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其中只有十二名可能具备二个月以上的经验。造成混乱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是负责提供人员的部门内部经常变动，因此谁也不能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办完一个人的申请手续，各种文件一直是束之高阁，谁都不知道有哪些文件。这一情况也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在政策问题方面，很少有人把自己提出的建议贯彻到底。例如。在华盛顿制订对德国工业管制计划的人，没有一个人被派到柏林去执行旨在贯彻波茨但协定的计划。只有少数几个重要岗位，其人员保持着合理的连贯性。
俄占区的苏联军事管制机构是在1945 年6 月9 日组成的。在卡尔斯霍斯特的柏林司令部和五个州之间也没有中间一级机构，理由很简单，柏林本身就处于俄占区的中心。但与美国人一样，中央权力开始时是薄弱的、在早期，莫斯科直接同负责州的司令官打交道。俄国组织机构的最显著的不同点是俄国人在1945 年7 月就着手建立德国中央行政部门，这可能是希望在波茨坦协定所规定的中央各部成立时俄占区的这种机构就可以作为核心，过了好几个月，英占区或美占区才开始成立占领区一级的德国机构，即使在这时还是强调这种机构的作用在于咨询而无执行权。另一方面，俄国人很快就开始l05 向德国中央机构颁发指令，由这些机构向各州传达必要的指示。
这样便自动限制了当地俄国司令的自由行动。他们仍对军政府负责。上级只是通知他们向德国方面发出了什么指令，要他们监督那些指令的贯彻执行，而不是告诉他们遵循什么政策（他们可能服从或可能不服从的指示）。莫斯科也停止直接同他们打交道，但与占领区内独立工作的组织还保持直接联系，这些组织多半是与工业和赔偿有关的，其自主权限制了卡尔斯霍斯特司令部的权力。红军对军政府负有更多的直接责任，在其他占领区内情况并非如此。政治委员制度使红军本身成为一种政治工具。州以下似乎很少驻有部队。由于建立了德国州政府这种形式的可靠工具，俄国人不需要进行严密的控制。几乎无法证实俄国人是否遇到其他盟国所遇到的人力问题，但从战争中伤亡人数之多和重新建设的需要来看，人力问题可能是存在的。在最初几个月内，他们肯定是人手缺乏，而他们一些最重要的官员直到1945 年11月或12 月才到达柏林。另一方面，他们大概能够命令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人去德国服务。
法国驻德国的机构是以法国人根深蒂固地反对建立任何一种类似德国中央政府的机构为根据的。因此，他们的主要司令部仍留在巴登一巴登。柏林的工作人员无权指挥占领区的工作人员，两者都直接由巴黎管辖。柯尼希将军即使出席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会议，也尽可能少去柏林。结果是法国驻柏林人员班子小，级别低，而且缺乏权威。在四个占领国中，他们对四方讨论问题所作出的贡献要算最少（这也许最终意味着他们浪费的时间比谁都少）。他们住在法管区北部边缘的弗罗赫瑙，经常遇到供应困难，特别是运输方面的困难。
在法占区内，组织机构分力行政管理总署，财政经济管理署和法律与公安管理署，都设在巴登一巴登。各州总部的管制当局集中组成一个州高级代表团。这一机构如何进行工作，看来无从得知，这是很可惜的，因为106这个机构给人的印象是比英、美的体制更能保持平衡。从表现的特征上看。
法国人在设立他们的组织时似乎丝毫不去考虑中央机构的形式，即使设想这种形式对他们来说是合适的。他们对占领区控制极严，委派德国人做的事比别的占领区要少得多。1946 年12 月，据说他们有一万一千人参加军政府。
这就是说每一万个德国居民有十八个法国人来管制，英占区是十对一万，美占区是三对一万。据报道，在巴登一巴登的法国人多于德国居民。不谈一谈柏林，便无从看到盟国组织机构的全貌。柏林由一个小型的管理委员会来治理；四个管制区的司令在一个叫做军事管制总部的机关里聚首开会。
每个司令有两名副手，一个负责驻军，另一个负责军政府。负责军政府的代表组成一个附属委员会，它对军事管制总部的关系犹如协调委员会对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关系。在它下面也设有各个委员会，负责主要的市政工作。在德国方面，柏林由议会（市议会）和执行部门（市政厅）来治理，由一个市长领导，接受军事管制总部的命令。各占领国在其管制区内负责管理自治区（专区）的行政机构。在1945 年7 月前俄国人单独管制柏林的那几周年，他们把那些合意的人安置在市政厅和专区的大部分行政岗位上（虽然不尽是共产党人）。其中有些人证明为极不合适，西方盟国不得不把他们撤换掉。在1946年10 月市议会选举前要更换市政厅的人员是不那么容易的，而且需要运用某种机敏的手段，来防止市政厅在未经军事管制总部授权和在违犯占领国怠愿的情况下，对专区的行政机构进行干涉。但在1945—1946 年冬季，军事管制总部确实成功地制订出一个联合粮煤计划，同意确定全城定量和税收的共同标准，并在克服了某些困难之后，成功地确定了举行选举的基础。当然，对这样一些问题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其后果一定比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中意见不能一致所产生的后果更迅速；更具体地暴露出来。而在最初那几个月里，还没有哪个占领国愿意承担公开破裂的罪责。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第七章 德国状祝
如果不考虑到占领时总的形势，便无法理解和评价盟国对德国的占领。
前面几章旨在提供种种背景知识，下面几章则想作更深入一步的阐述。然而，所有这一些都好象是一个人在用纯科学资料来解说布吕格尔的一幅画的魅力何在，而特殊情节的色彩却未加描绘。不过，要使一个从未身历其境的人获得一种不偏不倚的印象，并不是轻而易举之事。这就要求既具有伊夫林·沃和阿瑟·凯斯特勒的笔法，又得具有格雷厄姆·萨瑟兰和奥斯伯特·兰开斯特的画艺。占领期间生活的最显著特色之一是喜剧与悲剧并存，是宽厚与同情和凶残与罪恶共处。但人们无从知道打着呃说“整个世界在可怕的动荡之中”的乔克塞·戴利什么时候才可能不打断博伊尔夫人哀悼亡儿的哭泣。以下各页充其量只能聊以弥补一下这种缺陷。
也许要指出的第一点就是：整个社会货币暂时不起作用了。就盟国方面来说，货币已为等级所取代，膳宿供应与交通工具这两项重要的生活必需都依军阶而定。我们在国内讲笑话，说到一个人发迹的情况，他是从用方桌一跃而用写字台，从用玻璃水瓶一跃而坐扶手椅，从用毛毯一跃而欣赏绘画。
可是在德国，实际上整个生活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这种基础上实行配给。一个人的军衔或准军衔决定了他住什么房子，在何处就餐，用几个仆人，享受怎样的旅行待遇，住什么样的旅馆，甚至决定他来卧车睡卧铺的权利。什么东西部由当局来提供，大部分由为此目的而从德国国外进口的库荐品中提供。
情况竟至于此：如果要请一个颇有名望而不是军人的乐团指挥到占领区来巡回指导，而又要保证他享有应得的舒适待遇，那108 么先决条件就要让他接受一个同级陆军少将”的军衔。这样一来，一切都迎刃而解，要什么就有什么了。在德国，每个人都有他或她的“同级”军衔，虽然作为平民，外表并无任何军阶的标志，但当他们的夫人出场时，“同级陆军中校鲁宾逊夫人”
便和德国的传统称呼“政府副参议施密特夫人”媲美了。就连乳臭未干的人也渐渐懂得军阶。曾听到一个男小孩问他的游伴：“你的爸爸当什么？
我的爸爸是个‘特别’长官。”当然，配给食物和房屋是要收费的，但与开销或工薪收入相比，是不算高的。烟酒要买，但两者都不上税。在英国度过战争年代的人，如果酒痛未偿，可以立即开怀痛饮，因为甚至于松柏酒或德国杜松子酒的售价只有六便士一杯，那是很吸引人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有机会用钱，或竟无机会用钱，就连看戏看电影通常也是免票入座的。在德国铺子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买。只有兵营里的食品店可买到东西，而且削价供应。出纳员是“德国最孤独的人”，向他们提款是很少有此必要的。
事实上，情况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按需要进行分配”（或者不如说按其职务进行分配）。而且一切卑贱事务都是由德国人来承担的，因此在管制工作委员会集团内便不存在低下的等级。诚然，“次等军价”中人不能进入军官俱乐部（不管怎样，在1947 年前是如此），但是甚至这些人的家务也是指使别人代劳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德国重享中产阶级的生活，这种生活在他们本国已为战争所破坏。有时人们怀疑，相形之下，俄国人是不是头一次过着这种生活。
这种仰仗军价来向当局获取各种方便的做法必然要产生流弊。有些人心急如焚，想提出充分理由或错误理由去获取自己无权享受的特权，他们便向有恩可施者摇尾乞怜。行政岗位上比较低级的官员面对朋友或上级的求情说项，如果不受诱惑的话，就感到相当为难。“好朋友的圈子”显得太突出了；善于“钻营”受到不恰当的尊敬。显得荒谬的是，采取旨在肃清流弊的措施往往适得其反，原因在于总是难以用一般的措辞来订出条例，惩办一切坏人，好止所有的好人自由自在地从事他们的许多必要工作。可是，条例订得越严，遭殃的好人就越多，而给逮住的坏蛋却越少。为了使有益的工作不致受到掣肘，行政官员日益需要拥有一切自由决定权。就是这样，如果想彻底执行一项政策而不破坏任何条例，那就非要有相109 当机敏的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