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都强调，意大利同匈牙利、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联系，以及匈南两国的和好。齐亚诺坚持说，意罗两国合作之路是经由布达佩斯的。而加芬库则怀疑他是希望以一个联结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和索非亚的亲轴心体系来取代巴尔干协约国。
加芬库在来罗马之前和到达后向意大利报界发表的几次声明，显然是没有作出任何承诺的。首先，他详细阐述了罗马尼亚的希望保持它的政治独立；其次，详细说明了两国互为补充的经济利益。1939年上半年与1938年同期相比，意罗两国的贸易总额有了增加，意大利对罗马尼亚的输出也增加了，但意大利从罗马尼亚的进口额仍比它的出口额多。其次一个访问罗马的罗马尼亚政府成员是财政部长康斯坦丁尼斯库，并且不久就宣布了一项协定，它规定以八万吨谷物和三十五万吨石油换取意大利的人造丝、汽车和机器。意大利还提供了造船专家的服务。
前面提到过的英土协定甚至比英国给予希腊和罗马尼亚的保证还要使法西斯政府感到厌恶。齐亚诺竭力促使德国政府反对土耳其，一部分也是想以此来回答德国新近关于行事要有节制的劝告；而且他希望利用人们害怕有英国为后盾的土耳其在巴尔干称霸的恐惧心理，用它来作为吓唬希腊人和南斯拉夫人的一个妖怪。“这两国人对土耳其人的丑恶行径记忆犹新。……我并不存奢望，但是设法重新提起某些旧恨常常是值得一试的”。
第四编 德国
第一章 布拉格的后果，1939年3月
从3月15日“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最后解决到31日第一次公开承认“波兰问题”的存在，这中间只相隔两个星期多一点。可是，甚至这一短暂、混乱的间隔也有它自己的停顿、危机和调子降低的节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刚结束的行动的重要性是多大、名声是多臭，对已经过去的事的关注，竟会如此迅速地就被对可能将要发生的事的全神贯注所代替。据说，希特勒在进入布拉格后就曾预言，只要再过两个星期的时间，就没有人会再谈起它了。但是甚至连他都没有预料到，注意的中心会如此瞬息万变，更不用说意识到它的重要意义了。因为这不可能只是简单地归因于承认——不管是象德国那样自鸣得意，还是象英法那样并不情愿——捷克斯洛伐克已无可挽救，必须作为全部亏损而一笔勾销。倒不如说，这是对于希特勒在国际关系的处理中所注入的无理性和专横这些因素——都并不是新的而是向未觉察——的一种本能的适应行动。虽然德国的军事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它的把斯洛伐克变成一个“保护国”，以及匈牙利的征服卢西尼亚，这一切到3月16日傍晚实际上都已完成了；但当时没有人能有把握地说，入侵军队现在总算是达到了他们的尽头，或者可以准确地估计这些事件对于欧洲的其余部分有什么含意。也不仅仅是在巴黎和伦敦，在华沙和布加勒斯特，那里的政府和人民都在问“下次是哪个？”和“还有多久？”。德国人也在考虑这些问题，许多人深怀忧虑，而希特勒本人也还没有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这样，歇了不过三天之后，一股新的紧张浪潮又形成，渐渐增加力量，到3月24日就爆发了。这月18日，西方民主国家在已经缓过气来并对形势作了估计之后，在同一时间内既提出了敷衍塞责的抗议（对此，希特勒早已料到并决定置之脑后），又拿出了它们第一个尝试性的“包围”德国计划（这却是希特勒没有预料到的而且也不能相应不理）。它们集中注意力于罗马尼亚，认为下一步它最有可能成为希特勒的牺牲品，然而结果却证明它们是错了。在接近月底时，它们将要找出第二条线索来。在此期间，头几发炮弹已在那一场“包围”对“反包围”战争中打响，直到大战爆发为止，双方所有的一切外交力量在这场交战中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大显其身手。
据外国访问者报告说，柏林在听到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的消息时，人们都迷惑不解并且显然缺乏热情：他们似乎被事态的迅速变化弄得不知所措，希特勒的公开抛弃种族原则没有能逃脱人们的评论，有些人怀疑他的违反誓言已经达到怎样的地步。反希特勒政权的阴谋者组成的小而分散的集团也到处遭到挫败，他们的希望和计划破灭了，他们以一种更为愤慨和惊惶失措的心情谈论希特勒的最近一次不流血的胜利。他们中有一人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无耻傲慢，逾越一切范围、一切礼仪的第一个例子”。在政府的最高级官员中有些人认为，这最后一次大成功与以前各次性质有所不同，它标志着在走向战争和最后失败的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并不因没有对手就不注定要失败。还有些人，象外交部的国务秘书，则准备秘密地断言（他们不敢公开说），随着捷克事件的发生，没落已经来临。对比之下，积极的党员们除对德国战略地位的加强感到胜利和满意之外，还对德国未来开拓的方向纷纷进行热烈的猜测。弗兰科尼亚的地方长官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在3月15日纽伦堡的一次示威游行中预言：“这仅仅是个开始，更大的事件将会接踵而来；民主国家可以跳起来，爱怎么抗议就怎么抗议，它们最终是要投降的。”
可是，开始时候报纸上很少探讨这种可能性，它们只表示普遍承认这一既成事实是应当的——的确也是无可避免的——并且过早高兴他说，“甚至连一个正式抗议都没有”。魏茨泽克和在国内或国外关键性外交岗位上的一小批外交部同事，则很难也抱有这样的乐观看法。他们（这时，从15日到19日晚，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都不在柏林，先是在布拉格然后去维也纳）不得不去面对这一政策可能产生的任何反响，而这项政策却又不是他们拟订出来的，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也没有预先得到关于这项政策的警告，他们知道在道义上也是难以为它作辩护的。然而，甚至连他们也好象满有把握地觉得不会发生有份量的反应。这样，魏茨泽克在15日打电话给阿托利科时就着重地指出，“在我看来，英国人或法国人都不会立即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在伦敦的迪克森同一天报告说：“人们认为要采取一项有力的或有效的反击行动是难以办到的，特别是因为法国人已经明白表示不赞成。我从权威方面听说，……博内今天告诉……菲普斯说，一个人只能要么全做要么全不做。法国已决定采取后者。”伦敦和巴黎的初步反应确实是温和的。迟至17日晚，魏茨泽克已得知的惊人消息也只不过是：英国贸易大臣奥利弗·斯坦利和海外贸易大臣R·S·赫德森推迟了即将进行的访问柏林，那时正在柏林的法国经济代表团团长阿尔芳突然于16日离去，亨德森于17日奉召回伦敦述职——而如果，象魏茨泽克所记录的那样，英国大使那天向他告别时确实曾向他探询“他可以转送给张伯伦用来回击后者的政敌的那些论据”，那么，甚至这最后一个办法一定也已失去了它的一些尖锐利刺。
直到此时外交部同样没有理由预料中欧或东南欧会有任何难以对付的发展。确实，匈牙利已经有一些小规模的、没有条约根据的侵占斯洛伐克领土的行动，但暂时控制住了，有意不使斯洛伐克…卢西尼亚边界问题在23日以前发展到严重的关头，只是到那时似乎才取得了希特勒的明确允许。从波兰——受到德国最近扩张行径的最直接威胁的国家——很可以预料至少会提出某些强有力的抗议，如果这不是一个为时过晚的想从捷克斯洛伐克的毁灭中为它自己取得什么的企图。但是没有迹象表明波兰打算采取这样的行动。德国驻华沙大使毛奇在15日深夜报告说：“贝克先生……要我今晚会见他，他以显然不高兴的表情告诉我说……在令人惊异的军队开入中，沿波兰边界观察到了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构成波兰外长抱怨的重点的是，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方式，而不是入侵事实本身：用机枪瞄准波兰领土；有侵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分界线的情况；事前未通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尽管如此，波兰方面把这些措施归咎于“下级机关误解了指示，而没有采取反措施”。这场谈话在毛奇作了奉承式的回答后，于是气氛变得更为友好。贝克对斯洛伐克的独立表示满意，并明确否认国外报纸所报道的波兰对它有“特别企图”，他还声明波兰军队并未集结在斯洛伐克边界上。在这次谈话后的次日，波兰及全世界都知道了斯洛伐克已经以它的独立换取了德国的“保护”；行动的机会，如果以前曾存在过，现在可是再也没有了，波兰政府只能设法去确定那种保护的含义和目的是什么。16日，副国务秘书阿尔齐泽斯基催着要柏林对这个问题作出答复，毛奇于是打电话给魏茨泽克建议，“贝克先生显然受到了军队的强大压力，为了支持他的地位，……应向他提供特意安排的情报，以便尽可能地减轻他的对一次广泛的侵犯斯洛伐克独立的行动和来自斯洛伐克的军事压力危险的恐惧”。但是从他18日的简短而模棱两可的答复可以看出，国务秘书目前完全不能提供任何情报，所以毛奇和贝克一样暂时只能等待事态的自行明朗化。
对比起来，罗马尼亚向外交部提出的问题，如果需要较大的努力才能解决的活，至少不会发现它是无准备的或踌躇不决的。这里所必要的是，控制和解决由于匈牙利进入卢西尼亚而造成的火上加油的局势——但是不能让德国受到损害或明确地卷入，不论它是担任调停人、仲裁者或在紧要关头突然出现来扭转局面的人——办法则必须是既不致引起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的战争，也不会为其他有利害关系或无利害关系的国家提供进行干预的机会。对于不大可能的匈牙利默许罗马尼亚当初提出的一项建议，即波兰和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