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德国人处于实力地位时便夜郎自大，寻衅肇事，这一点一直是人们常常议论的。与此分不开的是在战败时表现出同等程度的卑躬屈节。对下级差来遣去的人对上级就会百般奉承。这种转变可以说是很快的。“意大利人讲过这样的情况，德国部队在出色的战斗之后，看不出士气在逐渐低落，但一下子就溃不成军了。。。看来好象在装甲车的内层涂有一道消极的色带，突然之间露出了原形。”
2。 许多德国作家笔下所赞美的社会，从本质上说，一向是一种男性社会。他们把刚毅果断和冷酷无情吹捧到这样的地步，使人感觉到这种下意识地弥补缺陷的意向恰恰走到了反面。温柔娇弱以及与妇德有关的趣味，则被视为是可叹惜的。德国文学中有许多理想化了的妇女形象，但她们只是充当情人或母亲的角色。在家庭圈子里，她们一向是被看作低人一等的，给她们规定的任务只是养孩子，管厨房和上教堂。持有这种观点的男人不仅蔑视软弱，而且把仁爱和宽客与软弱混为一谈。但是比较起来，德国人太易于变得多愁善感，其语言也有助于抒发这种感情。按现代心理学的知识来考虑，要回避这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与同性恋爱现象之间的某种联系是不可能的。
3。 德国人过去常常表现出他们对暴力感觉迟钝，对施加暴力于别国人民时可能造成的后果熟视无睹。这种虐待狂与上面论及的排斥柔弱显然有关。对不能作有效抵抗者临之以重兵，这可以成为洗雪正待克服的柔弱的一种办法。如果把别人当人看待，就很难以残忍对之了。
4。 德国人的热爱肋章和头衔，经常受到人们嘲讽。但是这种癖好暴露出他们逮恋地位，也进一步反映在他们特别强调严谨和组织。这样一种癖好说明了他们根本缺乏自信心，对世界上其余的人不接受他们在自我评价中表示这种迷恋的那些东西而感到不满。德国人置身于意外的（因而不是组织好的）环境中，往往显得很不自然。
5。 国家（不管是否以皇帝或元首的形式予以人格化）、军队和政党的要求往往被吹捧得高于德国的一切个人。这种夸张又一次说明了个人缺乏内在的自信心，从而导致他投身于较大的集体去设法弥补个人的不足。这一现象在许多国家内都是人所熟知的，但在德国看来一直是较为普遍的症状。
6。 另一个表明缺乏自信的特征是德国人动不动就要反省。这种倾向偶尔也产生出不少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和理论，但托马斯·曼有一次谈到“［在德国人中］把纯理论从人类活力的社会一政治要素中分离出来，以及前者对后者占有完全压倒的优势”。德国人思想的弱点向来就是沉迷于莫测高深的理论和夸张虚饰的言词。仔细检查起来，这一些不是空洞无物，就是陈词滥调。
7。 把德国人本身的缺点推在别的替罪羊身上，这是司空见惯的事。纳粹之所以勃然兴起，攫取了政权，部分原因就在于用他们的教义把1914 年开始的德国的失败搪塞过去所产生的效果；把责任都推给了凡尔赛条约，推给了妒忌的外国竞争对手，推给了犹太人、共产党人和其他人等。这个过程彼描绘为恢复德国自尊心的过程。但不能接受批评或不能承认错误，通常不是自信的象征，而是内心的神经过敏。
以上提到的种种现象都说明德国社会内部一直是动荡与紧张的，其原因在于想用一种社会准则去强行抑制多情善感和消极被动的趋势，而这种社会准则所重视的正是与此相反的情操。在努力适应这种社会准则的过程中，某些人发觉要与之一致并非易事，于是走向极端，以此来谋求克服困难。他们的强悍暴戾，他们的自夸自大，他们的粗野鄙陋，如果由表及里地考察一下，可以解释为他们硬是要适应与个性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映。缺乏自信的主要原因是怀疑——也许是下意识地——这种社会准则是否能长久维持。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个纳粹头目都感到这种紧张压力，每一个具有上述任何特性的人都是纳粹党员，更不能说这一弱点是德国人特有的通病。但是，就此种精神状态与拥护纳粹党之间有所关联而言，可以用来作为假设，去有效地帮助说明德国人对战败和占领的种种反应。然而我们再一次提一下。程度上是可能有所差别的。信仰和心理结构，两者都不能为占领当局提供一种检验纳粹主义的严密方法。在非纳粹化时所产生的混乱很大一部分是起因于未能明确区分三种检验方法。
战争末期对战俘的审讯表明，他们可以分成另外五个类别。这些类别之间的比例，保持着显著的稳定性：
1。 百分之十是狂热的“铁杆”纳粹分子，他们的思想意识、目的和态度与纳粹领导层完全相同。他们中有受过相当好的教育的理想主义狂热分子，有天生就爱为非作55 歹的党棍。他们坚信纳粹教义的正确和德国必胜的前景。
2。 百分之二十五是“持有保留态度的信徒”，这类人中有许多与其说是纳粹分子，不如说是民族主义分子。有些属于这一类的野心家，一般比第一共人受过更高的教育。另一种类型的成员（通常由第一类转到第四类）是理想主义者，因参加纳粹活动而开始产生幻想破灭之感。
3。 百分之四十是非政治上的追随者。这类人比其他类别容易分化为各种阶级。按平均数计算，较之第二类和第四类，他们都是出身于社会下层的。
下面一句话可以代表他们的态度，“最初我们有皇帝，其后来了埃伯特先生和兴登堡先生，现在是那个希特勒，可是我们还得去挤牛奶。”绝大部分的农民、工匠、小公务员和正规军士都认为政治是高不可攀的。“对这一切我是无能为力的，我只不过是个小人物。”匀惯成自然，他们可能重复纳粹的陈词滥调，但这并不说明他们对之坚信不移。显而易见，这一类人向其他类型转化者极少。
4。 百分之十五是消极的反对纳粹的，其来源与第二类大致是同一类型：
特别在看来德国难免战败的时候，有大量的第二类人员转入这一类。这样就可以在这一类中发现一些幻想破灭程度较深的理想主义者和本无幻想可以破灭的野心家。这类人的平均年龄较高，因为有许多人在1933 年前就成年了。
但也有一定数量的人只知道纳粹主义是既定的秩序，无意识地对之厌恶，而无其他明确的理想去敢而代之。然而几年这一类的所有成员都承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效忠于德国的民族传统。他们是爱国者，不太情愿德国打败，因此势必要忧心如焚了。
5。 百分之十是积极自觉地反对纳粹的。其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反对纳粹的，因为他们都另有一种坚定的信仰。有的人自幼即深受德国保守主义优良传统的薰陶，有的人则有坚定的宗教信仰。有工人民主运动的残存者，还有一些共产党人。家庭背景极为重要。出身于有文化教养和收支平衡的家庭，每个人都趋向于不受上述种种抑制与约束，能客观地观察德国局势，而且尊重人权。这样的人都是知识分子、艺术家、小农场主、有外贸经验的商人以及他们的子弟。
战后的民意测验说明，这几类在比例上的平衡并未56 因故败而有多大改变，当然各类人的实际态度起了相当大的变化。狂热分子和相当一部分持有保留意见的信徒，都迟迟不肯承认战败的可能性。直到盟军到达并横渡了莱茵河，这时相当大的一批人似乎还继续相信形势总会有所变化，希特勒会履行他的诺言，拿出什么锦囊妙计来。如此想法，有几分是出于真心实意，有几分是不愿意面对战败给个人造成的后果，还有几分是坚信希特勒的这一论点，即谁承认有可能战败，谁就输掉一半了。然而承认可能战败，也就意味着承认德国的领导出了大问题，这样就直接冲击了第三帝国的理智和感情的根基（总的说来，也的确冲击了德国民族主义的根基）。在那样长的时期内为德国人所接受的世界图景突然来了个完全相反的转变，这只能产生一种结果，特别是在伴随着这种逆转而来的是一场剧烈的社会动荡，而又加上长期疲劳轰炸的时候。那些随着英军进入德国的观察家们一致认为全体居民处于一种精神迷乱的状态中。
许多狂热分子不是进了拘留营，就是隐蔽了起来。但不管怎样，他们对其他德国人的影响到几年之后才会降到最低点。有些人收敛锋芒，和那些颂扬盟国领导的人一起大唱赞歌，或对英、美产品数量之多惊以不止。强调盟国物质资源丰富，在感情上也首先找到了避难所，因为这样就无需承认德国的将士是被打败的。但对别人，将军们本身却找出了一个替罪羊；当他们在责怪笨拙的军事外行从他们手中攫取了战争控制权的时候，纳粹党的狂热分子则重复希特勒的谴责，说将军们谨小慎微，碍手碍脚，使希特勒发挥不出自己的军事天才。还有人非难那些地位不怎么高的纳粹头目，说他们辜负了元首的理想，追求私利，侵吞公款。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责难西方盟国的人，他们说西方盟国没有理解邓尼茨在1945 年5 月2 日广播中所讲的话：“希特勒为堵住布尔什维克洪水所进行的战斗，不仅使欧洲而且使全世界都得到好处。”戈培尔在心理的破砖碎石中埋下了一颗未爆炸的思想炸弹，一旦爆炸起来比任何有形的炸弹还要危险。戈培尔的说法是，德国在战争的最后几年打的是一场保卫文明的57 战役；英、美人坚持要德国无条件投降，从而容许东方的野蛮主义到达易北河和哈尔茨山，到了那一天，他们就很快会后悔的。
纳粹的许多狂热分子和追随者在投降后的几个月内准是抱着这种思想不放，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有朝一日其他的同胞会怀念提出这种思想的人，而胜利者会彼此闹翻，西方会准备重新考虑对纳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