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里宾特洛甫向大岛浩提到的“谨慎的试探”以及他们后来恢复德俄经济会谈的事，都记载在另一章中。在那里可以看到，签订一项经济协定的进展是缓慢的，双方都十分谨慎小心；而政治解决必须同时附带有经济安排的主张，则是俄国人在5月初提出来的。这一建议对德国人很有利，因为它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去破坏正在缓慢地进行的英法同俄国的谈判，而且不必采取主动或在这个阶段承担任何义务；另外还可以利用它来推动促进一下日本，正如里宾特洛甫同大岛浩的谈话所表明的那样。之所以不反对俄国人的任何建议的另一个强有力的动机是，德国迫切需要俄国的原料。戈林作为四年计划的最高负责人对这问题特别感兴趣。甚至当他和里宾特洛甫正在谈论同苏联恢复政治友好关系的可能性时（大概希特勒是知道这次谈话并表示同意的），在进行贸易谈判的德国官员们似乎还没有了解到他们的政府可能是想要从俄国那里得到比原料更多的其它东西。
德国人在这个时期感到很大苦恼的是，他们仍没有能够做到使日本政府同他们自己以及意大利人一起签订那项三国军事联盟公约。为这事里宾特洛甫从1938年夏季起就一直在努力做工作，他希望这将有效地使西方国家完全打消在东欧插手干预的念头，而这件事的结果对全世界来说也许同样是关系极大的。关于德意日三国公约谈判的失败和作为权宜之计签订德意钢铁公约的经过分别在其他章节中加以叙述，在这里只简短地略提一下。德日谈判中遇到的主要障碍，是日本坚持要在三国公约的一份秘密补充议定书中写进这样一项保留：如果同俄国之外的第三国家发生冲突，除军事援助外日本将停止给予其他一切援助。日本人还要求有权向美国和西方国家保证，就日本而论，这个联盟完全是针对俄国的。
里宾特洛甫准备在原则上同意，对日本来说联盟主要是针对俄国的；在一场德国同任何其他第三国家之间的冲突中，也不可能盼望它会给予多大的军事援助。但他拒绝同意日本人的要求，把这些原则用书面写进公约或一项秘密协定中。他的让步至多只能是，日本政府的保留可以在签字前由它的大使以发表口头声明列入记录。尤其是，里宾特洛甫明确地拒绝，日本方面有口头上或用书面向英国或法国传递任何信息的可能性。他还细心周到地通过4月4日的一份由阿托利科转交的电报，来保证得到齐亚诺对这一点的确认和支持。
4月20日里宾特洛甫同大岛浩的会见并未得到使日本人参加三国公约的预期结果；到5月初德国领导人决定，单同意大利订立一项双边公约总比根本没有公约要好一些。然而，里宾特洛甫希望得到日本的协助，其渴望的程度很可以从他的用心周到来衡量。他不仅要把门敞开着让日本以后仍可以加入钢铁公约，而且还要排除人们可能产生的这样一种印象，即签订钢铁公约，德国和意大利就放弃了签订一项“三边”协定的念头。墨索里尼同意钢铁公约的措辞应留有余地，使任何以后愿意参加的国家都能加入。这时里宾特洛甫还向日本人提出一项建议，即在签署钢铁公约的同时再草签一项三国公约。可是日方没有同意这个建议，因此5月22日在柏林签署钢铁公约时并没有同日本的任何安排作为补充项目。
第四章 从5月23日开始的反波兰潮流
德国的“等待政策”的发展经过已经在以前几节中叙述过；它从4月初开始，到5月中左右似乎就不再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了。在4月间，希特勒显然是认为，对那三个已产生恶感的国家同时施加适当的外交和政治的压力，就可以使波兰相信依靠英法两国的支持是愚蠢的，而同德国妥协则是必要的。可是，他对华沙的神经战仅仅带来了波兰政府5月5日的不让步的声明。他的大声斥责英国，同隐隐约约地暗示两国仍有和解的可能性交替进行，以及他的努力企图把巴黎同伦敦分隔开，结果也只是引来了张伯伦和达拉第5月11日的公开声明，这些声明确实并未使希特勒完全消除对他们的准备“为但泽而死”的怀疑，但也没有能鼓励他去希望迅速粉碎建立包围防线的企图。
等待政策于是没有能迅速产生效果，在希特勒看来，这就意味着它必须被抛弃。他的意大利盟友并不抱同样的看法。8月间齐亚诺在上萨尔茨堡仍请求忍耐等待，他强调时间将使“包围阵线各伙伴”之间的冲突上升到显著地位，将减弱罗斯福在美国的政治地位的实力，并且将给予德国自己的盟邦——日本、西班牙和意大利本身，以一个非常需要的巩固和准备的喘息时间。但是希特勒本人并没有被这种议论所说动。他觉得需要赶紧行动——这种需要是由于德国国民经济负担过重和不稳定而引起的。“由于我们受到的限制，我们的经济情况是我们只能再支持不多的几年了。……我们别无其他选择，我们必须行动”：他就是这样在8月22日告诉他的三军领导人的。他还告诉他们说：“一切主要是靠着我，靠着我还活着，……很可能将没有一个人还会象我那样对整个德国人民抱有信心。……没有人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所以，最好还是现在就来一场冲突。”
进攻波兰的决定是在5月23日的会议上作出的，当时希特勒的三军首脑们集合在总理府中他的书房里，聆听关于政治和军事形势以及目标的简要介绍。戈林、雷德尔、冯·勃劳希契、凯特尔、米尔希、哈尔德和包登夏茨，连同另外七名官员一起构成了一个由总理来向他们透露他的一些想法的经过挑选的少数听众。一开始先概括地讲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他以德国内部存在的政治和军事推动力同它的静止的国际地位相对照——它的被限制在为它规定的范围之内，完全是由于当世界被大国瓜分掉时它却被排挤在大国圈子之外。不能同意，德国人只应设法使自己适应环境，以回避他们的经济问题的得到解决：“环境相反地倒必须加以改变以适合需要。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不‘闯入’其他国家或攻击别人的领地。”迟早必须在进展或衰落之间作出抉择：没有一位德国政治家能回避它比十五年或二十年更久的时间了。但是希特勒显然无意等待如此之久。他指出，德国目前正处在爱国热潮之中，另外两个国家——意大利和日本，也是同样的情况。除了有细小的例外，德国人已取得了全国的政治团结；这样，第三帝国就已经达到了它不用流血所能取得的扩张的极限。
希特勒然后讲到已选定波兰作为他的下一个牺牲品，并列举理由进行辩解。首先是军事上的考虑，在一个国家的边境上有友好的邻邦，这是很重要的；可是，波兰对德国却心怀恶意，并总是同德国的敌人站在一起。其次是经济上的争论：问题不在于但泽的前途，而是德国在东面的生存空间的扩张，它的粮食供应的保证和波罗的海问题的解决。不仅如此，在东部拥有广大地区是十分有利的（如果“命运迫使我们同西方摊牌的话”），既可作为补充粮食供应的源泉又可作为劳动力的一个来源。最后，希特勒从德国和西方国家可能发生一场冲突的各方面考虑了波兰问题。他认为在这样一场冲突中德国的军事胜利究竟是否能够取得一个迅速的结果，那还是有问题的。波兰在冲突中的态度可能就这样成了局势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不仅确信“波兰看到了德国战胜西方的危险性，并将试图使我们不能取得胜利”，而且他也怀疑波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内在坚定性：“所以不存在宽恕波兰的问题，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决定：一有合适的机会就立刻进攻波兰。”
这里所显示的在立即进攻波兰和最后进攻西方国家这两个意见之间的本质上的联系，在十二个星期之后的8月12…13日德意双方在上萨尔茨堡举行的会谈中，甚至得到了更加清楚的表达。希特勒那时告诉齐亚诺说，由于通过波兰的“整个态度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任何冲突中它总是要站到德意两国的敌人一边，它的迅速被消灭，在现阶段同西方民主国家的不可避免的冲突中就只能是一个有利因素”。至于他进攻波兰的时间，希特勒向齐亚诺解释说：“愈是进入秋季，在东欧的军事行动就愈困难。……从9月到5月，波兰是一大片沼泽地。”第二天，希特勒坚决主张但泽问题必须在8月底得到解决，并告诉齐亚诺说，“但泽可以被慢慢地扼杀，并招致经济崩溃，甚至是饥荒。但泽可以被波兰毫无困难地在9月下半月，特别是10月初以后占领。……如果挑衅行动现在不加注意，他们到了10月当坦克和飞机不再能使用的时候就会被纵容得越发厉害。”他又说：“波兰必须被压制到这样一种程度，使得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打十年之久的仗。”
从5月起，波兰的被消灭是一件既定政策的事，希特勒5月23日在总理府中已经告诉他的听众说：“我们不能盼望重演捷克事件。将会有战争发生。”但是他急切想要作出保证，他的战争将是一场纯粹一对一的德波战争：“决不能弄到同时和西方（法国和英国）摊牌的地步。”
单就打一场地区性的德波战争而论，军事计划和准备都已接近完成阶段，然而希特勒在5月23日却没有提到这些。不过，他的确又讲到了孤立波兰这一德国的外交任务——已列入凯特尔4月3日的指令中——并且很简略地讨论了它的某些方面。关于英国的态度，他表示了罕见的悲观。他怀疑同英国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英国在我们的发展中看到了一个将削弱英国的霸权的建立。因此英国是我们的敌人，同英国摊牌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所以他的讲话的大部分是用来谈发生一场德国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大战的可能性。他预测不会有轻易取得的胜利，也不能很快地获胜。一方面把目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