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路线的这种改变而不知所措，无从发言。直到遭受侵略以后，他们才抬起头来，参加了抵抗运动，正象共产党人在其他许多国家所做的那样。
由于荷兰人的容易分裂的性格，在荷兰产生过好几个国家社会主义团体。其中最强大而结果也是最成功的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NSB），于1931年由安通·米塞创立，希望能对经济萧条所造成的人心不满加以利用。这个团体反对党派制的政府以及社会党人和天主教徒的国际主义，而赞成极权主义的领导。它在荷兰没有扎下深根，因为它被人看作是外来的，是德国式的，尽管它避而不提偏激的反犹学说，并对女王和奥伦治王室装出一副“虚假的爱国姿态”，但是未能因此而克服上述的不利因素。它于1935年在荷兰的欧洲领土上达到了全盛的时期；随后又在荷属东印度达到了顶峰。在占领初期，德国人并没有要米塞来管理国家——尽管他拥有一个现成的组织——因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通常是不能胜任工作和一直是不得人心的”。虽然荷兰并没有实现俾斯麦的预言：“荷兰正在把自己归并给德国”，但在1940年时，荷兰不足九百万的人口中，德侨却有五万名之多，其中有许多人住在鹿特丹。然而，并没有听说他们对德国侵略者提供过帮助。
荷兰的遭劫是无可避免的。荷兰人自己在1936年3月7日以后所做的事，对他们毫无帮助；而他们力所能及的极少的几件事，却又放着不去做。他们不愿同其他任何国家，甚至同比利时，举行未雨绸缪的军事参谋会谈；当战争开始时，他们戴上了一副遮眼罩，既不向东方也不向西方去看看有什么威胁或安慰，而是靠着那根已经折损的中立芦杆，结果在1940年5月10日把自己的手戳破。希特勒早已决定，如果他同法国和英国交战的话，就将入侵荷兰。只有一种情况可能会阻止这样做，那就是，德国陆军总司令部的成员普遍希望，在西方采取守势来进行战争，推迟德国在那里的进攻，以争取时间来举行可能导致和平的“外交上的政治会谈”，以更新德国的装备，肃清纳粹体系，或使对抗部队积聚力量。但是，不论德国陆军总司令部的方针如何，事情总是要希特勒说了才算数的。
荷兰同英、法、德的关系，有一个时期同海上战争行动引起的事件有关，它是同荷兰密切相关的。
三个交战国都公布了禁运货单（法国和英国的单子相同）；荷兰政府对此正式提出了抗议。它还抗议英国的“黑名单”（它坚持说，这份名单把中立国归入敌人一类，并以“宣布……对中立国强制执行联合抵制的办法，来惩罚这些中立国同交战国的合法贸易”）；抗议荷兰船只受到英国检查机关的长时间留难；抗议荷兰船上的人被带走；抗议邮件被耽误。英国的这些措施是使荷兰经常感到不满的原因，尤其在这些措施因为对德国的海上布雷政策进行报复而变本加厉以后；直到临近德国入侵时，英、荷之间才最后达成了暂时解决办法。9月6日，德国政府向所有的中立国——特别是针对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发表声明。声明说，这些国家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如有任何单方面的改变，损及德国的利益，都将被德国政府认为是破坏中立。德国在海上的实力远逊于英国，只有在波罗的海除外，在那里，装运木材开往荷兰的船只被德国海军留难的时间长得异乎寻常。到了11月中旬，荷兰因水雷和潜水艇而遭受的损失开始急剧增加。荷兰抱怨交战国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新闻检查制度和缺少空运而不能从伦敦和巴黎得到及时的消息，但德国的宣传却很活跃。
9月26日，荷兰有谣言说，波兰的战役业已结束，俄…德共同瓜分波兰的协定也已实施，希特勒回到柏林后将要提出“和平建议”，这是许多人所预料到的，但并不指望这一建议会被对方接受。到时候希特勒就将去西线，在那里发动攻势。德国军队大量集中在莱茵兰，似乎预示将有一次攻势。这并不需要采取防守战略，因为西壁防线按理已足够坚固，只需要适量的驻军就足以遏制任何进攻。10月6日，希特勒发表了预料中的演说，他说，这是他向盟国的最后一次建议。由于这篇演说的实质似乎是在表明德国旨在统治中欧，也许希特勒是打算表示愿意同西欧国家进行和谈。总之，对于这篇演说，荷兰外交大臣范·克勒芬斯是这样来理解的。荷兰报纸则认为，希特勒的“和平攻势”很少有希望得出什么结果。希特勒几乎没有表现出愿意让步的样子。的确，可能作出让步的唯一迹象，只是他着重地保证，将成立一个新的波兰国家。荷兰方面觉得，盟国这时应当宣布它们的作战目的，但是驻在伦敦的一个荷兰记者解释说，英国当时不能这样做，它正在为保存自己而战斗。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曾经有过一些试图恢复欧洲和平的计划，其中有一些计划打动了荷兰。9月26日，在希特勒同瑞典人比尔格·达勒鲁斯会见时，戈林建议德国和英国的代表在荷兰会晤，以探索缔结协定的可能性。于是准备要求威廉明娜女王正式邀请两国的代表讨论停战。10月1日，冯·巴本（德国驻土耳其大使）从安卡拉来电，说荷兰驻该地公使P·C·菲塞尔博士同他谈论过由比利时和荷兰两国国王充当调停人，安排媾和的可能性，他还说，荷兰政府一定试探过英国政府，看它是否准备谈判。在冯·巴本的同一封电报中，还概述了英国驻安卡拉大使和荷兰公使10月3日就这一问题商谈的要点。
尽管范·克勒芬斯在企图弄清盟国从希特勒的演说中是否看出有任何媾和的可能性时，并没有得到鼓励，但是他仍向威廉明娜女王提出，应当重新提出荷兰在8月间提出的斡旋建议。比利时国王访问了海牙，11月7日，两国国王向英国国王、法国总统、德国总理提议，利用他们的斡旋来为公正的和平奠定合理而牢固的基础。教皇以及挪威和瑞典政府一听到这个建议，立刻热烈地表示支持。荷兰人认为该建议加强了低地国家在道义上的地位，但并不指望因此得到多少实际效果。11月12日来自英、法两国的电报答复实际是说，必须由德国首先采取行动；里宾特洛甫在15日给荷兰和比利时驻柏林代表的口头答复是（德国驻海牙公使冯·策希在11日曾说过，德国政府将“仔细研究”这个建议，从而稍微解除了荷兰的忧虑），“在英、法两国政府粗暴地拒绝采取和平行动……后，德国政府也只得认为事情就此作罢”。
荷兰和比利时的建议之突如其来，使这两国的人民感到意外。由于有报道说德国军队在荷兰边境集中，由于德国报纸警告比利时不要与荷兰缔结同盟，并警告荷兰不要向英国的封锁措施屈服，加剧了他们的紧张。在荷兰，已经投票通过了一笔新的、为数一亿盾的特别防务拨款；引入洪水的区域内的工事在加紧建造；海牙的守军增加了一倍；石油和糖实行了配给；大城市中采取了预防空袭的措施；荷兰的十一个省份中有八个省的部分地区在11月1日已宣布戒严。据报道，应变措施已经完成，只有乌得勒支以西要引水淹没的广阔的“洪水防线”除外，这一着要到最后才执行。
这时又发生了两件事，正好被德国人用来加强他们的神经战。11月8日，当希特勒正在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凯勒酒馆向纳粹党发表一年一度的演说时，有人企图暗杀他。有一个名叫埃尔泽的共产党员（他显然没有同谋者）极其巧妙地放了一颗炸弹，但这颗炸弹在希特勒离去后二十分钟才爆炸。11月9日下午，有两个英国陆军军官R·H·史蒂文斯少校和佩恩·贝斯特上尉（当时他们正在荷兰工作，告诉荷兰谍报局，他们同德国反对希特勒的人们有来往）偕同荷兰谍报局的参谋军官克洛普中尉驱车前往距离荷德边界线只有几码远的文洛，去同他们信以为真的反希特勒人士进行第五次会晤。克洛普的头部中了枪弹，他和另外两个人连同司机一齐被一群身穿便服的人绑架到德国。德国的一则新闻公报承认——甚至自吹自擂——这件事是德国特工人员干的。在这以前，荷兰人一直没有理由谴责德国政府。这时荷兰政府立刻要求德国作出解释，并建议把这件事提交给某个国际司法机构；但是在这一点上，荷兰没有得到德国政府任何满意的答复。德国各报奉令把有关上述这两件事的报道刊登在头版并列的两栏内，以便使头脑简单或粗心大意的读者也可能联想到，英国保密局应对谋害希特勒负责；有些报纸甚至直截了当地谴责英国应负责任。
根据冯·策希11月7日关于和平建议的报告中所说的情况，以及过了11月12日还没有发生人们担心的侵略以后，荷兰普遍存在一种稍微安定的情绪。这一点由容克黑尔·德·格尔首相在11月13日的广播中流露了出来，他在广播中谈到，中立的荷兰的动员状态虽然决不是形式的或象征性的，但是荷兰这时并不比战争开始以来的任何一个时候更危险；他又说，毫无理由地担心害怕和轻信无稽谣言，就是不相信上帝。德国人对于斡旋的建议所作的答复，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断然的拒绝；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门还没有关上，其中有几个人还因下述报道而鼓起了信心，报道说，意大利和西班牙在11月13日向德国政府表明，它们对于保全比利时和荷兰感到关切。到该月中旬，局势又趋于平静。
11月危机过去不久，冯·策希（他是一个坚决反对纳粹的人，急欲竭尽所能来帮助荷兰人）向荷兰外交部秘书长斯瑙克·许尔格龙耶至少作了两次试探，看看如果德国人进军时只通过林堡，荷兰人是否会默许。荷兰的中立仅仅是“形式上的”呢？还是将有武力作后盾？冯·策希得到了一个由范·克勒芬斯签署的否定答复。冯·策希的这种接触是否代表官方，似乎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