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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资产阶级在法国据有支配地位为时已久——也许是已经太长久了——那末就占全国起作用的人口总数和选民人数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农民阶级而言，这也同样是适用的。尽管存在着城乡之间的总的对立，这两个阶级却都以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真正继承者和反对专制政府的个人自由捍卫者自居，夸大而且过分地延长着它们原先扮演过的这一角色，因而都已养成了在国家事务中发号施令的习惯。更有甚者，法国的经济结构，在高度工业化的现代欧洲，是很有些不合时宜的：赋税制度使资本家和农民有可能逃避他们应付的那份纳税负担或甚至几乎完全豁免这一义务；同时，他们对工业化或现代化存有偏见，因而不大肯向工业投资。小农所有制的盛行意味着一般都用现钞而不用支票作为交换媒介。而这又转而意味着对那些为人们所广泛需用的产品征课消费税要比征收直接所得税更加便当。政府财政的依赖消费税，则又意味着在经济困难时期政府势必要借助于举债以增加其收入，而这又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同时，与此相应的一个情况是，普遍存在着小型的工商企业，而店主们又没有记帐和编送会计报表的责任，这就不但给政府造成了类似于小农制所带来的困难，而且妨碍着现代工业生产方法的采用。
不幸的是，政府不得已而采用的间接税和通货膨胀性的财政措施，其主要受害者正就是法国为保持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健全发展而最需要鼓励的那个阶级——城市产业工人。这些人，充满着对社会不公平的愤懑，觉得自己所承受的负担最多最重而所得的报酬却最少最薄，就变得越来越想反抗，转而求助于那立誓要摧毁特权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了。同时应该记住，一个经济社会集团和其他经济社会集团之间的这种怨恨情绪总是双方面的。如果说城市工人由于看到农民没有能付足他们应负担的那份政府开支，以及当城市工人们在挨饿时农民们却吃得好喝得好的那种景象（甚至在经济萧条时期也是如此）而大为不满的话，那末，在农民方面，也通过对照自己无休止的辛苦劳动，而对城市工人所享受的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工资照付的休假等等好处同样地感到愤愤不平。同样地，那种想把进步立法所规定的待遇扩大到全体人民的尝试，引起了各个享有特权的、不靠工资为生的阶级的反感，并激起了他们对整个社会保险制度的敌意。事实上，解放后兴起的劳工，拥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并在精神上胜过那些信誉扫地的雇主势力，这一事实本身使后者的态度变得更加僵硬，更加不肯和解。其结果，不仅是政治上更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公民感的进一步下降——每一个社会集团和阶级都趋向于以我为核心，趋向于只关心它自己的利益和苦难——而且每一方都下了更大决心要把自己的力量更有效地组织起来。因此，资产阶级集合在新出现的右派政党周围，以抗衡集合在共产党一边的工人们，这一事态发展，只能使法国政治中的离心倾向更加严重。
不仅如此，在远非战前年代所能比拟的这一次空前强大的右派力量的集结中，一些新政党的组织者们有时会由于太热中于组成一条反共“阵线”而对维希分子、法西斯分子等不受欢迎的人所有的缺点错误予以宽容。这样就又加剧了国内的分裂，而且使共产党人所竭力利用和传播的那种观点，即凡是反对共产党的人都是“反动”分子”，成为可信的了。不过，那些拥护共产党的法国人对于共产党的缺点错误、反复无常及其国外联系等所抱的那种熟视无睹的态度，也同样是令人惊奇的。法国工人们之所以易于忽视共产党的这些缺点，一个理由可能是因为他们本能地感觉到：在过去，工人们的革命成果总是被人夺走；他们总是被那些并不真正代表他们和他们利益的领导者或同事们所出卖或踢开。而且，和共产党采取共同立场，这一方针是一条阻力最少的道路，这是战时所走道路的自然延续，在战时，共产党不但培育了那种既反对过去旧事物，又反对维希反动政权的自发反抗精神，而且还给了人们很深的印象，使人们觉得，积极体现着这些反抗精神的抵抗运动是由他们共产党人主宰着的。
最后还必须提到这样一点：解放时的气氛特别有利于极端的政治主张。首先，物质方面的损失比1918年巨大得多——并不那么突出地限制在局部地区，而是非常普遍。所有大港口都被毁坏了。其次，精神上的冲击显然更要大得多：惨败以后接着又遭到胜利者的占领，这对法国来说比对其他受到类似遭遇的国家更加难堪，因为好几个世纪来它是一向列为强国之一的——往往还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其三，确有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情况，虽然可能还不普遍，但从个别的一些事实和地区来看，也严重得足以引起广泛的愤恨了。例如，在巴黎和其他一些城市里，有为数相当可观的一小部分人靠战争和德军的占领而发了财，由于有黑市，他们在过去四年中简直没有感到任何艰苦。而在同一城市内，却有一大批人只能在生命线上勉强挣扎。这种异乎寻常的不平等正是革命所由产生的土壤，而且，要不是共产党人认为妥协更符合他们的计划的话，解放后流传了好几个月的关于即将发生共产党政变的谣言是可能成为事实的。
第二节 解放前的发展趋势
（一）地下法国以及自由法国运动内部的各种政治趋势和宪政理论
当人们考虑到，戴高乐在能够实现他那恢复祖国伟大稳定的目标和抱负之前，首先不仅要争取到盟国的承认，而且还必须赢得他自己的同胞们（法国国内的以及在国外的法国人）的认可，人们就不能不对他的个人成就致以更大的敬意。他的流亡奋斗历程，在本文所涉及的这段时期以前的，大部分已在别处另有详细叙述。如果他真要达到他的目的，他就有必要在率领民族解放委员会返回法国本土以后，立即拿出证据来证明他对民主的信仰以及他对恢复民主政体的诚意。早在流亡阿尔及尔期间，就已成立了一个临时协商会议（1943年9月），由一百零二个成员组成，其中二十人是维希政权之前的议会议员，余下的五分之四是法国本土和北非各个抵抗运动团体的领袖和成员。曾有很长一个时期，盟国的领袖们对戴高乐是否代表着法国国内足够大的一部分民意，因而是否值得给予承认，是有怀疑的，而这一点同抵抗运动中许多左翼领导人对这位将军是否真心信仰共和主义所抱的怀疑态度不是没有关系的。不过，这些怀疑终于克服了，抵抗运动的领袖们同意接受戴高乐的早已被公认了的全面领导地位，至少到法国国土重获自由为止。作为交换，戴高乐也同意尊重抵抗运动关于法国的前途和制度方面的愿望。
在这以后，戴高乐所面临的最困难、最迫切的政策问题是对第三共和国应采取什么态度。很多法国人现已认识到那个政权的许多缺点以及它在某种程度上对法国遭受的大灾难应负的责任。最初，当维希政权正竭力诋毁它之前的历届政府时，戴高乐并非不自然地感觉到他很难在这方面超过它所唱的调子；而且，为了想使他的一切行动看起来具有严格的合法性，他曾于1940年10月在他的“布拉柴维尔宣言”中保证他要恢复第三共和国宪法。但到了1942年，当抵抗运动的领袖们明白表示了他们准备同他合作的条件之后——条件之一是完全屏弃第三共和国——他认识到非放弃这一立场不可，他不得不发表一个新的宣言，象维希政府一样地痛斥第三共和国，并答应在解放以后召开一个制宪会议来制订新宪法。
事实上，戴高乐和抵抗运动都认为第三共和国是不可取的——其理由却完全相反。且撇开当初设计1875年宪法时的真正目的是想为复辟君主制铺平道路的这一事实不谈，这种类似英国式的议会制政府一向同法国人的有历史意义的共和主义理想格格不入，而这些共和主义理想正是抵抗运动所自称代表着的。真正的共和传统是“由议会直接执政”的那种传统，它的典型例子是1792…1795年间革命的国民大会，当时行政和立法两种职能融合在一起，由一院制的议会统一行使，不设总统或内阁，议会所任命的行政委员只是执行议会意志的工具。另一方面，戴高乐则被认为是赞成美国式的强调三权分立的总统制政府的。事实上，在抵抗运动早期，连许多同情左翼的领导者（共产党人当然除外）也都倾向美国制；但到了1943年，他们已开始后悔自己一时误信邪说，并自我解释说，美国行得通的政治制度不一定也适合于法国。事实上，美国的总统制是建立在一种联邦制结构上面的，这样就自动地限制了总统的权力，而赖以建立这种政体的美国的特殊环境，法国是不存在的，因此，在法国，总统滥用职权的机会可能会多些。而且，维希政权不正当地使用强大的行政权的坏榜样也不是没有促退作用的。但尽管如此，在一些由无党派知识分子所控制的抵抗运动团体中，这个想法却仍然保留着，这些知识分子无疑还记得达拉第和其他几个战前总理所发布的那些“起法律作用的行政命令”，并懂得它们的真实含义——就是说，确实需要加强一些行政权，否则连普通的日常行政工作也无法有效进行。这些人还赞成在解放前就拟订好一部现成的宪法；于是由一个综合研究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体现着他们想法的草案，希望能在解放前为大家所接受。
但1944年初共产党人参加宪法辩论，使想要在这一问题上拟订出一个抵抗运动的联合纲领的任何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