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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挪威遭到1940年4月的危机时，它只动员了一小部分防守力量。它没有布雷，沿海的要塞只有一部分配备了兵力，陆军只有一小部分处于备战状态。尽管4月以前事态的演变令人不安，可是挪威的防务措施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中立警戒”的性质。科特认为——莫温凯尔、汉布罗和科特有同样的看法——局势没有1914…1918年时那么危险，汉布罗还认为，盟国的空中优势和德国的石油匮乏，将使德国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因此政府无意屈服于它的军事顾问们要求加强挪威战备的压力，特别是因为，按照挪威白皮书所说，汉布罗、莫温凯尔、延斯·洪德塞德在那时也施加了一些压力，要求限制军事部署。不过，这种说法为汉布罗所否认。国防大臣——按照陆军司令官洛克将军的说法——通常把这种事情让内阁的其他阁员或让外交政治司去决定，同时，军界对政治形势和军事政治形势的情报也掌握得不够。海军司令官迪埃森将军在战后说，他当时认为敌军很不可能在挪威登陆，因此没有建议全部动用沿海要塞，甚至准备把这些要塞的大部分驻军复员回家。挪威议会在战后成立的调查委员会认为，就缺乏主动性而言，迪埃森将军比洛克将军应负更大的责任，因为领海显然比陆上防区更处在危险区域内。4月9日，科特在议会于哈马尔召开的会议上所作的声明，确凿地证明了他当时对防务情况没有感到任何忧虑。
战后对外交部档案所作的调查，发现当时有许多警告说明德国对挪威的军事行动正迫在眉睫。“四月九日政府”在伦敦的成员否认知道这些警告。但是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4月5日至8日间，奥斯陆从挪威驻柏林公使馆连续接到了关于局势的权威报告，科特、扬伯格上校以及陆军和海军司令官都知道这些报告，但是政府的其他成员并未得到通知。第一个汇报局势严重的警告是挪威驻柏林公使阿尔内·谢尔在3月29日发出的。警告的措词一般，指出危险来自法国和英国而不是来自德国。4月3日，就是盟国向挪威政府预告英国海军将在挪威领海布雷前五天，当时驻伦敦的挪威公使埃里克·科尔班电告，他从工党的一个主要党员菲利普·诺埃尔…贝克处获得确切消息，英国人正准备对德国在挪威领海内的铁矿砂运输采取直接行动。4月1日以及4月4日又有警告，这次指出德国打算侵略。这些警告同发到丹麦的警告是一致的，实际上都是根据同样的情报。但是，直到4月5日，方才提到挪威本身肯定正在受到德国的威胁。在那一天，奥斯陆收到从哥本哈根、柏林、斯德哥尔摩发出的警告，哥本哈根发来的警告是根据丹麦政府从其驻柏林公使萨黑处收到的情报。4月4日，在议会外事委员会的会议上，曾提出要科特就这些“谣言”在柏林采取措施，科特拒不接受。他指出，这些谣言不是没有根据，从而不成其为危险的信号，便是确有其事。假使确有事，他也不会得到对方的答复。在战后受到质问时，他解释说，1939年12月和1940年也流传过这类谣言，但是后来没有成为事实。他不愿把这些新的谣言看得更严重。他不承认曾经从瑞典方面接到警告，特别是一则据称由瑞典国防参谋部电告挪威参谋总部的消息。
4月7日，挪威驻哥本哈根公使奥古斯特·埃斯马尔希发出了明确的警告，称德国将立即对挪威采取行动，德国舰队已经出发，向西驶去，显然开往一个比较远的地点。科特确信它是开往大西洋。奥斯陆方面之所以有无视这些警告的倾向，一个原因是政府和外事委员会当时都全神贯注地在考虑英国布雷可能造成的后果。不过，在4月8日下午3时，挪威驻伦敦公使馆在电话报告中宣读了一份紧急电报稿，报告德国舰队显然在向纳尔维克调动，科特立即把这个消息转告了海军部。消息说，当天上午曾在北海挪威海岸外发现德国舰艇，正在向北行驶，“非常可疑是企图对纳尔维克采取行动，能在午夜以前抵达纳尔维克”。几个小时后，传来了更为严重的消息。扬伯格上校在秘密会议上向议会报告说，据克里斯蒂安桑的指挥官报告，从“里约热内卢”号（当天上午在利勒散港外中了鱼雷）轮船上来了约一百名身穿绿灰色制服的德国人；他们承认船上有马匹和枪炮，并说听到谣言，他们是“应挪威政府的请求”前往卑尔根去帮助挪威人的。但这位国防大臣认为这件事只是另一次侵犯中立的行为，而不是即将发动攻击的警告。他也不理会参谋总长哈特莱达尔上校在4月5日、6日和8日再三敦促他考虑局势的严重性和挪威在南方兵力薄弱的情况。4月8日，哈特莱达尔上校的这些请求得到了洛克将军的支持，这两位军官出席了当天外事委员会的会议。哈特莱达尔在晚上催促扬伯格对他已提出的许多建议作出答复，扬伯格告诉他，将于次日上午给回音。当天晚上确是对事态进行了讨论，并起草了总动员的建议。扬伯格指出，动员工作需要三天时间，因此政府提出折衷方案，决定在厄斯特福尔动员两个营，这样可以调集得快一些。尼加德斯沃尔德曾明确地征询过国防大臣的意见，问他对这种不符合哈特莱达尔建议的做法是否有理由，并在得到保证两营兵力将足够使用以后，这个决定被采纳了。
4月8日午夜，海军参谋部报告，奥斯陆峡湾外有外国舰艇，正试图夺取防御工事，外事委员会召集会议，并于4月9日凌晨1时30分举行了会议，全体委员出席。这时接到报告，德国的进攻正向卑尔根扩展，于是政府决定动员军队。清晨5时，拒绝了由布罗尔递交的德国最后通牒，并决定总动员。在国王不在场的情况下，这个决定并不是正式的或书面的，但是认为，扬伯格上校应通知所有的军事当局。洛克将军后来证明，直到凌晨2时30分他才能同扬伯格通电活，说服扬伯格重新采纳他自己的动员建议，直到清晨4时至6时之间总动员的命令方始发出。国防大臣一直到最后都固执地企图把这个命令保持秘密，而保持秘密自然会大大延误它生效的时间。战后的调查委员会发现，总动员命令根本没有发出过，因为已经查明总动员工作肯定从未开始过，而参谋总部既然这样迫切地要求有这个决定，那就毫无理由认为，如果接到这样一道命令，它居然会不执行。对于这一事关重大的疑点，文件记录本身并未予以澄清。调查委员会对哈特莱达尔上校面临严重困难时的主动积极性深为赞许。他努力由自己负责来扩大动员令的范围。由于令人遗憾的疏忽，在德国人进入奥斯陆以前，没有把挪威广播电台破坏掉，尽管官员们曾要求下令加以破坏。结果使吉斯林（挪威纳粹党的党魁）和德国人能把电台接收，并在4月9日下午用以宣布成立吉斯林政府，撤销动员令和召回在海外的挪威船只。
第三章 荷兰：德国进犯以前的政治情况
1939年9月3日的时候，荷兰的情况同其他国家相比，是非常简单的：不论在欧洲还是在东印度群岛或西印度群岛，它都没有任何政治纠葛。实际上，过去一百年的和平历史，加上依靠它的“不言而喻的中立”，使荷兰不仅不谋求与别的国家结盟和得到它们的保证，而且还加以拒绝。固然，荷兰是摇摇欲坠的国际联盟的成员；但在1936年，它已同比利时、卢森堡、芬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起，声明它不再受国联决议的约束，如果这是一个强制维护集体安全的问题的话。荷兰的政策是，坚定地中立和“保持适当规模的国家武装，从而不给任何人以任何可以避免的引诱来向其侵犯”。
当英、法对德宣战，而荷兰发现自己“进退两难，成为两大劲敌竞相奉承的目标”时，它不仅由于曾经出过力企图防止战争而赢得了威望，而且得到了德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保证——英国直截了当，德国则含糊其词——说它的中立将得到尊重；荷兰自己也在9月1日发表了中立声明。地面部队已在8月28日开始动员，海军处于警戒状态，到8月底，国内广大地区已为引入的洪水淹没。9月1日，宣布了战争状态。中立的政策即将受到考验：采用不过于讨好某一方的办法，例如当荷兰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提出措词足够严厉的抗议，是否能使另一方失去进行报复（这种报复甚至可能发展到入侵）的任何借口。这犹待分晓。同样，荷兰拒绝同它潜在的盟国就荷兰本身或这些盟国万一受到进攻时应当采取的措施举行军事参谋会谈。在荷兰，人们普遍认为，万一果然遭到进攻，这种进攻将是来自德国方面。但是荷兰采取谨慎态度，决不公开流露出害怕德国进攻的心情，同时，对待交战双方的确也应当不分轩轾，一视同仁；另一方面，人们也在希望，荷兰在交了一百年的好运以后，“奇迹还会再度出现”。
荷兰人民，总的说来，也是坚决支持中立政策的，鉴于他们以享有发表见解的自由而自豪，这是对十六世纪的褊狭不容异说的反作用，同时他们认为，由于党派的众多和由于这些党派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争论加剧了彼此不和的程度，而有必要在国会选举时采用比例代表制，因此他们在中立政策问题上实际的意见一致，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荷兰共产党是由1909年脱离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些反对派所成立，它于1919年加入第三国际。共产党在国内从未有过多大势力，它在第二院的一百个席位中占得席位最多的时候是在1933年，共四席；1937年时，它只有三席。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在8月21日公布后，使荷兰的共产党员和整个欧洲的共产党员一样，大吃一惊，在战争开始时，他们由于党的路线的这种改变而不知所措，无从发言。直到遭受侵略以后，他们才抬起头来，参加了抵抗运动，正象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