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国家看来，这回阿拉伯军团的撤退却是一次不应该的临阵脱逃的行为。这因为以色列人把卢德和腊姆拉的阿拉伯居民共计六万人左右都赶了出来，其中包括来自海法的那些已经是难民的阿拉伯居民；与此同时，以色列人实际上还占领着整个西加利利地区，包括阿拉伯城市拿撒勒在内，而且在南线对埃及人的作战中也取得一些进展。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军队被挡住了，他们也未能截断阿拉伯军团和拉特伦的交通。
联合国调解人飞到成功湖亲自向安全理事会作了汇报以后，接替沃伦·奥斯汀担任美国首席代表的菲利普·C·杰塞普于7月13日提出一项决议案：命令于三天内停火，否则根据宪章第七章实施制裁。据说以色列的年轻的作战部长和他的军队同事们都极力怂恿他们的政府“不要同意停火而要进行到胜利”。在以色列，卡多根立即支持美国这项决议案一事，被人用来同他在5月间顽强反对对阿拉伯实施制裁一事，作了讽刺性的对比。然而，即使安全理事会7月15日通过并于18日生效的第二次停战决议使以色列人不能得到进一步的好处，他们也还颇有理由感到满意，因为在两次停战之间的十天战役中，他们从阿拉伯人手里夺得的领土，已经三倍于他们在第一个月战斗中所获得的领土；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不团结，则由于约旦未能守住卢德和腊姆拉两地而大大地恶化了。
（四）第二次停战和联合国调解人的被害 1948年9月17日
在第二次停战的执行中夹杂着许多双方不遵守停战条件的情况，结果零零落落的战斗继续发生，特别是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入由于最近取得的一些成功而洋洋得意，倾向于残酷对待那些袭击以色列交通线的阿拉伯非正规军出没的地区。在南面，埃及人不让以色列的公路运输队向二十五个内格夫定居地供应粮食，除非以色列人先停止向定居地的空运供应；而以色列人则拒不停止空运办法，也不肯接受联合国的监督，除非埃及人先让公路运输队通过。同样，因为阿拉伯军团仍旧占据着从海岸到耶路撒冷的输水管道上的拉特伦抽水站，约旦政府拒绝恢复对新城中十万犹太人的供水工作，理由是以色列人没有履行关于耶路撒冷非军事化的停战条款规定（这个理由未能使调解人满意）。
以色列临时政府的驻伦敦代表（温和派的内厄姆·戈德曼博士）于5月26日告诉调解人说，英国正在考虑这样的领土交换，而且评论道，“犹太领导人们自己对南内格夫的重要性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同上书，第10页）。据说，贝文在他1947年2月间同犹太复国主义者领导人的谈话中曾劝他们不要要求巴勒斯坦南部的领土（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128页）。
调解人和以色列政府之间的对立由来已久，即在他到达巴勒斯坦后的十天内就开始了。当时，关于谢尔托克对他的停战建议所作的“非常激动的”批评，他提出过抗议，说谢尔托克反对安全理事会和世界的舆论，“肆无忌惮”地威胁他。可是，无论如何，由于伯纳多特于6月27日建议，作为一项“值得考虑”的办法，把耶路撒冷划入阿拉伯领土之内，紧张的程度又大大增加了。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大概因为越来越同阿卜杜拉国王意见不合）在7月底已准备考虑耶路撒冷的非军事化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一个月前他们还认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现在却轮到以色列政府来提出非军事化的先决条件了一这就是撤销调解人关于把耶路撒冷划归阿拉伯统治的那项建议。被与此同时，“伊一兹一卢”和“斯特恩集团”的极端分子则决心反对调解人的建议，已经把他们的力量集中到耶路撒冷。5斯特恩集团在他们的头子内森·弗里德曼一雅林的领导下，最近已经带上了极左的性质。第一次停战刚刚开始，斯特恩集团就对联合国调解人及其观察员采取了威胁的态度，并且在调解人8月9日至11日访问耶路撤冷时公开示威反对他。
意味深长的是，一部分以色列报纸一口咬定说这位调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最后阶段期间作为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曾同希姆莱有过暖昧的勾搭，而现在又成了“英美帝国主义”和“石油利益”的一个代理人。除了这些过分的指责外，以色列政府和实际上整个报界都对调解人及其联合国观察员采取了敌对的态度，说他们偏袒阿拉伯人，没有起了什么作用。
早在9月间，调解人就为耶路撒冷的紧张局势非常担心，正在考虑把他自己的总部（当时设在罗得岛，该岛和巴勒斯坦的空中交通会受到冬季暴风雨的影响）和他手下观察员总部（当时设在海法）都迁到耶路撒冷城里来。斯特恩集团的领袖大概当时还不知道调解人在这个阶段的意图，曾在9月6日他的特拉维夫的新闻传单上的一篇文章里用了这样的话来作结尾：“当前的任务就是赶走伯纳多特和他的观察员们。祝福这样干的人们！”
然而，关于耶路撒冷犹太极端分子组织的威胁态度的报告，送到以色列当局面前的时候，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耶路撒冷的军事长官伯纳德·约瑟夫，就反对调解人搬到城里来办公。谢尔托克则于9月14日说，内阁已推迟作出取缔极端分子组织的决定，因为有些部长希望能说服它们和平地解决。两天后，即调解人到来的前夕，谢尔托克本人和作战部部长据说曾在特拉维夫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批评了联合国的观察员。9月17日，调解人对耶路撒冷的犹太占领区进行访问。自从斯特恩集团在8月间对他举行示威以来，这是他第一次来访问。陪同他的是一名以色列联络官，但没有带武装的警卫。他的汽车被一辆吉普车堵住去路，四个穿以色列军服的人，结成一伙，其中一人在近距离把调解人和一个法国观察员当场击毙。据说立刻用飞机把凶手们偷送到捷克斯洛伐克去了。后来有人说他们属于一个叫作“祖国阵线”的组织，显然就是斯特恩集团的一个分支，但后者却矢口否认。在谋杀事件发生后又拖延了二十多小时，伯纳德·约瑟夫才下令在耶路撒冷实行宵禁，而在这段时间内斯特恩集团的成员仍然在城里自由地活动，但是它的“官方发言人”却发表了一项声明，指责说，干这件罪恶勾当的是英国情报人员。对行动迟缓所作的辩解是：以色列军事年9月27日）。最后，《曼彻斯特卫报》驻特拉维夫记者报道说，以色列政府在致瑞典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承认，对调解人“未提供警卫，因为当时认为他也许不愿意要警卫”（《曼彻斯特卫报》，1950年6月20日）。
8月29日在埃及部队里服务的沙特阿拉伯非正规军杀害了两名联合国观察员，因为他们的飞机事先未通知就在加沙机场降落（《联合国调解人的进度报告》，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3届会议，增编第11号，A/648，第40页，第16节）。当局对调动他们耶路撒冷防地的军队一事是很勉强的，因为他们要提防阿拉伯人的进攻。可是那些被以色列警察逮捕的斯特恩集团成员却听任其逃走，或逐渐被释放了。弗里德曼一雅林和他的作战司令官，由于参加恐怖组织，于1949年2月10日分别被判处八年和五年的徒刑，但是由于同时宣布了大赦，也都获得释放。这样，弗里德曼…雅林就在他刚被选为议员的以色列议会里人座了。瑞典政府抱怨说，以色列政府在调查伯纳多特伯爵被害一案中严重地有失职责。过了将近两年，以色列政府才承认“组织工作有缺点和经验不足”，弥补了两者之间的裂痕。
（五）1948年10月以色列的进攻
阿拉伯各国的领袖在巴勒斯坦远没有达到他们的军事目的，这时强加的第二次停战，却使他们得以在1948年夏天期间就巴勒斯坦政治地位问题大作文章。
9月20日，一个在穆夫提领导下的“全巴勒斯坦阿拉伯政府”宣布成立，并且在10月间得到了除约旦以外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承认。在埃及军队占领的那部分南巴勒斯坦地区，这个设在加沙的政府所拥有的威信，也是暂时和空有其名的。至于那些拥护阿卜杜拉国王的人，这时也在筹备一个“巴勒斯坦民族会议”。
10月1日，有五千个著名人士自称代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外约旦的人民，在安曼集会，抨击加沙政府，并且请求阿卜杜拉把巴勒斯坦置于他的保护之下。与此同时，以色列军队一直是通过一条秘密途径暗中从捷克和其他方面不断获得军需物资，上述情况使他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不攻击耶路撒冷—拉特伦战线的阿拉伯军团，对于以色列向埃及战线发动进攻，阿拉伯军团可能不闻不问。调解人的进度报告（9月中旬公布）建议：如果以色列要保留它现在占据的西部加利利地区（根据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已划给阿拉伯人），作为交换条件，它应当把从马杰达勒至法卢贾线以南的那部分巴勒斯坦领土（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已划给以色列）全部让给阿拉伯人。可是，以色列既不肯放弃位于那条线以南的内格夫地区内二十五个定居地，又不肯放弃在辽阔的沙漠地带可能找到的矿产资源。以色列与在南巴勒斯坦的埃及占领军，为了被围困的定居地的粮食供应一事，一直存在着争执，这使以色列在该地区采取直接行动有了借口。
10月初，以色列的参谋部一方面坚持要埃及政府接受他们向定屠地派遣护送队的要求，另一方面则阻止联合国向该地区派一位常驻观察员，同时还有计划地把军队和武器装备从其他战场调到该地区。
l0月14日，他们通知联合国参谋长，将于次日早晨派遣一支护送队，后来又宣称他们的护送队受到埃及军队的袭击。埃及陆军司令官反诉说，该日晚间，以色列用装甲车对附近地带袭击，这就构成了15日清晨总进攻的一部分。以色列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