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要看看比利时就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这一可喜的事态发展中的第三个因素，是抵抗运动战斗部队被迅速顺利地编入了正规军事机器。这些部队有的改编成了“突击”和“警卫”部队，组成贝恩哈德亲王指挥下的“荷兰内地军”，成为最高盟军司令部统率下盟军的一部分。还组成了一些半军事性的部队，隶属于荷兰军事管理局，另一些则充任辅助警察部队。也许最重要的因素是荷兰人民的民族性——尊重法律和秩序，这在荷兰是根深蒂固的。当一次小规模的罢工在荷兰某个新解放的城市中不太费劲地得到解决时，有一位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向军事管理局的代表保证：“我们决不使荷兰成为第二个希腊。”
共产党之所以未能在战后扩张势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须归因于荷兰民族的性格和气质。当有人请舍默尔霍恩把荷兰政治形势同比利时作对比时，他说：
我们的局势迥然不同。的确，不仅天主教党，其他的政党也都不愿同共产党合作。事实是，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是很尊重理论和信念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觉得共产党关于民主的理解，按西方标准来看，是不健全的。
虽然如此，共产党人在荷兰的地位，战后比战前强大得多，因为，在荷兰如同在别国一样，他们在抵抗运动中赢得了相当大的威信，并至少使一部分居民误信他们所伪装的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姿态是真的。另一方面，他们到德国人进攻俄国时才迟迟转变态度，这就使他们在荷兰的抵抗运动中遇到的障碍，比在其他地方的抵抗运动中多些，因为在荷兰，已有别的同他们一样能干的人夺去了运动的领导权；而且，甚至在大战结束以前，他们就已开始撕下同抵抗运动其他成员合作的一切伪装了，当时他们建立起了自己的“抵抗运动委员会”，以抗衡所有其他抵抗运动成员在共同的领导下联合组成的“荷兰内地军”。共产党人这样过早地和不策略地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使他们不能利用潜在的有利机会。此外，他们的这种行动，恰恰破坏了他们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因为它促使人们同情和支持其他左派政党坚决不同共产党合作——其他国家的一些社会党就曾堕入过这种合作的陷阱而后悔不已。
荷兰共产党人不仅远远不能影响社会党人，反而发现自己处于孤立的地位，被人撇在一边。不过，荷兰社会党人本来是无法奉行这一政策的（就象他们的外国同志们一样），要不是他们事前主动地通过自我新生和改造过程，改组成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工党”，使其基础扩大到足以同改组后的天主教党合作的话。
第四节 旧政治格局的打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荷兰的政治生活一直冻结在一种不现实的格局中已经很久了，这种格局同现代世界实际存在的问题远远不能适应。传统的政党制度的基础是教派政党和非教派政党间的对立，这一对立起源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罗马天主教徒和正统新教徒结成了政治上的同盟，以加强他们要另办自己的教会学校的要求（当时公立学校都是非教派的）。1917年给予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即教会学校）以平等的地位，从而解决了学校问题上的冲突。可是，教派的政治同盟仍维持下去，组成这同盟的天主教和新教两方发展成为一些右派政党，这些政党在两次大战之间那段时期内绐荷兰提供了相继执政的一系列联合政府——其中有五届是由加尔文教派“元老”科林博士领导的。反对党包括自由党、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但应当强调指出，真正的政治对立是保守派和进步派之间的分野，这是超越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这一划分的。例如，在大部分政治问题上，自由党人采取的立场很接近右翼，而右翼的各个宗教政党本身倒是有分歧的。天主教党中一些较保守的成员和三个新教政党奉行他们传统的政策，仍保持着对相当一部分选民的控制，但是有一些较年轻的“教派人士”，在大战期间公开表示赞成采取一项进步的政策，主张同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里的某些人合作，组织一个进步的政党。这样一个党——新的工党——的产生，事实上是荷兰经历了这次大战之后政治舞台上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动。
工党是战时荷兰人民运动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当时荷兰人民运动把抵抗运动中大部分进步而非马克思主义的潮疏沟通起来，从而提供了一支抵销共产党影响的有效抗衡力量。组织这一运动的目的，是想通过给人们灌输诸如尊重个人、信仰自由、工人参加工业管理、社会正义、对公共福利的责任感和调整海外领地和本土间的关系等思想，来使荷兰的政治得到新生。尤其是，它想加强荷兰人的团结，特别是通过排除教派影响和抛弃阶级斗争来达到这一目标。事实上，它利用了欧洲广泛存在的那种想在基督教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基础上改造政治的愿望，同时力图使这一愿望适应于另一种同样广泛存在的向往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愿望。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这个运动的领袖和创建者舍默尔霍恩教授在刚解放后的过渡时期内受命组织政府，这样他就有了一个机会，不仅可以向他的国民提供一种在他们看来实际上是处理政治问题的新的做法，而且还可以借此来证明他的理论切实可行，虽然他的工作是困难的，因为他不得不与那个难免还不能代表新潮流的国会打交道。
新的工党并不是旧的社会民主党的简单延续或改组，而是其他传统政党中进步人士的融合，社会民主党在这里面仅仅起着一个核心的作用。社会民主党自己也很可以被称为“传统的”政党，这同各个教派政党并没有什么两样。尽管该党迟至大战前夕才同天主教和新教的党派合作，也尽管该党在战前最后两次大选中都取得了议会中第二大党的地位，但这些都并没有给该党带来什么好处。它象其他几个西欧国家中的社会民主党一样，那时就已患了一种慢性衰弱症，而随着大战的进行和共产党威信的提高，它的威信就下降得更迅速、更明显了。而且，社会民主党和各个社会党工会，都没有能在德军占领期间起来应付时艰，结果是，共产党工会从社会党工会那里吸引走了大批成员。
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意识到共产党在吸引他们的追随者，但对他们来说，幸运的是出现了一个弥补这些损失的机会，其办法是，把自己同那个正在席卷政治上的整个中间派阵地，甚至还渗透到了一部分右派人士中去的强大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等同起来。他们可以说，这个运动无疑是由社会主义思想所启发的，虽然它抛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而代之以基督教的个人神圣原则。因此，该运动在荷兰的第一号旗手舍默尔霍恩把它叫做“个人人格至上的社会主义”，或者叫做“个人人格主义”。它的宗旨是要实现所有那些基于各自个人的人生观而倾向于同一政治理想的人们之间的团结……以便使本民族所特有的那种精神生活上的多样性，在一个稳固可靠的政治力量下统一起来……同时保证各个不同的团体在社会结构范围内各自保持其个性，而不致被某个中央机构的权威所淹没——甚至也不被国家的权威所淹没。
因此，1946年2月建立的新的工党，是由背景和见解很不相同的人们所组成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可是他们都希望创建一个既是民主，又带有温和社会主义色彩，而基本上却是基督教的新型社会，在这一共同目标上他们是团结一致的。这样的一个党无疑填补了荷兰政治舞台上的一段空白，所以它的一些追随者对它在战后第一次选举（1946年5月17日举行的议会第二院选举）中没有能取得更大胜利颇感诧异。该党原希望在第二院的一百个议席中获得三十五席，但实际仅得二十九席，而天主教党则得三十二席，三个新教的政党得二十三席。正如人们所预料，工党采取的那种断然拒绝共产党的一切友好表示和拒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使它失去许多选票，特别是前社会民主党人的选票，这些人转向了共产党，从而有助于增加共产党在议会中的议席，使其从1937年时的三席增加到十席。另一方面，天主教党成了最强大的一个政党，有百分之三十一的选民拥护它。它由于割断了同它以前的盟友各个加尔文派政党的关系，由于消除了反动的嫌疑，又由于1945年12月间向赞同它的总政策的非天主教徒开了门，因而获得了新的活力。的确，可以这样说，在荷兰象在比利时一样，从敌占期间发展起来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中获得最大的好处的是天主教徒。尽管社会上有贬抑教派主义的倾向，但人们所熟悉的古老的教会——只要它的门面稍加现代化——还是比新的含糊的“人道主义”更易为人们所接受。
因为工党没有能在选举中取得它所希望的控制局面的地位，它面临着或者同天主教党合作或者进入反对党行列的抉择。虽然该党领袖们由于怕失去工人阶级的支持而对同天主教党合作可能有些踌躇，可是，他们在抛弃马克思主义方面已经走得太远了，因此即使他们愿意，也不可能同共产党人在反对党行列内携手合作，而且，反对党行列中除有左翼极端分子外，还有一些右翼极端分子，同后者搞在一起很可能是窘人的。在荷兰，现代社会党人同进步的天主教党人合作，其所遇到的困难之所以比在大多数国家少些，是因为任何一方都不受自己党内极端派的掣肘。同时女王选中贝尔博士为新首相，这也使工党作出抉择更容易些。贝尔博士属于天主教党的左翼，以进步人士著称；而且他也曾是舍默尔霍恩内阁成员之一，参与制订过对印度尼西亚的开明政策。所以天主教党和工党在这一殖民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