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舆论讲坛上讨论的各种原因中，德国军国主义在那个交错益密的世界所起的明显影响并不怎样突出——毫无疑问，部分是由于德国是战败国，一时还无足轻重，部分也可能是由于承认了这样一个原因，那就无异于背弃了正是大多数美国人所急于要造成的那种请况。持有此类见解的美国人坚称参战的主要原因是：威尔逊总统的误入歧途的理想主义；欧洲（指协约国，主要指英国）的外交手腕——美国人历来认为在斗智方面美国一向处于劣势；以及美国制造商和银行家的不爱国的自私自利，他们投机取巧地支援并资助协约国，通过院外活动，诱使政府参战，以确保他们的债务人赢得胜利，从而保全他们的私人财富。美国卷入战争的历史，经过这么一番改编所得出的结论便是：美国人民是因受骗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本是一场可以避免的灾难，防止不再重演这一页可悲的历史的措施是能够而且应当采取的。
欧洲战胜国的战后政策又使美国大失所望，这也加强了美国人的这种决心。战争期间，这些国家为了瓜分战利品，既不征得美国同意，也确实没有正式通知美国，便互相订立秘密条约，战后又不废弃这些所订的条款；它们不肯裁军；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它们不肯偿还所欠美国财政部的债务（尽管它们确实偿还了所欠美国私人金融家的债款）。
战事结束后不久，美国就外交事务方面的最近历史及其未来的政策展开了这一辩论，而且接着又在美国国内的政治舞台上引起了激烈冲突。一个到头来证明确实是对美国生死攸关的国际问题，却被转化到国内事务的角度上去了，这就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并没有怎样动摇美国人民不忧外患的传统安全感，也没有怎样约束他们由此而产生的一种传统倾向性，即他们处理外交事务——如果还是外交的话——只是作为国内方面的一种过时而复杂的政治游戏的得分多少而已。当时民主党的威尔逊总统与国会多数派的共和觉人之间的个人争吵，是参议院拒绝批准包括国联盟约在内的凡尔赛和约的直接原因。在这场争吵的背后，是总统与参议院之间的长期对抗，其根源在于美国宪法缺乏对分别授予两者的权力进行协调的规定。在1939年，此种生命力较之个人生命更长并且不受个人特性支配的“制约与平衡”的宪法结构，是在当时日本与中国之间已在进行不宣之战以及在纳粹德国与英法之间即将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参议院就旨在捍卫美国利益的立法问题与罗斯福总统打交道时所主要考虑的依据之一。1939年，国会决心通过在华盛顿的立法机构尽可能确保美国不再卷入战争，虽然在这个首要的、压倒一切的目标下，他们与总统取得一致意见，不希望采取可能使力量对比有利于侵略者而不利于受害者的副作用的行动。但在参议员的心目中，又深怕因急于要制订某种法令——即便是为了要达到这些目标而制订——而增强总统的特权，从而扩大他随心所欲地自由行动的范围，以致背离这些目标，造成混乱。
外交事务冲击国内政治的另一点是一些“归化的”美国人集团所具有的感情上的关涉。他们抚今追昔，在逍遥自在的距离以外，对他们的原籍国家以及故土乡亲的命运都不胜系念。其中有的集团捏有大量选票，这对精于计算的美国政党却是关系重大的。他们支持一些欧洲国家的事业，但并不会积极支持到赞成由美国代它们去积极干预，因为那在政治上并不现实，而且作为半美国化的美籍人士来说，在许多情况下这确是同他们的倾向相违背的。但他们确曾有力地促进了故国的事业，并为此而反对任何主张站在他们故国的欧洲敌人方面进行干预，因而在警惕地捍卫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的传统政策方面起到了颇有成效的守望犬的作用。诚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站在最前线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和德裔美国人的院外活动集团，这时已失去了他们原先拥有的影响。爱尔兰裔美国人之所以失势，是因为出现了爱尔兰共和国，美国公众普遍认为它实质上体现了爱尔兰民族的合法愿望；德裔美国人之所以失势，部分原因是由于时间又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他们的同化进程又前进了一大步，部分原因则是他们中间最近出现了一个人数不多但吵吵嚷嚷的代表纳粹思想的少数派，这些人由于大事宣传而自趋失败。另一方面，过去主要是由爱尔兰裔美国人担当的那种往英国狮子脸上抹黑的角色，这时已开始由一部分犹太裔美国人接了过去，这一类角色在美国政界中是不大会有空缺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危机不断增长的十年中，美国国内事务还因第三种情况而中断了它的外交政策：1929年秋的“华尔街大跌价”使美国人民陷于国内经济危机，千百万美国公民陷入了严重的困难和愁苦之中，无暇他顾。在不景气尚未开始消除之前，罗斯福政府为战胜不景气而以“新政”名义所采取的措施便成了国内激烈政治论争的主题——所采取的措施与若干西欧国家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内所经历的相比拟，也无异于是一场小型的社会革命。正值国际事务战场上发生有关国家命运的严重事件时，美国人民却全神贯注于有争议的国内问题上。但这似乎也不足为怪，因为回想到1936…1939年这几个严峻的年头，那时法国人民在地理上和政治上所面临的处境都更为危险，可是他们也同样全神贯注于那场赞成或反对人民阵线的国内施政纲领的斗争。1939年3月，美国国内政治对国际领域产生的另一点影响，是人们预期罗斯福政府将于1940年任期届满，下届政府——不论是微弱多数的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会把它的对外政策引注一个新的航向。
如果我们看不到美国人作过的其他考虑所产生的影响，那末，如前所述，美国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对外交事务所抱的态度似乎是自私的、肤浅的，甚至是轻率的。而那些其他考虑，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比起我们业已论述的，在道义上却是比较令人钦佩的，尽管在政治上不是那么现实。美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一样，能把现实的利己主义同真诚的理想主义结成一种混杂的动机，这在迷惑不解的外国观察家看来，如果确实不是伪善，那也必然是幼稚。种种激励着孤立主义运动的现实主义者一翼的动机——旨在“不抱偏见”——如果只有被迫而全部公开才能体现为行动，那是不会取得其确已取得的进展的。一种真正理想主义的舆论气候给它们提供了不公开宣布的机会。一般说来，那是由和平主义运动制造的，其中不仅有具有自由思潮的自由派（这一派人数虽少，其影响在比例上却很大），而且，总的说来，还集中了具有保守思想的教会势力。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便是那些极端保守的天主教会的和平主义分子，他们在1939…1941年间显得特别积极。
一种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行动在美国悄悄地、不被人注意地进行着，以便取得有关国际事务的更多消息，并同拉丁美洲各共和国友好相处，后来又重整军备，这就表明了一种潜在的严肃认真的意志。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内，还没有一个国家采取那么大量的坚持不懈的措施，来促使自己对本国边界以外的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取得并保持密切和准确的了解。美国人民那时正在埋头于国际事务的研究，不只是在大学的各个系和各个专门研究机构，以及为民众提供在家讨论和听取消息的遍布于各地的组织，而且还（在1929年经济开始衰退以前）通过大规模的出国旅游，以及并非不重要的是，在国外关键地点派驻报纸和电台记者，其中包括某些才能出众者。这些记者在国内公众中拥有广泛的热心的读者和听众。
这虽不是有计划的，却是为将来可能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行动作了有效的智力上的淮备，而且在美国对领土较狭小的西半球的姊妹共和国的政策上同时也采取了重要的新方针。
凡是对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的任何侵犯，美国将予以抵抗，这是美国门罗主义向欧洲各大国发出的警告。门罗主义是美国为其自身利益而采取的单方面行动，事先并没有同受惠国协商；这不是西半球各独立国家之间所作的集体安排，既非为了它们要对付欧洲大国而谋求的共同安全，也不是为了它们之间的各自安全。门罗主义于1823年12月2日在华盛顿宣布的时候，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为了有争议的领土而发生的冲突方兴未艾，而且从门罗主义宣布的那一天起直到1939年春天的一百一十六年间，这种断断续续的冲突时有发生。最近一次，却并非是一次最小的殊死斗争，是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为占有大查科而进行的1932…1935年战争，说得更确切一些，门罗主义并不保证拉美各共和国免受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1826年，墨西哥政府同居住在墨西哥得克萨斯州的脱离主义者的美国移民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这离门罗主义的宣布还不到三年。墨西哥和美国终于在1846年交战，结果是美国征服并兼并了一块地大物博的拉丁美洲领土。拉丁美洲国家自它们独立以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任何时候都还没有在它们自己之间有这么一块领土易手。门罗主义实际上确实为美国干涉开了方便之门，因为在遭受干涉的拉丁美洲国家看来，此种干涉无异于侵略。在美国，可能有人会说——在某些场合确实是这么说的——除非华盛顿政府断定有干涉的必要，以国际警察身分，为维持并恢复秩序而负起干涉拉美国家事务的责任，否则它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要求各大国不得因维护它们自己的利益而干涉拉美国家。因此，完全以墨西哥为牺牲品的征服阶段于1846年告终之后，接着就进入了干涉阶段。其间时或遭受干涉的就不止是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