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美国国防法令”这巧妙确切的题目向国会提出了租借法案。1941年3月11日，这项法案获得通过，成为法律。
因此，在法国覆灭后只不过六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内，英国人的希望就有了美国的许多法令为可靠的基础而巩固了起来。只要英国人这时能够在“猛烈的空袭”的严峻考验下，继续坚守到在北美的那个“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全力投入生产，最后战败的阴影就将开始落在德国的头上。不管德国将来在扩大其征服时可能获得多大的成功，美国和英联邦合在一起的工业生产能力，将不会被德国和在它铁蹄下的欧洲大陆国家赶上。可以肯定说，在德国人控制下的那些国家的生产能力，永远也不可能被德国人充分利用。在那些被征服的国家里，厂家和工人正在被迫为了令人深恶痛绝的战争目的而工作，这个战争的目的，是要把枷锁永远套在他们的脖子上，可以指望这些人会冒了生命的危险，使自己的工作尽量少为德国的战争目的起作用。相反，在海外那些仍然未被征服的民主国家里，却可以指望厂家和工人全力以赴地“拼命苦干”。一方是决心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使作战潜力的指数上升，另一方是决心“消极怠工”，使作战潜力的指数下降，所以，早在1941年新年伊始，战争的形势就已经开始在转变了。
在战争的这一阶段，联合王国的平民等于都在前线。他们经受着猛烈空袭所带来的空前苦难，即使大多数人连皮肤也没有擦伤，但是他们都被搞得筋疲力尽，对国家的作战努力来说，这比少数人的伤亡，威胁更大。从7月到12月，共有二万三千零二名平民伤亡，对全国人口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百分比，但是这个数目已经超过了同一时期内武装部队的伤亡数字。
疲劳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增加生产是头等大事；可是，疲劳还只不过是英国人的勇气所要经受的三大严峻考验之一。他们要经受的第二种严峻考验是经常担心暴死。第三种严峻的考验——在英国也是没有经历过的——是既定的社会秩序被破坏了，首先是家庭里妻离子散，而家庭乃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家庭里妻离子散的情况有：对儿童进行预防性疏散；住房被炸毁，不得不到能收容他们的地方去栖身；劳动力全部按地区重新分配，在遥远的海外战场服役的军人与妻子的长期分离。其中，对家庭最起破坏作用的是，征召已婚妇女参加民工队，使她们离开家庭，离开子女，这是一项严酷的措施，是英国为了取得最后胜利而必须付出的一部分代价。这一措施，希特勒在吃过苦头之后，也不愿如法炮制，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了，连一个蛊惑民心的独裁者都不敢强制执行。
英国人民在个人遭受这些苦难的情况下，表现了他们爱好社交的天赋，他们能够临时凑合成一些社交组织，来部分地弥补战争对他们的生活所造成的破坏。一座警戒空袭的民防哨所，又可以当作俱乐部使用，俱乐部的会员虽然社会经历大不相同，也没有选择会友的条件，却渐渐结成了朋友。那些一夜又一夜躲避在伦敦地下铁道的站台上，或躲避在一两个不使用的隧道里的群众，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交组织和社交活动的网，开展业余戏剧演出、宗教礼拜、辩论会、音乐会等等；在战争结束之前，甚至有人担心，唯恐这些夜间的难民，有的人由于实在太喜爱这种反常的有家归不得的自由生活，也许不愿恢复正常，回到家里去做辛苦的家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有一个减轻人们痛苦的因素，这就是，同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内的过去历次战争相比较，药物治疗的效果这时有了惊人的提高。当伦敦和其他交战国的许多大城市的下水道和总水管因遭到轰炸而一再被破坏时，当居民由于操劳过度、失去家庭、睡眠不足和粮食定量等等原因在精神上和体质上都变得虚弱时，可以预料，由于瘟疫而造成的死亡一定会使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那一次流行性感冒所造成的灾害相形见绌，然而，在惊人的困难环境下，公共卫生工作仍然做得那么好，配给的各种食物安排得那么适当，所以在整个战争时期，所有交战国内人民的健康情况一直都出人意外地良好，只有少数地区例外，特别是希腊以及阿纳姆战役后的荷兰北部，那里的人民由于占领国怀有敌意，存心惨无人道地对待他们，而被活活饿死。科学应用于社会生活有了很大的发展，英国虽然不是在这方面得到好处的唯一国家，但是这肯定是英国自己的社会状况方面的几个因素之一，这些因素使英国在遭受1940年春天和夏天的巨大灾难之后，仍能长期经受严峻考验而坚持下去。
究竟是什么感情和思想鼓舞了英国人，使他们能在十八个月的艰苦考验的时期，在反复经受“小型的猛烈空袭”时期，以及在经过德国导弹武器——通称为V1和V2——的连续光顾后，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呢？
对于受到猛烈空袭之害的人们之所以能坚定自己的意志，一种想法是他们意识到，这种狂轰滥炸本身就是德国空军承认自己过去在不列颠之战中失败的自白书。戈林要不是由于代价太大和把握太少的缘故而放弃了以前想在白天吃掉皇家空军以掌握英国上空制空权的这种打算的话，他决不致于把自己的空军力量转而用在那种比较容易进行但是效果也较小的夜间骚扰英国平民的行动方面去。到1940年10月31日的时候，英国空军已经赢得了1940年7月10日开始的不列颠之战的胜利，而英国人民也已明白了这一点。早期在空战方面的胜利，被认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那些在日后的猛烈空袭中受害的平民都感到，即使他们个人或许会丧失生命、炸残四肢、荡尽财产或者不得睡眠，但是在这第二阶段的空中战役中，国家的生存已经不再有危险了。
在这个阶段，使英国人的士气得到振奋的第二个因素是，自1940年12月9日开始，英军在西部沙漠连续战胜意大利军队，接着，在东非战场又取得同样辉煌的胜利。对于在非洲战败意大利对手的这些胜利的重要性，英国公众的估计并不过高。他们十分清楚，他们正在自己锻造或者向人租借的“工具”所要起的“作用”，是在欧洲打败德国，而在任何地区，只要德国人尚未亲自出马，战斗就不会是决定性的，因此，战胜德国的一个小伙伴，对决定这场战争的结局并不起什么作用。尽管如此，在这种悲观失望的时刻，能在任何地区打败任何敌人总是件好事，英国人民受到了韦维尔将军的鼓舞，韦维尔用实例证明了，德国人不久前一直在使用并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那种机械化部队的新战术，一个英国指挥官也会使用——尽管在当时规模要小一些——并能产生类似的效果，何况，他本人就是这种战术的倡导人之一，德国参谋总部正是从这些人那里，学到这种新的军事诀窍的。可惜，韦维尔将军有机会来运用这种战术的时间很短促，但是他用以取得的辉煌成绩，已经非常及时地使英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振作起来，从而对此后战争的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都是促使英国人民这时“拼命苦干”的心理气氛。在工业生产战线上，丘吉尔有欧内斯特·贝文为副手，贝文对最后胜利所作的贡献，甚至可以同丘吉尔相提并论。丘吉尔在他生平的这一阶段，全然超越了党派政治的障碍，而贝文在丘吉尔的联合政府里所起的主要作用，正同首相一样，是作为一种象征，在全国范围内把政党间的分歧暂时搁起，以使全国的力量联合起来。自战争爆发后，工党虽然忠诚地支持张伯伦政府，但是并不对它表示钦佩或信任。而只要工党的代表还未参加政府并担任一些最重要的行政职务，英国就休想联合全国的力量来“拼命苦干”。贝文并非毕生都当议员，他对国际事务一向也不特别关心。1935年的阿比西尼亚危机，才使他意识到国际事务的迫切重要性，后来，又由于他以联合王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出席了1938年9月在澳大利亚召开的一个讨论英联邦事务的非正式会议——那时正是希特勒硬要英法两国同意他提出的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的条件，全世界处于战争边缘的当日——他对国际事务就更重视了。贝文本人出身工人，他献身于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在这方面，他不仅获得工人弟兄们的信任和拥护，而且还博得反对他的人们的尊敬，因为他为人忠实、坦率、勇敢、果断，最重要的是他喜欢采用说理和协商的方式，根据一件事本身的是非曲直来说服对方，但是当他看到除了斗争别无他法时，他也决不逡巡畏缩，这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的特点。他五十九岁时由工会活动的场所调到内阁工作，不久就显出他具有政治家的本质。贝文作为丘吉尔政府的劳工与军役大臣，肩负着处理1940年5月22日的联合王国（国防）紧急授权法令中有关动员人力这一棘手问题的重任。经大臣们建议，这项果断的立法措施授权英王在咨询枢密院后，制订这样的国防条例，规定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保卫王国、维持公共秩序，或是为了有效地进行英王陛下可能从事的任何战争，或者为了继续提供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资或劳力，只要英王认为有必要或需要采取权宜措施时，可要求人民把他们本人、他们的劳力和他们的财产全部交给英王陛下自由处置。
这项法令于一天之内在上、下两院逐级通过，而且为公众所接受，公众不但处之泰然，而且还衷心感到满意。可是，英国政府能获得这些权力是一回事，如何来实际使用这些权力又是一回事。贝文的成就在于，他能尽量采用说服而不采用强制的办法，取得了巨大的、必不可少的效果。在联合王国，也许没有别人能做到这一点。自丘吉尔而下，贝文的成就是任何一个英国政治家为了赢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