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荷兰如同在别的地方一样，共产党人由于在抵抗运动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而大大加强了他们的地位。但是，女王和女王政府比其他国家的流亡政府更早、也更欣然地同抵抗运动成员们进行了政治协商，而且还更进一步，先发制人地提出了抵抗运动战士们在宪法问题、经济事务、社会改革等方面所渴望做到的事情，从而使共产党人无法很好利用其开始时拥有的这一有利地位。通过这些办法，政府成功地使那些较为温和的左派分子脱离了共产党的影响。
的确，在荷兰，横在道路上的最大阴影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正在进行反抗的东印度群岛殖民地的问题。这个问题既是国内政治的试金石，又是经济恢复的主要障碍。的确，在荷兰本土，人们几乎一致认为，荷兰没有了印度尼西亚是活不下去的。但同时也有很多人承认，旧殖民主义的政府形式必须加以改变，不能复原。这些想法在政界都有所反映。极右的各个政党要求在印度尼西亚执行强有力的镇压政策，中间党派犹豫摇摆，左翼各政党则按照各自的政治面目而提出各种解决方案，从给予这些岛屿“自治领地位”到许以独立，虽然各左翼党派的支持者中有许多人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领袖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人们认识到，没有了印度尼西亚，荷兰只有高度工业化才能得救；可是，要使一个其煤炭资源连日常家用需要都难以满足的国家实现工业化，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荷兰是腾不出外汇来进口大量煤炭的；正是由于这一两难处境，才产生了想把邻近荷兰战前边界的部分德国煤田并吞过来的建议。可是，后来寻求的，而且终于找到的却是另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同比利时和卢森堡一起组成了叫做“比、荷、卢联盟”的经济联盟。
第二节 流亡回国后荷兰政府所面临的问题
1945年春荷兰人民获得解放时，他们刚经历了继1944年秋季盟军在阿纳姆失利之后的那个可怕的冬季，而到了几乎完全精疲力竭的境地。盟军攻势的未能一举成功，不仅使荷兰人想迅速赶走德国占领军的希望落了空，而且德国人还对荷兰居民采取了报复措施，其中有一些措施把荷兰整个国家带到了饥饿线的边缘，在某些地区则真的达到了饥饿线，特别是在鹿特丹。除了这些苦难之外，还有相当大面积的肥沃土地由于德军在荷兰战役的最后一个阶段中采取的防御措施而遭到水淹，而这最后一个战斗阶段一直拖到1945年5月第一周才告结束。
在当时看来，荷兰人遭受的这许多灾难中最严重的似乎莫过于土地的被淹了，但后来结果表明，水淹影响的消除要比人们原来预料的快得多，而使荷兰经济复原速度减慢的最严重的长期影响倒是战争的其他一些后果。荷兰是一个人口过剩而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战前它依靠邻近的城镇市场出售其农产品以赚取外汇。它最重要的一个邻近市场是鲁尔；其次是英国。但是现在由于不同的原因，它们都买不起荷兰的农产品了。荷兰的繁荣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鹿特丹港和阿姆斯特丹港所赚取的利润，但这两个港口的运输业务有三分之二是德国的过境运输，这种运输现在也暂时不复存在了。更严重的是印度尼西亚问题所带来的困难，因为荷兰有六分之一的财富投资在东印度群岛，有百分之十五的国民收入取自这一来源。因此很自然地，大部分荷兰人都把丧失这些殖民地的危险看作是对他们生活水平的严重威胁，他们本来已经由于德国人的掠夺，由于负担十万名左右占领军的费用，又由于近年来人口的飞速增长（而且当时仍以每年二十五万人的数目在增加着），因而他们的生活水平大大降低。这就无怪乎印度尼西亚问题成为国内很关切和热烈争论的大事，也无怪乎甚至有一些希望在国内采取激进的进步政策的荷兰人也支持（或至少默然支持）在殖民地采取镇压措施。把它看作是不知悔改的帝国主义而深表愤慨的那些外国观察家们，并没有体谅到上述种种考虑。
在国内政治方面，荷兰无疑也同其他地方一样，可以普遍地感到人们渴望出现某种新的局面——人们不愿看到解放后国家的政治生活重又回复到战前的轨道上去。抵抗侵略者的共同事业，曾使社会党人、自由党人、天主教徒、新教徒以及其他各种各样政见不同的人都走到了同一个阵营中来；抵抗运动的成员们殷切希望，他们队伍中所做到的这种民族团结能延伸到今后的政治生活中去。属于所有各种党派和各种信仰的进步人士想作一番努力，使现存各政治团体联合为一个有战斗力的政党，在现行国家结构范围内实现社会和经济改革。同样，在工会运动内部也有一股推动力想把现存的各个宗派性工会改换成每一种工业有一个工会，并把每一种工业置于一个由雇主、工人和政府三方代表联合组成的委员会的控制之下。同时，有一些进步的年轻天主教徒则在兜售一种想法，即用一种合作的制度来重建工业，他们以葡萄牙而不是以法西斯意大利作为样板，但强调在任何情况下其结果必须是民主的。为此目的，他们准备同新教徒以及接受基督教准则的所有人们联合，但不愿同无神论者——这实质上就是指共产党人——联合。
这样，存在着一些有希望的迹象，表明许多不同派别的人士，包括各教派政党的成员们，都有一种愿意迎合全民族进步愿望的妥协态度；但同时恰恰在解放前夕，流传着一些谣言，说流亡政府对荷兰民心的向左转（当时所传向左转的程度远较后来事实证明的为大）感到不安，而且并没有采取适当的步骤来适应这一形势。政府发表的因选民名单被毁而不得不推迟几个月进行选举的声明，特别引起人们的非议。关于荷兰国内舆情与伦敦流亡政府间的分歧正在扩大的这些报道，有许多可能是由荷兰共产党人授意的，共产党人看到基督教…社会派的进步分子在挖掉他们的墙脚，急于要为自己的运动搞到一些弹药。
在关于战后第一次大选日期的争论中，档案的普遍混乱并不是推迟选举的唯一理由。各政党都处于变化动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过早进行选举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民意反映的不确切，甚至完全失实。可是，在选举能够举行之前，临时过渡的那段时期确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和难以应付的。早在1945年2月，伦敦盖布兰迪内阁就吸收了新鲜血液，增加了五位来自部分解放了的祖国的新阁员，1945年5月16日——即刚刚实现全国解放之时——就由荷兰人民运动党（该党是抵抗运动所产生的那种典型的新政治力量，后来就是由它转而形成工党）的领袖威廉·舍默尔霍恩教授组成了一届新政府，并由下院社会党议员、也曾是抵抗运动领袖之一的威廉·德雷斯博士任社会事务大臣。这一过渡性政府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新政治力量，但它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战前的旧的议会，这个议会虽然清除了通敌分子，仍按战前党派间的力量对比代表着各个老的政党。
不管怎么说，由于荷兰的解放情况有些特殊，恢复国家主权的过程必然要比其他国家慢得多。移交权力的条件是在1944年5月美国、英国和荷兰三国政府的协议中作了规定，并于1944年10月9日由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和艾森豪威尔将军宣布的。随着国土逐步获得解放，协议条款在不同地区先后开始生效。1944年间由伦敦流亡政府新设置了一个民政管理局和一个军事管理局，开始时受盟军最高司令事实上的全面管辖，这两个机构行使的管理权，一直持续到1946年3月4日女王敕令结束“特别戒严状态”时为止，即使到那时，民政管理局的全部撤销也还是逐步进行的，它的职能只是逐渐地由国家的正规部门接管。
在刚解放的头几个月里，民政管理局是同“评议理事会”保持密切联系的，后面这一机构是抵抗运动建立起来的，代表它的利益说话，并备政府从伦敦回国后咨询。该理事会成员中包括天主教徒、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新教徒，但没有共产党人，它是1945年5月解放后行使职能的第一个代议机关。1945年7月，采取了恢复正常宪政程序的又一个步骤——舍默尔霍恩政府任命了一个由四十三名原有政党的成员连同抵抗运动领袖们一起组成的最高咨询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小型的议会清洗委员会，对上下两院议员被指控通敌的问题进行调查。在议会清洗委员会完成了调查任务，并在1945年9月24日发表了已经通过这一考验的议员名单后，1945年11月举行了两院联席会议。女王在会上发表讲话，对国家重建和宪法修改提出了一些建议——特别指示印度尼西亚应当在荷兰联邦范围内实行自治。
第三节 抵抗运动和共产主义
全国一经解放，女王和政府于1945年5月回国之后，荷兰当局——政府方面的、民事方面的和军事方面的——就立即用行动表明他们愿意同前地下各团体合作，愿意在公务管理和国内保安方面尽可能让这些团体多分担一份工作。为抵抗运动信任的一些人被任命为荷兰军事管理局的官员和重要城市和地区的军事专员。另一些则被邀参加顾问委员会，民事和军事当局在有关政策和执行政策的具体步骤等问题上要听取这些顾问委员会的意见。这特别在“清理队伍”的工作中是如此。而且，抵抗运动中有责任感的领导人自己也极希望能有助于促进有条不紊的发展，并且表明他们充分认识到抵抗运动成员可以起作用的范围不可避免地应有所限制。发表在抵抗运动机关报《誓言报》（1944年12月）上的一篇文章，提供了现实地理解这种形势的一个突出例子，它说：“一个不合法的运动如果在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以外继续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行事，并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很容易成为国中之国的。我们只要看看比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