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勒苏益格划分成南北两个投票区。结果，北区百分之七十五的人投票赞成与丹麦重新合并，南区百分之七十九的人投票赞成仍属德国。据此，北石勒苏益格就从德国划归了丹麦，随同划过去的有三万名左右的德意志少数民族，而南石勒苏益格则仍留给德国，因此留下来的丹麦族少数民族大致也有三万人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似乎有迹象表明南石勒苏益格居民的情绪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其程度也许被丹麦民族主义分子夸大了些），部分地无疑是由于当时丹麦和德国经济状况的显著差别。不管怎么说，“南石勒苏益格协会”（当地专门为了支持同丹麦合并的运动而建立的一个组织）的会员人数远远超过了该地区实有的丹麦族人口。
在丹麦国内，各政党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有分歧的。社会民主党、激进党和共产党怀疑南石勒苏益格的亲丹麦情绪能否持久，他们认为，有关同丹麦重新合并的任何倡议都应由南石勒苏益格人自己提出，另一方面，农民党和大部分保守党人希望在最后缔结的对德和约中写上一条该地区应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规定。当丹麦政府向英国政府（它是德国这一地区的占领国当局）提出这个问题时，否认有修改边界或举行公民投票的任何愿望，甚至也不想交换少数民族。丹麦政府所要求的只是：给予该地区丹麦族居民一般公民权和民主权利的保证；尽速把三十万德国难民迁走；让南石勒苏益格有一个和荷尔斯泰因分开的行政管理机构。1946年10月至12月间举行谈判的结果是，英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了这些意见。但是，由于丹麦首相克里斯坦森的态度，使事态复杂化了，因为他根据他自己的党的观点，继续公开鼓吹在南石勒苏益格举行公民投票，而这违背了丹麦政府致英国政府的照会中所表明的正式立场。这一事态终于使激进党人和以默勒为首的一部分保守党人撤回了他们对政府的支持；于是，在下院．以八十八票对六十八票通过不信任案之后，政府宣告辞职（1947年10月）。在随后举行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再次显示出它是一个最大的党，而且这一次它同意在其老盟友激进党的支持下组织政府。共产党在这次选举中失去了一半席位，不再能在防务和外交政策等这些已变得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向政府提出任何有效的反对意见了。
大战的一个后果是，防务不再成为党派间意见对立的问题，它已是除共产党以外所有各党都接受的一个原则。丹麦自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被德国战败和宰割，其帝国在这之后的若干年中被不断削弱以来，观点上变得愈来愈倾向于和平、中立而不好战了。在农民党极盛时期，它的纲领中很主要的一条就是主张废弃防务措施，而且后来在纲领中删去这一条曾是导致该党一部分人退党而另组激进党的原因之一。当时，激进党人变成了鼓吹中立，鼓吹和平主义，主张把国防力量缩减成为仅仅一支“边界警卫队”的最重要旗手；他们的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执政党，却并没有因这一政策而遭受不幸的后果。而最终遭受这种后果的却是社会民主党。
社会民主党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由于过分专心致力于国内政策，未能腾出多少时间来考虑防务问题，同时他们又需要激进党的支持来凑成执政所需的多数，因而听任激进党人去掌握和制定防务政策。这种政策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是，斯塔乌宁政府在拒绝了瑞典提出的缔结“北欧公约”的建议之后，于1939年5月同意和德国签订一项为期十年的互不侵犯条约。1940年5月这项条约被德国撕毁之后，政府在战争爆发前最后几个月中的政策所引起的一些民愤，就落在联合执政各党派中为首的党社会民主党的头上——这一点在战后第一次选举的结果中就反映了出来。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唯有保守党始终主张保持军队和国防而不使削弱。但是在战后，其他各主要政党——共产党总是除外——逐渐地也采取了同样的观点。因此，丹麦政府能够在不引起国内争执的情况下，先是接受了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防务义务，后来又在1948…1949年间举行的斯堪的纳维亚防务条约谈判失败之后，决定同西方国家通力合作，共同防御来自东方的威胁。
第五章 挪威
第一节 背景
挪威同丹麦一样，在经历了德国占领的严峻考验之后，尽管物质上暂时有些困难，精神面貌却很好，这主要是因为，它在政治上获得完全解放是不久前的事，还起着鼓舞人心的作用。丹麦尽管迟至二十世纪初才完全建成议会制政府，却一向是一个主权国家；可是挪威，虽然它享有某种程度的议会政治的历史要比丹麦悠久得多，却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才有它自己的国王。因此，挪威人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特别强烈，而他们之所以能抵抗德国人，能够在1940年如同在1905年那样把国家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这一点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而且，历史上挪威人所作的政治斗争是针对其他国家的——最初是针对丹麦，后来是针对瑞典——而不是象丹麦人的斗争那样，以国内敌人为对象；这样他们就养成了民族团结的习惯，没有丹麦人那么多的国内斗争传统。
挪威人的这一历史遗产也许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他们对自己队伍中的那帮卖国贼——以维德库恩·吉斯林为首的法西斯运动——特别痛恨，态度特别严厉（吉斯林这一名字已成为卖国贼的同义语而臭名远扬）。民族统一党（亦即一般所称的NS党）是挪威公开反对民主和立宪议会制度的唯一党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动荡不定的时期中，这样一个党的煽动即使在挪威这样的国家也是有可能争取到一些支持的，要是它的领袖是个较强的人物的话。但事实上该党所赢得的支持是微乎其微的。在它成立的1933年，它在全国只获得二万七千八百五十张选票，而在1936年，它的表现甚至更糟。尽管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它在议会中连一个席位也没有争取到。
当1814年挪威人被迫与瑞典联合时，他们通过了一部民主宪法，以此来坚持其自决权利。可是，在实行议会制度的早期阶段，议员的人选往往是从过去用丹麦国王名义进行统治的那些极端保守的官僚之中产生的，同时瑞典国王又施加压制性的影响，因此向彻底民主自治的过渡不可避免地是相当缓慢的。但这种迟延在某些方面倒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使挪威避免了一次丹麦发生过的那种过早民主化所引起的激烈反应；而当1884年自由党的巨大胜利终于到来时，民主自治的取得并没有冒革命的风险，而是一次普选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1814年颁布的宪法（这部宪法只有少数几个地方后来有过改动）明白指出，立法和征税是人民通过其代表执行的职权，它还规定通过讲话或书面发表个人意见应有完全的自由。但议会本身的体制却在某些细节上不同于常见的模式。
尽管挪威人的性格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政党的数目却向来是比较少的。十九世纪时，如同在其他国家中一样，代表着由农民占多数的全国人口中那种向往个人自由的愿望的是自由党，领导着反对异族统治的斗争的也是自由党。可是，随着十九世纪末水力发电事业的发展和由此而来的大批工业中心的兴起，人口中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成分，他们的要求是必须加以迎合的。在二十世纪的头二十五年中，这一新兴工业无产阶级的要求，是通过工党和有势力的（甚至是专断的）工会组织的迅速成长壮大，通过较早实现产业工人高工资水平和堪为模范的社会福利事业而得到满足的。
然而，一直等到1927年，工党才通过选举胜利成为全国最强大的政党而组织政府。工党政府提出的纲领是很激进的，因而遭到了其他政党的联合反对，并引起了令人惊慌的资本外逃。政府几乎立即被迫辞职，在随之而来的反应中，自由党人重新上台，农民党人也一度参加执政。1933年的大选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和失业不断增加的影响下举行的，选举结果使工党在议会中拥有了空前强大的力量（在总共一百五十个议席中占有六十九席）；但直到1935年春他们才再度上台执政。在以后的几年中，农民党和自由党的力量都有所削弱，而当时的问题已很清楚，它是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抗衡。然而，从1935年起，除了战时和战后初期的联合政府外，工党事实上一直在执政，并实行了一些重要的社会改革，如失业保险、新工厂法和新学校法等。
挪威工党的观点和纲领本来就较其他西方国家的劳工运动更极端（这无疑主要是由于突如其来的工业化给予挪威这样一个缺乏经验的不发达社会的冲击的结果），何况它又受到了1917年俄国革命的很大影响。1919年，它甚至脱离了第二（社会党）国际而加入了第三（共产党）国际，但在1923年，这些挪威人由于受不了莫斯科强加于他们的严格纪律而中断了这一关系。于是共产党人在挪威另组了一个政党。1938年，工党重新加入第二国际——这是一个重新肯定其社会民主主义（而非共产主义）性质的步骤，但同时也是一个强调其和平主义倾向的步骤。在德国入侵以前的整个时期中，甚至在德国占领的初期，工党的看法一直不象其他政党那么富于民族主义，它甚至还不断给人灌输一种在面临敌人入侵的情况下不利于民族团结的阶级意识。但它的这一态度，在1941年9月德国人枪杀工党工作人员V·汉斯滕和R·维克斯特伦之后已有了改变；虽然很自然地，工党在社会上比较保守的人们的心目中仍然是相当可疑的。
但是工党的历史和它的性质有利于使它在共产党面前保住自己的阵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能抢先利用共产党的一些法宝。1930年以前，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