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曾是舍默尔霍恩内阁成员之一，参与制订过对印度尼西亚的开明政策。所以天主教党和工党在这一殖民地问题上进行合作，将是比较容易的，而政策的连续性也会得到保证。
在某种意义上，不能否认1946年5月选举的结果是舍默尔霍恩及其社会和财政政策的失败，就这一点而言，也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天主教党虽然参加了他的政府，但对他的社会和财政政策是常加攻击的）。因此，天主教党人现在似乎得到了选民授权来改变这些政策，如果它愿意作这种改变的话；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它要同工党成功地进行合作，在它这方面显然也必须作出一些让步，并改变它迄今为止所表明的政策。
总之，贝尔博士认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间派集团是当务之急，因此，他致力于实现这一点。1946年7月5日，他在出任首相时发表的政策声明中宣布：荷兰银行将实行国有化；某几个工业部门也将国有化，如果调查结果表明这样做是可取的话；但是他又宣称，政府认为国营的办法将逐渐让位于私营企业，让位于一些被赋予特殊权力的半官方性质的职能性团体。这样，他一只手抛出一点东西去讨好社会党，另一只手也抛出一点东西去取悦于他自己的天主教党。关于帝国政策，贝尔表示他不打算明显地背离前届政府关于同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领袖妥协的政策。由于上面讲到过的理由，印尼问题深深激动着公众舆论，在议会的大部分讨论中占着支配地位。共产党主张让这些殖民地完全独立；工党赞成和解，赞成给予“自治领地位”；反革命党和国家改革党则反对一切妥协。自由主义的“自由党”和基督教历史同盟，虽然都是右派政党，最后还是同意了政府对印尼的政策。天主教党的态度起初游移不定，但最后该党的多数派支持了政府的妥协计划，那些接受不了这个计划的人则从该党分裂出去，组成了天主教行动委员会。
因为在这次选举中，天主教党取得了第二院一百个议席中的三十二席，工党取得了二十九席，两党合起来就几乎控制着该院三分之二的席位。三个新教政党共计有二十三席，共产党有十席，自由党有六席，合起来成为内部极不一致、极无组织的反对派。这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显然完全不是一种健康的局面。共产党人——虽然他们不论在朝在野都无疑地将扮演他们那种现已习惯了的“别有用心”的角色——无论如何总还是有着明确的目标的，可是那些右翼的反对党派（自由党也应算是其中之一），看来目标既如此模糊，所依据的概念又如此陈旧过时，因此很难提出一般选民会感兴趣的东西。
例如反革命党，它至少在理论上并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争执，然而仍在拼命地同1789年法国革命的传统作斗争。虽然它自称在社会问题上持有民主的看法，但它那种刻板的加尔文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同时又是沙文主义的味道，几乎无可避免地使它打上了一个极端保守的政党的烙印。舍默尔霍恩曾这样谈论它：“它尽管原则上讲不保守，却或多或少躲在保守的阵营里。”但他接着又说（这些话很足以表明他的看法老练成熟）：“我认为，没有一个党派敢公开自称保守，这种情况对荷兰的政治是有害的，因为我深信，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生活中，保守主义同它的对立面一样，都可以起有益的作用。”从理论上说，第二个新教政党基督教历史同盟应当算是典型的保守党派了，因为它是从反革命党分化出来的，是由反革命党中那些对该党在1900年前后日益增长的民主倾向表示不满的成员组成的。然而，这个新党到头来恰恰在宣传劳工立法改革这一点上，试图把调门唱得比它的母党还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的第三个新教政党国家改革党，象反革命党一样，主张在政治生活和立法方面严格按加尔文教派的原则行事，在印尼问题上也和该党持同样的立场；就这些方面而言，它是另一个实际上保守的党派。但是，尽管存在着一个所谓“全国基督教阵线”范围内的松散的联盟，新教徒的派性仍然破坏着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团结，破坏着他们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有效性；不管怎么样，他们只能是共产党和自由党的不稳的伙伴。
自由党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更有条件来加强反对派的力量。原来的自由国家党一度曾经是抗衡那些属于两大教派的教条主义政党的一股重要的、有影响的力量；可是经过不断的分裂，它的力量大为削弱，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它只能指望百分之五的选民支持它。接着，在战后，又有许多自由主义者被吸引到新成立的工党里去。然而，1945年3月建立了一个“自由党”，吸收了原自由国家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大部分成员，以及其他一切具有自由主义思想而又不乐于参加工党的人。自由党举着个人自由和自由竞争的旗帜；它主张自由贸易；它虽然在原则上并不拒绝社会立法，却反对国有化，反对限制自由企业。可是在1946年选举中，这一新生的自由党仍然只赢得百分之六至百分之七的选民的支持。它喜欢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中间派的政党，理由是，它既反对天主教党的“教条主义”，也反对国有化和国家干预；但这种说法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这样的角色已经由当时联合执政的工党与进步的天主教党人之间的联盟所担任了。
荷兰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们对于战后荷兰情况所发生的变化的主要批评是，局势过于平静、过于单调了——尽管经历了战争和敌占的巨变，尽管在殖民帝国内发生了造反，国内开始时也有过向往改革和进步的热忱，政治生活却仍回复到了几乎令人失望的常态，或者不如说是回复到了战前的原状。因此，当美国宣布了那个帮助反对共产主义的杜鲁门主义时，荷兰财政大臣利夫廷克几乎带有哀伤的情调宣称：“我们生活的地方离政治风暴中心还不够近，因而没有条件取得政治贷款。”然而，发生了这么多真正的变化而在外表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改动，这实际上也许是荷兰人和英国人同样享有的那种政治上的顺境的一个象征。
第四章 丹麦
第一节 背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丹麦已经获得了也许是世界上最成功、最进步的社会民主国家的名声，而且，虽然它在战争期间也遭到了一些邻国所遭受的许多苦难（但人们普遍认为它没有遭受这些苦难的全部），可是到战争结束时，它同这些邻国不同，国家生活和各种制度的结构大体上还保持完整无损。这一可喜的局面也许该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同别的西方国家的历史相比，它在政治上走上健全稳定发展的轨道是很晚近的事，而且这些成就是付出了巨大努力才取得的，丹麦人对之记忆犹新，从而使它得以胜利地熬过敌人占领的折磨。换言之，丹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处于一种革命的精神状态：它在被占领期间并没有准备去奴颜婢膝地屈从纳粹的压迫，在解放后的最初年代中也并不感到有共产党图谋夺权的危险。正由于丹麦改革家们的这些成就，丹麦这座国家大厦已被打扫得如此清洁卫生，那种很易于滋生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社会不满的病菌已很难找到几个没有打扫过的角落来建立它的孳生地了。
丹麦的社会与政治生活之所以解放得比较晚，它进入“现代国家”行列之所以比较迟，那是由于1849年它在民主政体道路上跨出的第一步未免过早，也过于突然。当然，那个时候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已经在出现民主外貌的一些主要特点，这些特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仍然保留着，可是就丹麦来说，却是为时太早，因为它势必从专制制度一下子直接转变为民主，而大多数有关的其他国家，早已在这之前的一系列发展阶段逐渐甩掉专制制度了。
就象别的一些实行议会制过早过猛的国家一样，丹麦先曾于1660年走向另一个极端，给自己建立了一个世袭的专制君主政权。这个在理论上说来是专制的政权，在其后期却采取好几个走向议会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极为重要的步骤，而在1849年，国王还居然让这个国家有了一部民主的宪法。然而，这一措施，却在既得利益受到威胁的那些人中间，压出了一阵反动，这阵反动之强大，足以使宪法条文几同虚设，并把民主自由的实现推迟了达半个世纪之久。继这一挫折而来的转向专制政治的倒退，不仅与西欧当时的一般发展趋势完全脱节，而且也加剧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对抗，增强了享受不到特权的那部分人的激进倾向，而当时，激进主义正由于种种其他原因而在到处得势。另一方面，这一倒退也有它激发进步运动的好的一面，这些进步运动，正因为是在反抗精神中产生的，就显得格外有力。因此，在整个十九世纪下半叶这一在其他方面说来是政治倒退的时期中，有一些制度诸如平民中等学校、工人教育协会、合作社运动、工会运动和新闻自由等，却都成了积极推进社会下层群众的公民教育的力量。
1901年，进步的下院战胜了反动的上院，从此开始了一个对国家进行彻底改革的不断前进的运动，结果，不到二十年，丹麦就成了一个模范的民主国家。下面这一事实很能突出表明丹麦在民主方面进步的持续性——以及它的独一无二的好运气：1915年当欧洲各大国都在倾全力于战争时，丹麦人却修订了他们的宪法，这次修订除有其他内容外，特别是把选举权扩大到了所有年满二十五岁的人，包括妇女在内。战后，从1920年起，他们陆续把大庄园产业划分为小块土地分配出去，结果，终于产生了两万户个体经营的小农场。
这些成就表明，在丹麦是左的情绪和左翼党派占着优势，可是从二十世纪初以来，丹麦未曾有过一个党派能够单独在下院中拥有多数议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