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船舶损失的程度已如上述。由于法国的崩溃，大约有总载重量为三百万吨的船舶可供给英国使用，但是，这只不过帮助避免了有可能变为灾难性的局面，而不能减轻英国的困难处境。比船舶损失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船舶的使用效率降低了。敌人在海上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这意味着，英国要么加强护航制度，从而造成商船在护航队集结的港口耽搁，要么使商船绕道走较为安全的海路。在港口耽搁的现象也是相当严重的，因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港口都缺乏组织工作和足够的设备，使得船只往往要等待很久，才能卸货或装货。1940年秋天，联合王国作出决定，尽量把运输工作移往西海岸的各港口，避而不用那些最容易受到德国空军空袭的沿海地区。可是，这一决定更加剧了运输困难的情况。
港口拥挤主要是由于内陆运输系统不健全而造成的。就象海运情况一样，那些在战前负责制订计划的人，一直摆脱不了运输能力过剩的想法。在战时，主要的运输工作显然将不得不由铁路来承担，但是，当战争爆发时，政府并未试图对铁路系统上可能最拥挤的那些地方进行调查，也未估计已有的铁路车辆是否够用。在战争的头九个月里，这种弱点还不显著，但是到1940年秋天，就出现了全面的运输危机。这种危机与其说是由于要求运输的数量增加所造成，还不如说是由运输的速度降低所造成，而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遭到大规模的空袭和把车辆调往原来用车较少的西海岸各港口。对已有的车辆不善于充分地安排好集中使用，更大大增加了运输上的困难。运输危机虽然对整个国家经济只带来间接影响，但是它主要直接影响了对英国南部的正常供煤，同时也造成港口拥挤，货物积压，因铁路已无能力把这些货物运走。
这个运输危机一直持续到1941年春天，其后情况开始好转。昼长夜短，空袭停止，组织工作改善，船只重新驶往东海岸，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来缓和港口的拥挤现象，增添了专用设备，扩大利用了沿海航运，这一切，都有助于减轻铁路运输所受到的压力，到1941年夏天的时候，货运量又恢复到1940年春天的水平。可是，到那时候情况也很清楚，今后铁路方面受到的压力将非常大，原有的运输体系是不能适应需要的。最需要的是建立更有效的组织，这项工作到1941年底已经大部分完成。1941年4月间，成立了一个中央运输委员会，由一些与运输工作有关的主要政党的代表组成，以估计和协调各方面的要求，有必要时，也为如何发挥运输潜力制订计划。在这一行动之后，5月间又成立了战时运输部，负责总揽一切运输事务，包括国内运输和海外航运。8月间，政府又为战时运输部任命了一名铁道监督官，从而加强了对铁路的管理。因此，到1941年夏天，这个机构第一次能够相当精确地预测出未来的需要，并着手制订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必要措施。
1940年5月间各党联合政府的成立，运输工人与一般工人工会的秘书长欧内斯特·贝文被任命为新的劳工大臣，这两件事为劳动政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贝文在就职时要求有全权管理全部劳动力的供应，并被授与了这项权力。当时征兵工作已经在顺利进行，但在非军事方面，还看不到相应的效果。可是，在其后的十二个月里，情况改变了。1940年5月22日，政府授与劳工大臣在征兵和男女劳动力调度方面几乎无限的权力。6月间，颁布了一项限制雇用法令，以防止“偷挖”熟练工人和保存农业和矿业方面的工人，不让他们流入工资较高的军火工业；1941年3月，又颁布了必需品生产法令，限制雇主解雇工人的权利和工人离职的权利，以防止劳动力的流动过多。从那时起到战争结束为止，劳动力管理的主要方针就是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而确立了下来。
要使现有的劳动力发挥最大的作用，就必须对各界对劳动力的需要以及劳动力的来源有准确的了解。最早对劳动力进行估计的，是人力需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一个部际委员会，于1940年8月成立，由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后为勋爵）主持。但是，在1941年进行劳动力调查时，才第一次真正试图编制劳动力预算。这次调查所提供的资料，使劳动部有可能制订一些确切的计划，并且提前十二个月完成战时内阁规定的劳动力指标。
因此，到1941年底，这个旨在有效地使用劳动力的机构已经全面开展工作。然而，在1940年和1941年期间，劳工大臣并没有滥用其职权。有一个时期，不是劳动力而是其他因素限制了英国战时经济的发展。机床和某些战略物资的供应都不充裕。即使在劳动力本身范围内，在上述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对劳动力的总的需要继续受到长期缺乏熟练工人的限制。通过推行培训计划、削减不必要的使用人数和普遍地以非熟练工人负担熟练工人的一部分工序等办法，缺乏熟练工人的情况有所改善，但到了1941年下半年，情形一变而为全面地缺乏劳动力。预计到1942年，对劳动力的需要量是巨大的。在这种形势下，劳动管理条例抓紧了。1941年3月起实施的对妇女进行登记和安排的规定，到秋天已将对象扩大到独身的妇女和没有孩子的已婚妇女，到12月又实行了强迫妇女参加部队和民防工作的办法。为了适应部队的需要，征兵年龄降低到十八岁半，男子义务兵役年龄由四十一岁提高到六十一岁，集体预备役制度改为个人预备役制度。到美国参战的时候，英国若按任何其他标难而不是按照它自己后来在战争中所定的标准来衡量，已经达到非常高的动员程度。这既表明了英国人对战争的态度之转变，又表明了劳工部在各级的工作小心谨慎，区别情况不同对待，因而在进行这样动员时并没有引起英国人民的反感或抱怨。
1940年的灾难清楚地表明了，英国国内非进行激烈的改革不可。必须把更多的国家资源集中到立即要开战的地区，去弥补因英国军队从法国撤退而遭受的损失，并为未来的战斗作准备，这样，民用品在国家资源中所占的比例势必要相应地减少。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使可以利用的资源尽量发挥其作用。
粮食供应首当其冲，需要削减。必须使英国人民有吃的，但必须节约地吃。1940年夏天，一些科学家曾建议一种由黑面包、麦片、油脂、牛奶和蔬菜组成的饮食，这种饮食搭配得既有营养又经济实惠。但是，人们认为，当时的形势还没有严重到需要作这种极端的改变。粮食部的目的是要使国民的饮食尽量保持接近正常的标准——这种政策肯定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意味着，在整个时期内，小麦的出粉率仍将保持很低。1940年秋天的海运危机带来了相当大的变化，尤其影响到家畜。该年年底以后，饲料实际上已经停止进口，次年2月，国内供应的饲料实行了配给，3月份起，又规定不准用小麦来喂养牲口。许多专家赞成采取大批屠宰牲畜的政策，但是英国政府认为这种政策是不恰当的，另外提出增加耕地二百五十万英亩的要求。总的说来，在整个时期内，“虽然英国的海上交通经常受到袭击，但是它的粮食政策和国内的粮食生产，却能够相当有效地和顺利地适应这样一个岛国的长期的消耗战争”。
1940年夏末，人们一致认为，到那时为止，对民用市场的供应，在国家资源中所占的比例实在太大了，后来，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的十八个月里，所有民用品的供应实际上都受到了限制。民用品的需要量经常被削减，有些物资，例如铝，实际上被禁止使用。几乎所有重要物资的供应和分配都受到控制，尽管这些控制办法本身也常有一些严重缺点，但是总的说来，执行得还是比较有效的。通过不给原材料和劳动力以及征用工厂场地等办法，民用市场的供应间接地受到了限制。除了这些间接的控制办法之外，再辅之以直接的控制办法，例如，限制批准建造私人房屋的数目和减少国内市场上纺织品、陶器和其他商品的销售量。在战争的头九个月里执行了这些消极的政策，在这以后的一段时期所实施的限制办法，在有些情况下似乎失之过严；那时，政府当局并没有意识到，有些商品，例如深的平底锅子、童车和杯子，实际上都是必需品。1942年，当这些商品的供应已经减少到应有的限额之下时，再要扩大这些工业就困难了。
虽然对民用品市场的供应就这样在不断减少，但是人们的收入仍在增加。要完全避免通货膨胀是不可能的，但是政府决心要把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差距尽量局限于为进行货币刺激所需要的范围之内。由于无法提供更多的商品和服务项目，唯一办法只有限制消费，使人们的收入合理地保持稳定，并且尽量公平地分配生活必需品，这个目的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即征税、储蓄和实行配给。
在1940年7月丘吉尔政府的第一个预算案中，所得税、附加税、财产税以及酒、啤酒、烟和娱乐的税率都提高了，另外，征收购物税的办法也付诸实施。在1941年4月的预算中，征税又有提高，所得税的“基准”额从八先令六便士提高到十先令。从表面上看来，提高的幅度似乎很大，其实这笔数目只够抵过国内开支与按照1940年税率所收税款之间差额的一半。由于种种原因，再要增加税收将不切合实际，因此在战争后期并没有打算这样做，事情很清楚，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差距，不能光是依靠征税这个方法来消除。自觉的储蓄固然可以有助于减少个人的花费，但是，如果整个政策不是以对购买力直接加以限制为支柱的话，它早就要遭到危险了。
如上所述，在战争的第一年里，只有对主要食品才实行配给，而且这一措施是在供应已经发生困�