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从驻华沙英国大使那里接到张伯伦的令人为难的邀请——的确，不是邀请去确实参加这样的一个联盟——但至少是邀请去同苏联和西方国家一起参与一项目的是要限制德国进一步扩张的公开宣言。这样同时受到德英两国的献殷勤，他们表现得很勇敢，但行动并不是明智的。他们既不把柏林提出的要求转告英国或法国政府，又不将他们从伦敦接到的提议泄漏给德国人。他们驻在伦敦的大使于3月23日接到指示，要他去把英国的外交引入一条他们认为较少危险的途径，即由英国和波兰单独搞双边合作；而利普斯基则于25日接到指示，要他对德国的建议给予一个圆滑得体但是否定的答复。
在此期间，3月23日不仅宣布了美美尔同第三帝国的重新联合，而且还宣布了德国同罗马尼亚签订一项经济条约，和同斯洛伐克签订保护条约。这一切在波兰引起了全国的震惊和愤慨。贝克的“不可原谅的目光短浅”在报上受到抨击，他在国民议会被“严厉地诘问”，各反对党通过了需要全国团结的决议。此外，德国驻但泽总领事于24日用电话向柏林报告说：在走廊的北部现在采取了某些“纯防御性的”措施，在那里征召了三个年龄级别的后备役军人服役，卫戍部队取消了假期，火车和汽车车辆全部从但泽和格丁尼亚撤走了，马和出租汽车全部被征用。毛奇于同一天从华沙发出电报报告说，“征召后备役军人，个别的例子已经被发现有好多天了，但是从昨日起又有了加强。这表示政府认为这样做是可取的，即应该使国外知道，但特别是要让国内知道，波兰不会屈服于对它的重要利益的任何干预”。25日，波兰参议院不仅通过了多种关于国家防务的法律，而且在立陶宛驻波兰公使到会参加的情况下，正式表示了对于他的国家失去美美尔的同情心。同一天，在柏林，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情报部长）打电话给外交部，报告军队在格丁尼亚集结以及从走廊南部调到靠近但泽边界地区的情况。他报告说凯特尔将军不相信波兰人方面会有任何侵略的意图，因此他也不相信波兰会宁愿抢在我们前面一步，实行军事占领但泽，他把这些措施归因于通常显而易见的波兰人的神经过敏。在另一方面，总参谋部内的倾向则是对形势持更为严重的看法。
显然是被这些表明波兰人倔强的迹象所惹怒，里宾特洛甫在利普斯基从华沙回来后于26日给了他“一个明显冷淡的接见”。他原本打算要驻华沙的德国大使在这期间立即去见贝克，以便补充他本人21日同利普斯基的谈话；魏茨泽克因此于23日打电话要求毛奇临时安排这次必要的约会。而里宾待洛甫自己则起草了详细的指示：毛奇必须特别强调急迫解决的必要性，应该详尽地说明波兰可以指望从它的屈服得到的利益，并且最后应明白告诉对方，如果它仍抱着“一种纯粹被动的或推诿的态度”，希特勒将断然决意永远地收回他的提议。希特勒从美美尔回来后，当把这份指示的草案送给他看时，由于某些原因，他没有予以批准；因此这指示从没有真正发送出去。在24日写给毛奇的信中加以解释时，魏茨泽克说这指示同21日的谈话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它只是措辞更为严厉罢了，而且也可以说是让波兰人去作出选择：做朋友还是做敌人”。这种选择，他设想：“贝克先生将试图尽可能地逃避”。很清楚，乐观和忍耐都同样开始消失。波兰大使现在递交给里宾特洛甫的波兰政府备忘录也没有打算要增进他的友好情谊。语气是十分和解的，然而它对德国的要求只肯作很小的让步。通过走廊的越境交通地位“不能考虑”，虽然波兰政府可以同意波德两国从技术方面共同研究简化和改进现有设施的可能性。至于但泽的地位，它重申早先表示过的信念，即这个问题应由华沙和柏林直接达成协议来解决，而不是通过国际联盟。但是它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以一项波德联合保证为基础的，这项保证不仅“符合德国人的愿望”，而且也保证“波兰的权利和利益……将得到尊重”。为此，它建议举行一次预备性的“对政治原则的讨论”。但是对于里宾特洛甫要求贝克访问柏林一事，利普斯基已接到指示可用口头答复：波兰外长认为“这种会谈有必要事先作好准备，对上述各问题至少用提纲形式先加以阐明”。
里宾特洛甫在阅读了这份文件后同利普斯基进行的谈话是极不友好的。在述说了他的意见即波兰的态度不能被认为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合适基础，并又回到了他原来的要求之后，这位外长接下去抗议波兰最近的军事措施，并警告利普斯基当心“可能的后果”：“例如波兰军队侵犯但泽领土主权的行动，德国将认为是同侵犯第三帝国边界一样的行为”。利普斯基于是否认波兰有任何侵犯但泽的意图，并且为它的部队调动辩解，说那只是预防措施，从德国对斯洛伐克和美美尔的行动来看是很可以理解的。里宾特洛甫于是又转而就享有治外法权的交通权和但泽问题进行指责。对于前者，他拒绝波兰提出的联合进行技术研究的建议。关于但泽，里宾特洛甫最着重的是德国的主权；但他费了很大力气想使波兰大使相信，波兰在这一点上如肯让步将得到很大好处：
他指出（据利普斯基所记载）德国是在以德波相互依赖这于原则为基础的、非常广泛的波德和解的范围内，设想整个概念的；他还说波兰是一个东方的首要因素。在这里他提到了，例如，德国承认波兰在乌克兰问题上有优先权利，尽管这可能会使德国某一部分的舆论不高兴。他也提到在这样一种和解的范围内讨论斯洛伐克问题也许是可能的。
这些争论并没有能引起波兰大使的任何热情。他对“等局势稍微平静时”（里宾特洛甫的话）波兰政府是否会再考虑德国的建议，是用“一个含糊其词的答复”来回答的。他还反而提出一个要求，要德国人再研究一下但泽的问题。里宾特洛甫用相当粗暴的语气结束了这次讨论。他说，他将把波兰的答复立即向总理汇报；但他明白表示，照他的看法，后者不可能认为波兰的建议是满意的：“按照德国的看法，只有但泽的确实再合并，同东普鲁士的享有治外法权的连结，签订一项附有边界保证的二十五年互不侵犯条约和在斯洛伐克问题上的合作，才有可能得到最后的解决。”
对于直截了当地割让但泽波兰实在无能为力的声明，还得由贝克来最后签字盖章。3月28日晚上他请毛奇来见他，以便听取波兰政府对里宾特洛甫26日给予利普斯基的警告的答复——警告是说第三帝国政府将把波兰的入侵但泽视为入侵德国本身。贝克正式宣称，德国政府目的在于改变自由市现状的任何干预，将被视为对波兰的侵略，而但泽参议院方面的任何类似企图，也“将引起波兰政府方面的立即反应”。同时他否认波兰方面有对自由市采取暴力行动的任何意图，并重申它的命运应通过签订一项德波协定来决定的意见。
希特勒给予波兰的“慷慨”建议就是这样提出和被拒绝的。对德关系中的一个里程碑，虽然还不是决定性的转折点，业已来临。从此以后，外交和谈判的工具被搁置一旁。“神经战”不久就开始了。里宾特洛甫仍抱着波兰人可能会醒悟过来的希望，他于26日同列普斯基谈话后记下了他的印象：他们的军事措施完全是自卫性的，他们方面并没有意思要偷偷地抢在德国之前占领但泽；而且他相信，他们“希望尽可能容易地从目前的谈判中脱出身来”。他认为他们的妥协的建议“可能并不代表波兰政府的最后决定”，因此他向希特勒建议下列步骤：
1．对于波兰报纸的攻击，德国报纸应逐渐地加以反击，但不要把事情弄得难以收拾。 2．在短时期内由我去通知波兰大使，波兰的建议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
3．如果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波兰的军事措施并未逐渐减少，那就又要提请利普斯基先生注意由此而引起的困难局势，并且必须向他指出，如果事情这样继续下去，后果将是很不妙的。
但是从这时起，局势迅速恶化了。3月25日在利尼埃沃发生的反德事件已由驻托龙的德国领事向本国报告，27日的德国报纸刊载了关于26日在布罗姆贝尔格发生的反德事件的报道。那天（27日）里宾特洛甫又一次要利普斯基在回华沙（28日）之前去见他，这一次是去接受对这些“暴行”的愤怒抗议。大使表示了遗憾，并答应立即进行查询。但是在他就这时的波兰紧张局势为自己的国家进行辩护，并指出德国也在发生类似的反波事件之后，他接着又建议，如果报上刊登一些两国政府发表的使人消除疑虑的话，可能会使两国的舆论逐渐平息。里宾特洛甫于是回答说，“局势并不能保证可以有任何那样的做法，因为前面所述的挑衅和报纸攻击，迄今为止全都来自波兰一方面”，如果德国报纸现在开始还击，“它将彻底地干一下”。最后，他表示“他不再能够理解波兰政府”；他也许不可能把它的反建议作为一项解决办法的基础；“两国之间的关系因此正在剧烈地恶化”。利普斯基在离开时答应要尽一切力量来克服困难。直到8月31日晚为止，德国外交部长没有再亲自接见他。
德国人玩的手法事实上很不高明。他们不仅挑选了可能是最坏的时刻来对波兰施加压力，因为他们急不可待地想要早日取得结果，他们所选的时刻正是人们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记忆犹新、英法两国最倾向于协助波兰以防止进一步侵略的时刻；而且由于他们的拙劣的宣传、他们的威胁性的军事调动以及他们对自由市当地国社党极端分子无力控制，他们就同时又使波兰国内的焦虑不安上升到了一个剧烈的高度，以致使得贝克别无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