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利益，“国家利益”一向在习惯上是作狭义解释的。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又逐渐感到，按照范围更广、看法更清楚的解释，热爱民主的人民的利益所要求的正是他们的原则所规定的这个政策，因为他们的最大利益就是继续自由地遵循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在一个犯下了侵略罪行而仍然可以逍遥法外的世界里，民主的生活方式是没有继续存在可能的。
日本的侵略行为在英国人和美国人心里所激起的不满和忧虑还没有以任何积极的政治行动表现出来，日本人还可以找到似是而非的理由使自己相信，他们在这方面不用害怕。那时英国毕竟要以全力忙于应付欧洲爆发新战争的威胁，美国又似乎无意以牺牲它自己所钟爱的孤立去促进一个能保障民主安全的世界的实现。然而，对劫数难逃的日本人说来，凶事的初步预兆已经隐约可见了。虽然还没有第三方公开帮助中国人抵抗他们的日本侵略者，日军仅仅由于中国土地之广大、地势之艰险就已经前进不得了。这个阶段出现军事上的僵持是使日本人感到沮丧的，因为征服和统治中国乃是建立一个在日本控制下自给自足的东亚共荣圈的必不可少的前奏。如果日本在由于美国的孤立主义以及英国和苏联忙于欧洲事务而造成的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尚远远未能达到它在中国的目标而处于“阻滞”状态中，那末，它的前途又何堪设想？即使在那位写判决书的天使笔下添上“诺门坎”一词，或祸不单行地在1939年8月又宣告达成苏德交易以及在1939年7月美国政府宣告废除现行的日美商务条约以前，仅就1939年3月日本在中国所处的那种军事形势而言，就足以使日本人感到万分沮丧了。
日本人的政治信念之荒谬更使他们当时面临的处境具有讽刺性。对一个冷酷的外国观察家说来，从物力的统计数字上估计一下日本的侵略力量，就可以知道，即便是它想用全力把整个东亚置于其控制之下的当前计划，看来也完全是难以实现的事。然而，一个虔诚的爱国的日本人如果不把当天的议事日程视为日本的非办不可的一部分事务，而竟容许他自己产生什么别的想法，那他就犯了“思想危险”的罪。一个具有正统思想的日本人当时有责任相信，日本的终极使命就是征服全世界。日本不是众神之乡吗？在它中间不是有着一位永远体现在在位天皇身上的当今之神么？这种自作自受的政治迷信就象一扇磨盘一样挂在日本人的脖子上。无论在日本或日本以外，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会在1939年春天梦想到，在六年多一点的时间内，日本的命运乃由神定的神话——曾经幸免于柏利准将的显灵——竟毁于美国的一颗原子弹。
第三章 德国及其侵略范围（上）
1939年，中东虽然在幅员上相当英国诸岛的三十三倍还多一些，但其人口却不到英国诸岛的两倍。该地区的大部分是人口稀少的半沙漠、大部分人口集中居住在有限的几个地区。然而这个区域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性，却是和它的低密度的入口以及这一点所代表的不发达经济完全不相称的。
中东是我们迄今所知道的最早文明的中心，它在当时文化上的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西方编年史上的“中世纪”，那时它的水平才开始下降，军事和政治都处于不稳定状态。这时开始赶上前来的西欧仍需要中东作为它的中转站，以便取得远东的昂贵难得的产品，它们无论在数量上或品种上都多于中东所能供应的。中东作为贸易中心的作用由于十字军东征而加强了，可是在公元1500年发现了驶往印度的较为畅通的好望角航路以后，其重要性就大大地降低了；中东在经济上因而成了一泓死水，其古老的土著文化看来也已到了衰朽阶段。
然而好动的西欧人是不会完全置中东于不顾的。从他们在印度洋的商业统治权处于萌芽时期开始，就在为贸易而探索驶入波斯湾和红海的航道；他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地中海同利凡特海岸的贸易联系；而到了177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在用信使从阿勒颇到巴格达传递快件，并且在实地尝试跨越苏伊士地峡的一条陆路捷径，因为绕道好望角到达印度要有五个月的航程，而这条路则可以缩短一半时间。一个世代以后，拿破仑入侵埃及并与波斯勾搭，是为推翻在印度的新的英帝国而作的准备；在拿破仑最终失败后，英国为确保其印度领地以防范欧洲国家的觊觎，曾设法使衰败的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生存下去，以便作为插在印度和欧洲之间的缓冲物。一般说来，此项政策在整个十九世纪都是成功的，尽管英国曾被迫干预过这奥斯曼缓冲区外围的薄弱地点，因为那儿是那么弱小，或则竟成了一无掩护的地方，以致引起了其他欧洲国家的渗入；所以英国便通过自己的“保护”或直接管辖这一类坚强的补缀措施，以加强这些薄弱地点——埃及、阿拉伯南部、波斯湾。但到了1900年，奥斯曼帝国已被置于英国的最新敌手——德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因而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便拆散了奥斯曼帝国，由自己取得了对巴勒斯坦和外约旦以及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权。这些阿拉伯领土是“肥沃新月”的双臂，跨越了自地中海到斯湾的数千里捷径，而且还包括通往苏伊士运河的北方陆地入口，又由于埃及和亚丁被英国占领，所以也早已包括了西面和南面的通道。利凡特沿海地区在过去三百年间同法国的关系（主要是文化性质的）比同任何其他西欧国家的关系更密切。所以法国要求把叙利亚和黎巴嫩归还给它也是很自然的了，英国对此是同意唯恐不及的，因为法国的力量已不足以对英国在整个中东的霸权提出挑战了。
在1918年以后，对此种英法帝国利益结成一体的第一次挑战来自中东自己内部的上层少数派。构成埃及和“肥沃新月”人口绝大多数的并成为其经济基础的是农业耕作者，他们几乎没有直接受到十九世纪的欧洲影响，正如过去大约两千年来曾相继统治过他们领土的外国征服者未曾影响他们一样；但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的城市却是一个有产者上层阶级的安家之处，这些人过去对在中东起作用的不断进入的外来文化是敏感的。这个阶级自西方中世纪以来一直处于蛰伏状态，这是伊斯兰文明自我撤退的结果，也是由此而使中东相对说来隔绝于西欧活动的激流之外的结果。然而，这种蛰伏状态并不意味着这个统治阶级的内在的心智能力有任何根本的退化；它对十九世纪大为增强了的西方影响的冲击作出了反应，那就是为时已晚地开始进入外在的西方化和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又通过西方教育吸收了诸如“国家”这样的自由主义概念——将它置于拟议的同一文化、同一语言或同一种族特征的基础上——并据以提出政治独立的要求。
此种民族主义运动当然要同奥斯曼帝国发生冲突。奥斯曼帝国是靠军事起家的，但它象较早先的穆斯林军事王朝一样，是从伊斯兰教的人人皆兄弟的理论中得出了它建立帝国的依据的，而它是伊斯兰教的神命保护者。这些民族主义者在最终推翻奥斯曼帝国运动中确实起到了他们的作用——一种次要的作用；但他们同继承了奥斯曼帝国亚洲诸省的英国和法国托管政权在观念上有着更大得多的根本性冲突。这些政权既是异邦人，又是异教徒；而且它们带来的新的影响很可能妨害有产者上层少数派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落后的奥斯曼政府却不曾妨害过他们。在当地的上层少数派看来，这些欧洲政府为了要达到它们自己的目的，在利凡特诸国偏袒当地的基督教徒，在埃及偏袒欧洲人或当地的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在伊拉克偏袒无家可归的亚述人，甚至还鼓励欧洲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这些都对它们自己不利）。这些国家在交通运输、经济发展以及公共卫生等具体事务方面，从欧洲人的行政设施中获益颇多，但这一事实并没有使上层少数派感到宽慰，他们对政治独立失望了，因为（他们认为）确保他们自己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最佳办法便是保持“现状”，或则至多只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步调并有助于他们自己的利益才得加以变革，而当前迅猛变化的影响所及是他们所无法控制的，而且势将促使城市工人觉醒，最终还有受剥削的农民，他们将进而组织起来提出经济要求，那就必然会侵害工人和农民的传统主子的利益了。
在1919年到1939年期间，埃及和肥沃新月的政治历史上占显著地位的是，上层和中产阶级（后者由于教育的普及人数愈来愈多，其重要性亦与日俱增）为摆脱英法控制而结成民族主义联盟所作的努力。在从未建立起欧洲直接统治的土耳其共和国和波斯，类似的运动是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并排斥大约自1850年以来便盘踞在那里的强大的欧洲经济利益集团。英国在埃及和伊拉克很快就体验到的是，具有政治头脑的统治阶级少数派能把不问政治的群众多么有效地组织起来并唤醒他们反抗外国统治，所以英国便分别放弃了对这两国的保护和委任统治，并把相互关系建立在条约的基础上（1922年、1924年、1930年、1936年）。诚然，这些条约仍然是不平等的，但至少已承认了两国的主权和自治，这对民族主义看来说，也确实是具体收获；民族主义者认为这些条约是走向完全独立的目标的过程中可以暂时接受的折衷方案，不过也仅限于此。法国怀着重重疑虑，在它同利凡特诸国的关系中还是走同样的路，它推迟批准同叙利亚的第一个条约（1936年），尽管1938…1939年险象环生的世界局势授它以推迟的口实。在那些由于奥斯曼帝国被瓜分而在亚洲出现的国家中，只有巴勒斯坦因为有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冲突的特殊问题，仍然处于欧洲的直接统治下。
这两个欧洲大国在作出这些政治让步时，在某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