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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欧洲大国在作出这些政治让步时，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设法成功地保住了它们在该地区的基本利益。中东对英法来说仍很重要，因为它是一条通往远东的商业和战略交通线。英国军队必须据有象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以及用于空中交通的利达和波斯湾这样一些极为重要的据点，这一点已可放心了。曾经有人怀疑英国在战时能否保持这些通过地中海的交通线畅通，并有针对性地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曾在这里遇到的困难，而“好望角派”战略家则住张依靠那条虽则较长但不那么易遭侵害的好望角航线。但他们的论据遭到批驳：
放弃地中海作为英国通往东方的主要路线这个问题不能仅凭它是用作为一条水道来解决的。把它无条件地交给外国去控制，对英国在近东的地位将产生令人极度灰心丧志的影响。……那就不可避免地会招致埃及被入侵……巴勒斯坦被占领，同时会使英国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心目中的威信扫地以尽。
然而，一个公认的事实是，意大利在1936年巩固了它的非洲帝国，这给英国在地中海的帝国战略带来了一个新的因素，虽然这个新因素的确切含义当时还看不清楚。一方面，以地中海和东非为基地的意大利军队能使东地中海和红海成为反对意大利的国家的特别危险的航路；但在另一方面，那些拥有以中东为基地的军队的国家可以轻而易举地切断意大利同它的帝国之间的交通，况且意大利又极度缺乏进行战争的一切必要资源。
这类必要的资源之一是石油，中东本身就很丰富。中东油田的开发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开始，其规模也还不能同美洲开发的油田相匹敌。1937年，英国从中东油田得到的石油只占英国消费量的百分之二十二；但中东油田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当时正在小心经营的生产量，却在于业已逐渐探明而尚未开采的巨大蕴藏量，对比之下，美洲和俄国的储藏量则正在逐渐减少。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者美国．也已开始（在1933年）买进阿拉伯油田作为立足点，其成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才成为十分重大。且不谈是否愿意的问题，中东国家自己在技术上是决无能力勘探、开采和提炼这些石油资源的，因此，石油资源的发现提供了一个新的强有力的理由，说明了外来的大国为什么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它们在这个地区的利益。
这些国家的政治人物对大量油田的发现并不感到严重不安，他们对此往往还抱着欢迎的态度；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够西方化的了，所以不至于反对进一步的西方化影响（只要不导致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和工联主义的传播这一类麻烦）。而且，资本发展的成本可以取之于石油公司上缴的巨额“石油产地使用费”，这一事实可以为主权国家的外表（文官薪俸、官僚机构、驻外外交代表、武装部队、公共建筑）的浩大费用列入正常预算提供资金，并且还有剩余可以用于象公共卫生和初等教育这一类不那么壮观的事项。新的统治阶级的成员已通过民族主义运动获得了个人的权力，摘到了当官的果实，他们心满意足，在观点上很快便趋向保守。由文官和专业人员构成的中产阶级日益壮大，这些人意识到他们国民生活的短处，急着想通过认真而切实的努力加以改善；但是他们没有有效的组织，其程度甚至还远不如世界其他各地的同类组织，因而他们的努力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
政治上的“温和主义者”准备同仍然在不同程度上监护着他们国家的英国人或法国人作出策略上的妥协，而“极端主义者”则只接受完全的和即刻的独立，这两者之间的分歧从上层少数派的“拥护者”一直扩大到下面较低级的中产阶级知识份子阶层的“追随者”。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迅速发达，部分是由于中东向往于被纳入的形形色色的西方文明轨道而产生的实际需要，但也还有第二位的原因，即出于提高国家威望和效法先进的考虑。但对于如何将青年的学习同一些向他们开放的在经济和社会上可以做的事情相联系，却不够注意；结果是——在埃及尤其是如此——劳动力市场上充斥着大批过剩的年轻“阿凡提”，这些人无一技之长，什么商业或高级职业都干不了，回头去干他们父亲干的那种比较平凡的活儿吧，又因受过一些教育而显得不相称。在巴勒斯坦，英国向犹太复国主义所作的承诺使阿拉伯上层少数派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那位民族领袖（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哈吉·穆罕默德·阿明·侯赛尼）对这一阶层几乎具有无上影响。然而在中东的其他国家，上层少数派已从暂时默认问英法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为代价而赢得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权力。当英法豢养的宠儿们感恩戴德地继续其同主子的寄生关系时，另一些被摈弃在此种恩泽之外或坚持政治原则而不愿同“帝国主义”妥协的人，便脱离他们而转入颠覆性的半地下组织（部分是由于这些人被取消了按宪法应有的发表意见的权利，部分则由于这些人生来爱施阴谋诡计），并集结于某个领袖的周围，在这些支持者看来，这位领袖是令人感动的，而在批评他的人看来，他只是一个狂热者。
就德意两国政府而言，它们在充分利用中东极端主义运动方面的行动绝不缓慢，它们气味相投，是由于它们都同样反对英法，都同样崇拜“一个领袖”的原则。某些阿拉伯极端主义领袖曾在德国受过部分教育，巴尔杜尔·冯·席拉赫1937年的中东之行可以使一个受到他庇护的地方领袖身价百倍；据说，轴心国的津贴给寒伧的团体布置了漂亮的俱乐部会客室，就这样为无所归属的青年提供了参加这些团体的物质上的动机。
对极端主义青年运动的此种鼓励，只是自1935年以来德意在中东所发动的反对英法的政治攻势的一个方面，或许还是一个较小的方面。广泛和耗资巨大的宣传是通过接受津贴的通讯社、广播、电影和教育机构进行的。随着沙赫特的1936年访问之后，德国在发展互惠贸易方面所作的努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它往往以高于世界市场颇多的价格购买农产品，然后以德国军械和工业品作为交换。到了1937年，这两大强国集团已在为控制中东而进行着一场政治和经济斗争，即使是那些最迫切希望自己的领域不受欧洲势力干扰的穆斯林统治者，也不能漠不关心地超然于局外了。沙特阿拉伯国王和也门的伊玛目都派代表参加了1939年初召开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伦敦圆桌会议；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早在1933年便同美国石油界订立了开发其东海岸油田的契约，孤傲得多的伊玛目叶海亚则同英国、意大利、苏联和日本等迥不相同的国家都订了各种条约。
强国活动的增强促使中东国家采取的第一个步骤便是试图在它们自身之间结成一个共同阵线，以免逐个地成为它们所不能左右的敌对政策的毫无希望的牺牲品。奥斯曼帝国瓦解后在接着成立的各国间留下了许多没有解决的争端，要不是英国施加影响从中斡旋，这些争端是会导致许多次小型战争的。土耳其共和国同伊拉克有着边界争端，而且就在不久之前强行调整了它同叙利亚的边界。波斯一直都在为同土耳其和伊拉克的边界争吵。沙特阿拉伯事实上一直在同它的邻国也门打仗，而伊本·沙特同外约旦的埃米尔·阿卜杜拉又有着二十年之久的王位之争和边界争端，后者现在是哈希米家族的首脑，这一家族曾在奥斯曼政权下正式统治麦加，并自那时以来一直为外约旦和伊拉克提供统治者。尽管埃及同阿拉伯亚洲国家有着共同的语言和宗教，但它们的关系向来都是不亲密的。埃及的政治家们一直专心致志于为自己摆脱外国控制而作努力，国王福阿德则指望同欧洲而不是同阿拉伯亚洲促进文化联系。只是由于在犹太复国主义这一民族主义旗帜下的移民浪潮高涨，日益威胁着穆斯林在巴勒斯坦的地位，这才促使阿拉伯统治者凑合在一起；首先是1936年试图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英国人之间进行调解，而后又比较正式地在1939年举行圆桌会议。虽说此种联合是由于中东内部存在着危险的结果，但1937年由土耳其、伊拉克、波斯和阿富汗缔结的萨达巴德公约则是企图通过相互保证以防某个外国危及它们的生存，因为这一时期大国的纷争正有增无已，国联提出的集体安全又告失败。土耳其既是1934年巴尔干小协约的成员国，又同俄国有着友好和中立的条约关系，那些条约可以上溯到1921年，所以它作为东欧和中东之间的一座桥梁的特殊地位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面对1939年威胁世界的危险，中东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是无助于这些国家的稳定的。虽然土耳其在穆斯塔法·基马力·阿塔图克（已于1938年11月10日逝世）的独裁统治下享有政府的延续性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而同他堪称匹敌的波斯的礼萨·沙赫·巴列维的业绩，则因他日益醉心于个人的聚敛致富而大为逊色。在沙特阿拉伯和也门，国君和他指定的地方长官亲自管理人民，没有官僚机构插手其间，事实上大臣们都只是他们主子的奴仆。外约旦的埃米尔·阿卜杜拉行使的权力也并不小，因为他只接受英国驻扎官的意见。非阿拉伯的北方日益趋向西方化专政，阿拉伯半岛则还存在着传统的家族制，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埃及和“肥沃新月”诸国所呈现的则是一种模拟的议会政治。利凡特各国的政府受法国高级专员的权力严格限制，因此这些政府的作为不能认为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另一方面，埃及和伊拉克自被承认为主权国家后，英国的影响已是间接的了；不过在实际上，只要有武装力量作后盾，两国的政府还是可以由英国的代表建立或废除的，这正如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