得了支配抵抗运动的主导地位，在这一运动中，三个左翼政党是常常合力对付其他党派的。由共产党领导、但对非共产党人也开放的“加里波迪”大队，是替该党招募和训练积极分子的一个极好的工具，这种积极分子对党开展民主的或非民主的各项活动来说都是极为必要的。
战后共产党人在地方管理和社会福利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例如，他们在乡村里开创了孩子在外搭伙这样一个值得称道的办法。他们的领袖，如果当上了收入优厚的官职，就把薪金交给党（党发给他们较低的生活津贴），或者，如果富有私产的话，则为革命事业慷慨捐献。例如两个当时有公职的共产党人福斯托·古洛和路易吉·德·菲尔波都在南方富有田地，但据悉前者曾把几百万里拉捐献给党，而后者则把他的九个农场交给了佃农。在1944…1947年的意大利，许多人感到，共产党是能够而且愿意帮助他们的唯一政党，而社会党的全盛时代则已经过去了。
然而，共产党人远不是以社会革命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往往表现得要比社会党和行动党稳健得多，他们觉得与其把他们的前途押在大胆的重建政策上，不如在政府中获得一个立足点。在土地改革和产业国有化问题上，甚至在拟议中的资本税问题上，他们的表态都很审慎。象其他一些共产党一样，他们在和平、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自由、尊重人格的问题上一再发表最无懈可击的观点，并且常常痛斥反对他们的某些人，说对方背叛这些理想；但同时，他们常常利用恐惧和仇恨等群众情绪作为手段。1946年时共产党的恐怖活动仍在继续，特别是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区，虽然不象1945年和1947…1948年时那样激烈，而且同样地也是右派恐怖分子的挑衅所引起的。
事实上，直到1947年，共产党人始终是试图通过全民族团结的途径来取得政权的。他们创立了同志协会、青年阵线、意大利妇女联盟等一些非党派组织，并从这些组织内部取得了对它们的控制。他们还通过同社会党结盟，终于也控制了原来是在所有党派都参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总工会。他们谋求同天主教民主党达成某种谅解（但后者全然无意于此），还试图把共产党和社会党合并起来。1934年以来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有一个关于采取一致行动的协定，但共产党曾不止一次为了攫取某些眼前的政治利益而置之不顾，1946年10月27日订立了另一个协定来代替它，从而把两个组织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个新协定所规定的共同目标是没有什么害处的，但它赋与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就不是无害的了。这是反对合并的社会党少数派所不能容忍的，于是朱塞佩·萨拉盖特和其他一些人于1947年1月间退出了社会党，另组意大利工人社会党，而社会党的余下部分则仍在彼特罗·南尼领导下，继续同共产党合作。1947年2月，德·加斯贝利内阁改组，南尼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仍被保留在内，但到同年5月都退出了政府。1946年底，共产党由于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主张对南斯拉夫让步而在一段时期内声望有所下降，1947年以后，它的党员人数增加极少。然而，正如1947年开始的意大利政治新阶段中事态发展所表明的，它仍然是一个强大的组织。
第八节 法西斯分子和通敌分子的惩办以及行政机构的清洗
1944年7月27日的一项法令授权对下列人员提起公诉：（1）最上层的法西斯分子，对建立和维持法西斯政权及对意大利的参战和战败应负特殊责任者；（2）虽不那么显要，但在政治上活跃的法西斯党徒，特别是早期就加入该党，组织过政治恐怖活动，或者本人犯有罪行而为法西斯政权所包庇者；（3）停战协定签订后同德国人合作者。
此后的几个月里，许多法西斯党徒、战犯和通敌分子被提交给按上述法令建立的高级法院。这些审讯中最轰动的是对罗阿塔（前军事情报局长）、菲利普·安富索（前齐亚诺的私人秘书，审讯时为意大利驻柏林大使）、前阿尔巴尼亚总督弗朗切斯科·亚科莫尼和其他十二人的审讯。这次审讯是在1945年1月至3月间进行的，审讯时就象整个法西斯政权被押上了被告席，其罪状是发动侵略战争；在西班牙内战中搞破坏和恐怖活动（包括进行细菌战的计划）；1934年参与杀害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和法国外长巴尔图以及1937年参与杀害反法西斯知名人士卡洛·罗塞利和内洛·罗塞利。在这次和其他几次审讯中，法院判决了若干人死刑，许多人被判处长期监禁；但许多被告或者躲藏了起来，或者仍在北方逍遥法外，而罗阿塔则在审讯过程中脱逃。普通法院在处理较小的法西斯分子方面也行动迟缓。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报纸鼓噪着要惩办所有的人民公敌，其中也包括前政权在大企业界里的那些支持者，他们由于发了战争财而又在重新活跃起来。人们的情绪激动到如此程度，以致在审讯前罗马警察局长彼特罗·卡鲁索时，闹事的群众竟杀害了一个过去当监狱长的证人。
这一事态的发展随着1945年4月北方的解放而达到了高峰。提交特别陪审法庭的通敌卖国案约有三万件，每一个这样的法庭设有专业法官一名，另有若干名从民族解放委员会编制的名单中抽签选定的“人民审判员”从旁协助。在随后的六个月里，这些法庭判处了两百多人死刑；但是被处死的新法西斯分子和通敌分子还要多得多，他们有的在抓到时立即被枪决，有的则在经过革命群众方面类似“私刑审判”那样的手续后被枪决。这样死去的人究竟有多少，无法肯定。“意大利社会运动”常常引用的三十万人这个数字大概是远远太高了，至于说1945年4月25日至5月5日间被杀死和失踪的为一千七百三十二人（内政部长马里奥·谢尔巴1952年6月提供的数字）则又失之过低。皮埃蒙特的游击队司令部有过命令把俘获的所有新法西斯志愿部队人员统统处死；虽然这道命令后为设在米兰的游击队总司令部所撤销，但为时过晚，已来不及阻止许多人被枪决。总之，暴力行动的浪潮一直持续到6月底以后。1945年的新闻报道中提到：有九千到一万人，甚至也有提到二万人，死于政治杀害；到5月5日止，都灵的游击队法庭已判处了二千人死刑；连续好几个星期米兰郊外每天清晨都发现尸体；有越狱和私刑；嫌判决过于宽大而发生暴动和罢工；借机报私仇；杀害逃亡者以谋取其财物等。
然而节制和通融逐渐占了优势。原来的一些判决经过上诉后减轻了或者撤销了，看到有人逃走，就假装不见了，而1946年的大赦更使数以千计的人身受其惠（到1952年时，游击队恐怖分子已在被提交审讯了，而仍在狱中服刑的法西斯分子只剩下了三百十五名）。政治上活跃的法西斯分子被褫夺公权的时期要到1952年12月31日才告结束，但远在这时以前，象阿基尔·劳罗（那不勒斯的航运业巨头，在法西斯党内从未真正担任过高级职务）这样的人早就能重返政界，充当保皇派的一名吹鼓手。早在1946年12月间，就已成立了一个新法西斯党派“意大利社会运动”，公然自命为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继承者；据它自称，成立不到一年，它就吸收到了十二万七千名成员。
公务人员和专业人员的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